作為中國最早、最持久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澳門近現代史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真實縮影。中國近現代史中的許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或多或少都跟澳門有直接關聯。例如，湯顯祖的《牡丹亭》就有“香山岙”一幕，據說他還和西來和尚利瑪竇有過會面和對談；皈依天主教的明朝遺民吳歷本欲經澳門去羅馬教廷翻譯《圣經》，卻因禮儀之爭而滯留澳門，給我們留下了《三巴集》；羅馬教皇遣使多羅主教赴華交涉禮儀之爭，最后被康熙皇帝驅逐至澳門看守，抑郁而終；鄭觀應在上海怡和洋行買辦位置退下來之后旅居澳門，不僅建造了鄭家大屋，還寫出了影響深遠的《盛世危言》；容閎來到澳門馬禮遜小學讀書，成為首位去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開啟了幼童留美的歷史；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之后逃難至澳門，創辦了《知新報》，繼續革命宣傳；林則徐通過澳門“開眼看世界”，組織編譯《澳門新聞紙》；孫中山從澳門“首見大海之浩瀚”，遠赴檀香山求學；如此種種，不勝枚舉。其恢宏的歷史場景，其豐厚的文化底蘊，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無盡的靈感和題材。

很可惜，一直以來，這些題材基本上只是歷史學者的研究對象，在文學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和重視，相關的文學作品更屈指可數。三十年前我們創辦“澳門文學獎”，開始呼吁文學界拓展視野，跳出都市文學的框架，深挖澳門的歷史文化資源并進行深度文學創作。希望以更加直觀、感性和普羅大眾更容易接受的文學筆法，探索澳門歷史的價值和意義，講好澳門故事，使澳門的歷史文化名城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更加鮮明奪目，令澳門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張靚麗名片，令澳門這個人類文明實驗室成為一座燈塔，在當今混亂繁雜、變幻莫測的世界里照亮更多的人。

令人欣慰的是，青年作家鄧曉炯以其執著的澳門情懷，知難而進，深挖澳門檔案史料，梳理歷史發展脈絡，繼以沈志亮義士刺殺亞馬留總督的故事寫成了中篇小說《刺客》后，又以文學的筆法重構當年林則徐巡視澳門的原貌，創作了《迷城咒》，并再次獲得“澳門文學獎”的中篇小說獎。這是非常大膽又十分成功的嘗試。

澳門自明代中葉開放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晶，也是中西經貿文化交流的前沿陣地。澳門的生存與發展，既取決于中國的興盛衰敗，又取決于中國與西方關系的變化起伏。后來葡萄牙人在澳門成立了自我管理的機構一一議事會，負責葡人社群內部事務及其與中國當局的關系。一方面，澳門葡萄牙人的議事會是根據當時葡萄牙的法律成立的，要接受他們宗主國的約束；另一方面，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也深明他們的衣食父母是中國，必須與之建立良好的關系。正是因為這種理性認知和切身感受，澳門這艘小船才能在歷史的滔滔長河中生生不息，神話般地沒有擱淺。

一直以來，澳門通商中西，獲得了遠東最繁盛的港口城市之美譽；葡萄牙人也左右逢源，令之后來中國做貿易的其他西方國家羨慕嫉妒恨。無論是荷蘭人還是英國人都曾多次垂涎澳門，甚至不惜采取軍事行動企圖占為己有，但都因無功而返。由此可見，上述兩個事件是前所未見的燙手山芋，直接關系到澳門港口的存續和葡萄牙人的去留，萬一處理不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鴉片戰爭時期，國際形勢動蕩混亂，中英葡三國關系撲朔迷離，在澳門的葡萄牙當局左右為難，即便今天的歷史學者也很難梳理清楚其間的脈絡，更難把握好其中的人物性格和關系。無論是沈志亮刺殺亞馬留還是林則徐巡視澳門事件，都深深觸動了葡萄牙和英國的神經，也為中國與這兩個國家的關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某種意義上，還影響了國際關系和國際格局，其間諸多人物穿插其中，或斡旋調和，或煽風點火，以圖漁翁之利。也許正因為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和世事如棋的萬千變幻，為作者提供了豐富的想象和創作空間，激發了他的寫作熱情。

最為難得的是，作者在歷史和文學之間游離而不分離，創作生動且不離基本史實，文中穿插的很多人物對話，令讀者愛不釋手。以文學寫歷史，本來就非易事，往往吃力不討好。過往諸多歷史小說，在史學界貶多于褒，文學界也不買賬。有人說，三分歷史，七分創作；也有人說，七分歷史，三分文學。但實際上，這并沒有明顯的科學分界，也很難有比重之大小，完全靠作者個人的把握。我認為，文學創作歷史題材，既需要尊重歷史事實，又要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歷史場景以文學的筆法寫得鮮活動人，增加歷史的現場感。甚至為了增加故事和敘事的情節感和曲折性，可以適當加入杜撰的成分，只要像本書的作者那樣在注釋中加以說明就可以（如《迷城之咒》后記中注明了理事官利馬的卒年），以免誤導讀者，以訛傳訛。否則，歷史小說寫出來之后，既不是歷史又不是文學，非驢非馬，兩面不討好。

作為喜好文學又熱愛寫作的澳門歷史學者，讀這本書不僅增加了對那一段歷史的了解，增添了對澳門這座城市的迷戀，加強了自己對歷史題材進行文學創作的信心，更為重要的是，對澳門在國家近現代化過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而感性的認識，對澳門的未來也有了更多的想象和憧憬。我相信，各位讀者看完之后，也會有這種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