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撰文指出：《禮記·儒行》記載孔子“少居魯、長居宋”為真實履歷，孔子“居宋”地點，是其先祖宋國孔氏的世襲封地栗邑，即今豫東夏邑縣。與此相左的記載或誤或偽，均不可信（《孔子“居宋”新說》，2020年5月2日《光明日報·國學》版）。本文探討其“居宋”的時間和重要意義。

孔子離魯“居宋”的原因與起訖時間

據《史記·孔子世家》：孔丘十六歲母親去世，爾后，他得知“季氏饗士”乃“要绖”前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陽虎是魯國“陪臣執國命”（《論語·季氏》）期間大權在握之人，其語表明：曲阜當政者對孔丘“士”的身份，持質疑和否定態度，已經將這位青年后生排斥于貴族陣營之外。當孔丘忍辱含悲、默然而退之際，不能不意識到：繼續留在曲阜是沒有出路的。這就是他選擇離魯至宋、歸依栗邑孔氏這個宋國宗室貴族，以尋求支持和出路的原因。此事約發生于孔丘十七歲之年。從他赴宴受阻，經過一番思考后開始與栗邑孔氏聯系，進而提出投奔之要求，到栗邑孔氏家族長輩商定接納，為期當不會超過一年。因此可以判定：孔子“居宋”大約始于18歲之年。

知此，則探明孔子重返魯國是哪一年，其“居宋”的時間也就清楚了。但查遍有關典籍，均無具體記載，只能依據相近的記載加以推測。最為相近的記載，見于《左傳·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以火名……”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昭公十七年，孔子27歲，已經身在曲阜；不然則難以“聞之”，更難以“見于郯子而學之”。據《禮記·儒行》，孔子晚年對魯哀公問，說自己“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這都是入鄉隨俗養成的習慣，并非刻意穿戴“儒服”。“長居宋”既然能夠與長達十六七年的“少居魯”相提并論，可知時間不會短，故可斷言：孔子弱冠之年以后，“居宋”最少有3年以上的時間，否則難以養成終身戴“章甫之冠”而未改的積習。也就是說：在23歲之年，孔子仍然居住在宋國。那么，取其23歲到27歲的中間年份，將其重返曲阜的時間定于25歲之年，當為合理推斷。如此說來，青年孔子“居宋”，在18歲到25歲之間，有7年左右。這相當于現代學子讀本科與碩士研究生階段，其意義不可低估。

“居宋”的大致經歷和重要意義

作家柳青曾講：“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創業史》第15章）青年孔子“居宋”，也是其人生“緊要處”。他19歲娶宋國并官氏之女為妻，婚后一年生下兒子孔鯉，舉行冠禮并取字仲尼，從此以成人姿態步入社會等人生大事，都發生在“居宋”期間。循此可見，孔子“居宋”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如下：

一是有效維護了其“士”的身份地位，化解了成長道路上的障礙，改變了前途和命運。春秋時代仍以周王為天下共主，是一個以宗法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政治共同體。各諸侯國的每一家貴族，都屬于同一個共同體。其貴族成員的身份地位，是互相承認、通力維護的。這是維系貴族社會的根本法則。在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中，宋、魯同屬于最高等級的公國，其宗室貴族是地位尊貴的老牌貴族。既然有栗邑孔氏這個老牌貴族的接納，青年孔子士的身份，成為毋庸置疑的事實，魯國的質疑隨之煙消云散。后來孔子重返魯國，曲阜貴族陣營便向他敞開了大門：季氏家任其為“委吏”“乘田”（《孟子·萬章下》），意味著其士的身份得到了魯國貴族陣營的普遍承認。此后，隨著孔子開辦私學聲名鵲起，得到了魯大夫臧孫紇、孟僖子高度贊賞：稱之為“圣人之后”、將來“達者”。這些均與“居宋”有很大關系。知此，看到孟僖子將死而留遺囑，稱道孔子歷述其宋國祖上榮光，不惜繞了那么大一個彎子（《左傳·昭公七年》），就不奇怪了。

二是獲得系統的貴族教育，即“六藝”知識和技能。雖然《論語·為政》孔子自謂“十五而志于學”，《史記·孔子世家》記其“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早已表現出對禮的喜好；但是以其所處年齡段，以及被歧視的環境條件，所能學到的知識技能是比較有限的。孔子系統地習得“六藝”，只能是在“居宋”期間。在栗邑孔氏家族的關懷培養下，在家族教育、社會實踐和環境的熏陶下，曾經青澀的孔丘，順利完成了向“六藝”嫻熟仲尼的蛻變。在由單身而為人夫、為人父的成長過程中，在躬行婚禮、冠禮、鄉射禮、鄉飲酒禮、祭祀禮等活動中，青年孔子對于禮、樂的修習由一般的聞見之學，發展為親身參與和實際操作，他對各項禮儀的繁瑣程序、豐富內涵、具體操作、社會意義等有了切身體驗和深入認識，不僅系統掌握了“禮、樂、書、數”等文化知識技能，也熟練掌握了“射、御”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軍事知識技能。這些都是當時為士的基本功，也是他后來開創私學教育的基本功。

三是廣泛接受王官文化的熏陶，基本養成了“好古，敏以求之”（《論語·述而》）的學風，初步奠定了他后來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所必須具備的歷史文化基礎。我們知道：宋國奉殷先祀，殷遺民較多地聚集生活于此，殷禮殷文化也較多地保存于此，這使得孔子學習禮樂，具有一定歷史厚度和縱向比較的條件。栗邑孔氏家族的底蘊堪稱厚重，據《左傳·昭公七年》，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左傳·昭公七年》）《國語·魯語下》記“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史，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既有溫恭勤恪之美德，還是《詩經·商頌》十二篇的輯成者。也有史籍說他“作《商頌》十二篇”（《后漢書·曹褒傳》“考父詠殷”注文），直接視之為《詩經·商頌》的作者。《商頌》12篇，有7篇在孔子之前已經亡佚，今存5篇，其《玄鳥》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武》云：“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詠歌殷商歷史，贊頌殷人祖先的功德，洋溢著對殷商盛世的懷念以及殷人的民族自豪感。今就《鼎銘》《商頌》及其所輯之“亂”文觀之，詞語簡潔、典雅、富于神韻，所遺傳的孔氏家風亦可想而知。凡此種種，對于青年孔子較早涉及先周古禮、古文化，比較廣泛地涉獵夏、商、周三代王官文化，養成“好古，敏以求之”的學風和文化性格，無疑是個不可多得的條件。

四是在宋地沐浴“儒”風，習得“儒術”，基本確定了“為君子儒”（《論語·雍也》）的人生目標和職業取向。許慎《說文解字》釋“儒”為“術士之稱”。章太炎《國故論衡·原儒》提出儒之“三名”：廣義的“達名之儒”泛指術士；狹義的“私名之儒”專指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介于這兩者之間的“類名之儒”，是指一種以治喪相禮等宗教事務為職事的古老行業。在孔子開創儒家學派之前，儒還是一種行業，此行業之人，似有約定俗成的職業裝。孔子對魯哀公問，說自己戴章甫之冠只是入鄉隨俗；但魯哀公疑為“儒服”，也是事出有因。《論語·先進》記載公西華言志：“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可見章甫之冠正是從事相禮者所戴之儒冠。宋國多存殷禮遺風，以儒為業者眾，故儒冠成俗。此行業之儒被孔子分為兩類：一類是既有君子之位，又有君子之德的“君子儒”；另一類是沒有君子之位，也不能苛求其有君子之德的民間儒士，即“小人儒”。孔子所樹立的人生目標是“為君子儒”。后來具有民間儒士家庭背景的弟子卜商拜師入孔門，“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顯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表現（《“君子儒”與“小人儒”新詮》，2012年第4期《河南大學學報》。以往論者釋“君子”皆二分法：有德者、有位者。這在邏輯上不周延，忽略了第三種情況：孔門所謂君子，是既有德、又有位者）。張秉楠作《孔子傳》，其第二章第四節的標題為“以相禮助喪為職業的青年儒者”（張秉楠：《孔子傳》，吉林文史出版社）可謂醒目而中肯；但是囿于學界“孔子生于魯長于魯”的成見，只是根據孔子夫人是宋人，而推測其“婚前不久去過宋國考察殷禮”。現在，我們既知孔子“居宋”長達七年，耳濡目染殷禮殷俗天長日久，這就遠非一兩次考察可比了。長年累月沐浴儒風，歲歲年年修習儒術，不僅使孔子養成終身戴章甫之冠的積習，還使其具備了終身為儒的職業素養，并且樹立起“為君子儒”的人生目標。這應該是孔子“居宋”最重要的收益。

厘清孔子“居宋”履歷的學術史意義

弄清孔子“居宋”的時間和意義，對于孔學史上其他相關問題的認識，也將得以更新或深化。具體而言至少有以下幾點：

一是孔子擔任季氏“委吏”“乘田”的時間，以往論者多認為始于20歲之年。現在看，應順延至25或26歲。還有《論語·八佾》“子入太廟，每事問”章、“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章、“三家者以《雍》徹”等諸章之系年，也要酌情向后順延。

二是對于“季氏饗士”孔子受阻事件，以往多未深究，視作偶然事件，或以為只是陽虎個人行為。如今看來陽虎的態度，其實代表了曲阜當政者的看法。孔子士的身份既不被承認，其享受已故陬邑大夫福利蔭庇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這從《論語·子罕》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可以得到佐證。由此反思孔丘的少年生活和身份地位，不難發現：無論在曲阜當政者眼中，還是在事實上，居宋之前的孔丘，只是生活于社會底層的庶人，并不屬于貴族士階層。這樣的履歷對其思想情感與學說體系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三是對于孔子自謂“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的解釋，不僅古代學者，近現代如錢穆、馮友蘭、周予同等不少前輩，也將“鄙事”釋為任“委吏”“乘田”所從事的事務性工作（錢穆《孔子傳》；《十家論孔·馮友蘭論孔子》；《十家論孔·周予同論孔子》）而不是生產勞動。其實，“委吏”“乘田”所從事的會計、畜牧管理等，是具有“士”身份才能夠從事的基層管理工作。“吾少也賤”多能之“鄙事”，只能是平民稼穡等體力勞動。正因為孔子曾親歷稼穡等艱辛，其政治哲學才會具有如此濃厚的民本主義色彩。

（作者：高培華，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