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女作家韓江的《素食者》向我們講述了三個看似相互獨立卻又聯系緊密的故事——“素食者”“胎記”“樹火”。從2000年代中期這部作品問世，到2016年榮獲布克國際文學獎，再到今年拿下諾貝爾文學獎桂冠，與韓江的其他作品相比，《素食者》一直都是一部飽受爭議的“問題”作品。在小說中，主人公英惠因拒絕肉食，而選擇逃避日常生活。由于此段敘事過于晦澀且略顯極端，導致大多數的文學批評家和讀者都表示難以理解英惠的行為。但實際上，韓江在小說中刻意回避了英惠的視角，每個故事都是在他人目光注視下展開敘事的——“素食者”中英惠的丈夫“我”、“胎記”中英惠的姐夫“他”、“樹火”中英惠的姐姐“仁惠”。在這樣的敘事視角下，“他者化”的英惠沒有機會為自己行為進行辯解，讀者也只能在他人的目光中尋找解釋英惠行為的蛛絲馬跡。

韓江在接受采訪時，承認了誤讀主人公英惠的可能性，并反復強調英惠不是單純的犧牲者。在她看來，英惠是一個“為了抵抗暴力可以豁出性命的人”，是“堅持與人性黑暗斗爭到底的存在”。

《素食者》中的“食物”和“進食”，是韓江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一種母題，主要表現為主人公“拒絕”或“過度攝入”“食物”的行為。例如，在《你冰冷的手》《起風了，出發吧》中，主人公所表現出來的“進食障礙”，實際上是通過“暴飲暴食”或“厭食癥”等方式來表達對世界的厭惡和憤怒，并試圖以此構建一種自我保護機制。“進食障礙”成為女主人公重塑自我身份認同的一種路徑，在這一過程中，“進食”作為與世界溝通的主要媒介，其外延得到了擴展。因此，我們有必要去關注，韓江在作品中如何通過拒絕“進食”這一行為來建構女性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從這一點上來講，《素食者》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思考空間——那個丈夫口中“世界上最平凡的女性”英惠，是以怎樣的方式來反抗“他人”眼中這一卑賤角色的，而女性的這種反抗又會給蔑視她們的世界帶來怎樣的沖突和變化。

反復出現的噩夢是英惠對肉食表現出強烈反抗的主要原因。夢中那些可怕的殺戮場面，讓她感同身受無法忘記。在記憶的盡頭，是小時候與父親相關的一個場景。一天，家里飼養的狗咬傷了父親，盛怒之下的父親將它吊在摩托車上，殘忍地殺死了它。通過關于英惠記憶的敘事，我們可以推測英惠噩夢和恐懼的根源或許就是她的父親。父親把在越南戰場上殺人的舊事當作英雄事跡，天天掛在嘴邊炫耀。但對于英惠而言，對殺人的恐懼足以給年幼的她留下心理陰影。在英惠結婚后，父親的權威則轉移到了她丈夫的身上。英惠的丈夫把她當作滿足自己食欲和性欲的工具。在英惠看來，父親和丈夫是作為同一個肉食共同體，對他們產生了厭惡的情緒。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惠的恐懼的那段敘述中，她的恐懼并不來源于這個肉食共同體，小說敏銳地關注到一個旁觀者“面孔”。那是一副血肉模糊的“面孔”，目睹了父親殺狗的全過程，卻無動于衷。之后，又大快朵頤地享用起散落在地上的肉塊。那副“面孔”反復在噩夢中出現，英惠對此感到熟悉卻又陌生。最后，英惠終于意識到，那副“面孔”就是第一次看到自己時的模樣。在此之后，英惠總有一種錯覺——自己殺了人，或者說別人想要殺害她，并因此陷入到無休止的困惑中。換言之，英惠之所以會對肉食表現出強烈的抵觸情緒，與其說是對肉食或暴力的恐懼，不如說是對“殺戮心理機制”的一種自覺——自己雖然拒絕食肉，但實際上與其他肉食者一樣，曾經吃過肉，也是一名施暴者。

英惠的這種自覺，讓我們不禁聯想到魯迅《狂人日記》中的“食人”敘事。狂人對于“食人”的認知過程與英惠對于“殺戮心理機制”自覺過程十分相似。在《狂人日記》中，狂人的哥哥和其他村民所組建的“家庭共同體”，以及維持這一“家庭共同體”的根本動因便是“食人”這一暴力行為的內在化過程，并且隨著這一認知內在化成為“家庭共同體”的日常行為準則后，便難以察覺到它的不合理之處。正如英惠媽媽所說“現在你不吃肉，世人就會把你吃掉”，“家庭共同體”會將拒絕共同準則的人驅逐到“正常”的環境之外，強行將這個例外關到精神病院中或者囚禁在封閉的房間里。但對于如何擺脫這一處境，狂人和英惠選擇了不同的路徑。狂人認識到不能改變哥哥和家人而走向了絕望，英惠則選擇通過自殘等斗爭行為進行反抗。

英惠察覺到自己也曾是一名施暴者，無意識地與其他食肉者一起吃過肉，并因此感到極度的不適和恐懼。但她并沒有止步于此，她清楚地認識到單純地依靠拒絕肉食這一行為是無法擺脫噩夢束縛的。因此，面對家人不斷強迫自己吃肉，她選擇通過傷害自己的身體來表示反抗。她發出野獸般的尖叫；在丈夫要求她做一個好妻子時，咬住家里飼養的寵物鳥，向丈夫示威。

英惠不惜自殘，也要將自己從暴力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素食者》的第二個故事“胎記”中，英惠選擇了通過接受與姐夫發生性關系來破壞現有的自己，是因為幻想著自己可以變成一株植物。而在第三個故事“樹火”中，英惠堅信通過幻想自己成為一株植物，能擺脫噩夢的困擾；后來又通過拒絕食物，來表達自己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來達成夙愿的決心與意志。此外，英惠對于擺脫暴力的渴望，不會因她的死亡而結束，而將會在姐姐仁惠的生活中得到延續。仁惠一直扮演著一名好妻子的角色，即便親眼目睹了自己丈夫和妹妹的出軌行為，依舊選擇了默不作聲。但在看到妹妹在精神病院所遭受的苦痛之后，仁惠也開始做起了和英惠一樣的噩夢。這說明仁惠已經開始覺醒，意識到自己也是一名旁觀的施暴者。

在“樹火”的結尾，面對英惠因拒絕醫護人員救助而與醫護人員廝打的場面，仁惠突然咬傷了醫護人員，代替英惠阻止了他們。而當仁惠抱著全身痙攣的英惠，坐著救護車駛出精神病院時，姐妹倆才真正迎來了解放的時刻。但在這里，我們應該注意到，作家韓江在構建英惠和仁惠兩位女性之間的聯系時，沒有選擇相對收斂的“和解”或“恢復”的方式，而是采取了“傳遞反抗”這一形式來實現她們之間的關系。換言之，從此刻開始，英惠的反抗意識將轉移到仁惠的人生中，并得到延續。事實上，韓江曾打算在第三個故事“樹火”之后，再從仁惠兒子智友的視角出發，寫一個關于英惠和仁惠的故事，但最終沒能寫出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部小說《起風了，出發吧》。該作品講述了女畫家仁珠離奇死亡的故事。在故事中，男性評論家姜錫元極力歪曲仁珠的人生，而另一個女性——貞姬則堅信自己心目中仁珠的形象，并因此與姜錫元展開斗爭。實際上，韓國評論界對2000年后韓江的作品頗有贊美之詞，稱其作品中表現出了“無法彌合裂痕的新女性形象”，她們通過身體敘事開創了韓國女性文學的新美學嘗試。但如果我們再去看韓江在《素食者》之后的《少年來了》《不做告別》等幾部作品，便可以發現韓江在《素食者》中的嘗試不僅在于對女性的形象化討論，同樣也可以理解為是對邊緣人或少數人的普遍性美學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