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路遙（左）與曹谷溪在延水關古渡前

從我認識路遙到他去世的20多年里，路遙在我家里生活的時間比他在自己家生活的時間還多。

有一年，大年三十那天，他和妻子林達兩個人騎一輛自行車到郭家溝，和他大媽一起過年。按陜北的鄉俗，正月初一是不出門的。可是，路遙從來不按套路出牌。正月初一吃過餃子，就用自行車帶著林達來到我家，一來就不走了。

1973年，路遙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學習，1975年我也從延川調到了延安。每逢周日，他常常來我家吃飯。后來他分配到《延河》編輯部工作，那陣子編輯部經費困難，他到延安的出差吃住都在我家里；后來他當了專業作家，來延安地委可以安排住賓館，但路遙不愛吃賓館的飯，每天中午11點左右就上我家來了，我們家的飯小菜、小調料比較多，他已經吃習慣了。

1970年，我和路遙在延水關古渡前照的這張照片，是諸多報刊、電視臺發表最多的一張照片，也是路遙最喜歡的一張照片。那時我29歲，路遙21歲。兩個風華正茂的青年，以黃河大峽谷的萬年巖層和滔滔黃河為背景留影，應該說它飽含著一種強烈的象征意義！

這是一張自拍的照片。有人說那張照片是路遙站好后，由我支起三腳架拍的。1970年，我還沒有奢侈到擁有三腳架的地步。我們用幾塊石頭壘起來個臺子，高了就拆下去一塊，低了再墊上一塊。路遙站好后，我趕快壓了自拍快門。

1992年9月5日，路遙從延安地區人民醫院轉到西安西京醫院治療。轉院前夕，路遙特意要我將那張合影放大一張給他。這張照片陪伴他走完生命里程中的最后71天。

扛著“優勝紅旗”走向全國文壇

還記得，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熱播時，習近平總書記曾與上海的主持人曹可凡聊起：“我跟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曾深入交流過。路遙和谷溪他們創辦《山花》的時候，還是寫詩的，不寫小說。”其實，路遙后來在《山花》上發表過一篇題為《優勝紅旗》的短篇小說。這篇小說后來被《陜西文藝》創刊號選用。路遙就是扛著這一面“優勝紅旗”，一步步走向全國文壇。

論年齡，路遙的母親年長我8歲，我又比路遙大8歲。大概就是20歲左右的時候，我認識了路遙。他是一個充滿英雄主義的陜北后生。初涉文壇的路遙，雖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是他酷愛讀書、刻苦學習。終于從一個業余文學愛好者成長為專業文學創作者。

20世紀80年代，他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塑造了馬延雄這樣一個堅定的官員，應該說這是路遙第一次獲獎。隨后不久，中篇小說《人生》獲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繼而又改編成同名電影，許多人預言路遙不可能再有作品超越《人生》，路遙就是不信這個邪，他一定要超越自己，所以他用了6年功夫創作了百萬字的文學巨著《平凡的世界》。1991年，《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

路遙的文學創作碩果累累，但他活著的時候拍攝的影像資料很少。只有西安電影制片廠導演何志銘拍攝過30多分鐘的影像和錄音，分別用在諸多電視片段之中。

和高加林、劉巧珍、孫少平們一起生活

路遙確實不是個安分守己的人，他對整個社會人生充滿斗志；路遙是個頑強的人，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不惜放棄了自己的其他許多事情。他說人生不可能都是完滿的，一定會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他是一個參與意識很強的人，但是他選擇的事業，決定了他必須孤獨地生活在虛構的那些故事里，和高加林、劉巧珍、孫少平和田曉霞們一起生活，一起說笑，一起夢幻，一起追求。

路遙為創作《平凡的世界》做的準備工作非常扎實，他翻閱20世紀80年代的《人民日報》《陜西日報》《參考消息》和《延安報》。這十年間，延安出什么事、世界有什么事影響這塊土地，他都要了解。路遙翻報紙翻得手都破了，還接著用手背翻書。

路遙曾在銅川煤礦、榆林招待所、延安賓館創作這部小說，最后在甘泉縣招待所完成了全部的創作。他曾對我說，他的生活艱苦而孤獨，不僅吃冷饃夾咸菜，常常還有一個老鼠與他為伴。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寫完后，評論界并不十分看好，甚至有人說，想不到寫出《人生》的作家路遙，竟寫出《平凡的世界》這么糟糕的作品！那時正是西方意識流沖擊中國文壇的時候，現實主義被認為是過時老化了。所以他們對《平凡的世界》不看好。但并不是所有評論家都持這個觀點，曾鎮南曾對我說：“谷溪，我讀了很多中國當代小說，我以為能載入文學史的第一部小說，就應該是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路遙堅定地按照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完成了《平凡的世界》。他在寫作道路上是異常頑強的，對待自己的病痛，也是一條好漢。路遙患有肝硬化腹水，疾病逐步惡化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他忍著劇痛完成了長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作品完成的時候，體力也近乎耗盡了。

在路遙誕辰75周年之際，我們應該紀念他為中國文學事業所作出的杰出貢獻。路遙是與人民大眾心心相印的，他獲得了“改革先鋒”的稱號，是一位鼓舞億萬農村青年投身于改革開放的優秀作家。

（作者系路遙好友、延川《山花》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