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出版的小開本書

不知從何年何月起，出版界喜歡出那些重、厚、長、大型的書，以示厚重、隆重，與“成果”二字相稱，這自然沒有什么不可以。然而，因此菲薄了小冊子、小開本，我則有些不平。以頁碼和開本論分量，恰如連心情和靈魂都要量化，科學得呆頭呆腦而不自知。我常舉例：魯迅的《朝花夕拾》《野草》都是小冊子，然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分量能夠超出這兩部的作品有幾部？以往，一篇長文即為一本小書不在少數，幾十頁成一小冊也比比皆是。僅以開本論，小三十二和六十四開本的書很多，也有稱袖珍本、口袋本或文庫本的，總之是輕、薄、短、小，攜帶方便，捧在手里不累，裝幀和設計上也頗講究，給人以藝術上的享受。

我認為巴金先生也是喜歡小開本的。固然，《秋》這樣40萬字的長篇小說是大部頭，他主持出版的《克魯泡特金全集》是大氣的方型本，但是，他自己的作品和他編輯出版的作品，小開本不在少數，讓我隱隱地感到，他有一種小開本的偏愛。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的初版本（開明書店1929年10月版）及其續篇《死去的太陽》（開明書店1931年1月初版）都是六十四開的袖珍本。記得第一次在姜德明先生家看到《滅亡》初版本，我很覺驚奇，后來，它變成中規中矩的三十二開本，仿佛失去了很多韻味。這本小書封面由錢君匋設計，黑黑的炸彈形象和跳出來的近紅的書名帶給人很強的視覺沖擊力。全書375頁，厚厚的，有一種拙巧的可愛。

與以上兩種創作同收入開明書店索非主編的“微明叢書”的還有巴金三種譯作：《薇娜》（署石曾、芾甘合譯，開明書店1928年6月初版）、《骷髏的跳舞》（署一切譯、開明書店1930年3月初版）、《丹東之死》（開明書店1930年7月版），這也都是小開本。我手頭有一本《骷髏的跳舞》1930年10月再版本，曾是“國立編譯館”的舊藏，封面是非常有現代感的黑白兩色設計，“構意于盧森堡（公園）寫成于一切屋”的《譯者序》十分有詩意：“然而有一次我冒著微雨，沿著賽納河望著‘圣母院’高聳著的兩個鐘樓，踏著回家的路，那時候手里只有一本薄薄的世界語的小書，書名叫《骷髏的跳舞》，是花了兩個半佛郎買來的。”“在盧森堡之春里讀完了這本小書，心里確實充滿了希望。”——我關注的是，此書原版也是“薄薄的……小書”。巴金在抗戰期間（1938—1940年）編印過一套“翻譯小文庫”，共十種，都是頁碼不多的小開本，淡綠的封面，配有邊框和壓花，非常雅致，我時常并不讀具體內容，而是拿出來隨便翻一翻，也有一種春風拂面的感覺。

1949年以后，巴金的作品照樣不乏小開本，收入百花文藝出版社散文小叢書的《傾吐不盡的感情》（1963年8月初版）、作家出版社的《賢良橋畔》（1964年9月初版）算得上其中的精品。我還比較喜歡那個時代為普通大眾出版的簡本“文學初步讀物”“文學小叢書”這樣的小開本圖書，它們體現了出版者對大眾真正的關懷。這些書多是六十四開的小冊子。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在“文學初步讀物”的出版說明中說，出版這套書“是為了適應廣大群眾迫切的要求，使他們有適當的初步的文學讀物，并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這套書收入內容涵蓋古今中外，雖然篇幅小，卻并不簡陋，前面有作者像、作者介紹、必要的注釋和插圖，可見編者的精心。我手頭有一冊巴金的《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3月初版），題名文章外，還收了一篇《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都是巴金朝鮮戰地之作，兩篇文章成一冊小書，全書不過25頁。另外一本是巴金的短篇小說《豬與雞》（作家出版社1959年12月初版），僅13000字，24頁，卻也配了孫愛雯的兩幅插圖，前面本書說明中對小說做了介紹：“這篇小說作于抗戰時期。作者描繪了一個嘴尖舌長、好吵架、好占小便宜，但又身受統治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小市民——寡婦馮太太，并通過馮太太養豬養雞的悲劇，反映了抗戰時期大后方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在物價、房租日日高漲聲中的困難生活。”另外，一冊《還魂草》是“文學小叢書”第128種，也不足百頁。編者在闡述這套小叢書的編輯意圖時強調：“字數不多，篇幅不大，隨身可帶，利用工休時間，很快可以讀完。”我注意到，近年有不少名著有了“文庫本”，還希望能有更多“隨身可帶”的小叢書，在時間碎片化的時代中，讓閱讀充實人們的生活。

對于小開本，巴金先生有一個心愿至今未曾實現。他1961年12月11日在給香港學者余思牧的信中說：“我上次過香港時看到一些袖珍版的翻譯書，如《復活》等，都是根據國內的譯本重排的。因此我想如果根據新版排印一種《激流三部曲》的袖珍本，售價一定比舊本便宜。”《家》《春》《秋》至今版本不可謂不多，然而，“袖珍本”卻始終沒有（日譯本《家》有巖波文庫本），不知道出版者們能否破除重厚長大的呆傻迷魅，出一種“袖珍本”，實現巴老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