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現場（河池學院供圖）

近日，“2024年中國文學盛典·駿馬獎之夜”廣西文學周·河池作家群研討會在河池學院舉行，與會專家學者圍繞河池作家群的概念、定位、獨特性及河池作家個體的獨特性展開了熱烈討論，并為河池作家群的可持續發展獻言獻策。

河池作家群是“新南方寫作”的獨特力量

作家群是一種文學思潮或文學現象，劃分的標準主要有地域、題材、代際，等等。在中國文學史上，從古至今都有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有的是一種松散的團體，也有的可能形成了一種風格和流派。河池作家群中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等重要文學獎項獲得者多，河池作家的作品質量也很高，所以河池作家群不僅僅是一種地域性的文學現象，也是中國文學地方性寫作的樣板和標本。正如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指出：“河池作家群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不同于河南南陽作家群、寧夏西海固作家群、云南昭通作家群，河池作家群有它自身的定位和特色。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閻晶明認為，從文學上來討論，“河池作家群越來越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它有自己的特點，既有代際傳承，歷史久遠，其中的作家又具有鮮明的個性，是多民族團結交融的作家群體，已成為“新南方寫作”最獨特的力量。

河池作家群引起了與會專家的熱烈討論。《南方文壇》雜志社副主編曾攀，何平等都強調了河池作家群的“審美共同體”性質。曾攀闡述了安德森“共同體”的定義，認為河池作家群建立在對家鄉故土的深厚感情和對文學的信仰之上。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張柱林認為，河池作家群雖然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獲得了更多的關注，但它不是一個行政概念，而是一種文化概念。

河池作家的文脈傳承與作家們的胎記

河池作家群的歷史文化源流、文脈傳承也是值得探討的重要一環，不同專家對此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作家》雜志社主編宗仁發將河池作家群追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周鋼鳴，然后代代相傳，從未間斷，直到現在的這一批河池作家。何平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作家群不宜無限地追尋自己的文脈，雖然黃庭堅曾經在河池生活過，但顯然和今天的河池作家群沒有必然的聯系，討論作家群時，應該考慮它文脈的傳統和可持續性。為此，他認為應該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視為河池作家群的出發點，比如潘琦、聶震寧、楊克、藍懷昌，再到東西、鬼子、凡一平、李約熱、紅日，這一批作家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開始寫作的，具有現代性。他們帶動了田湘、黃土路、莫景春、何述強、楊合、又見、宋先周、費城、牛依河等一大批作家的寫作。

河池作家群之所以在中國文壇熠熠生輝，得益于河池獨特的地理、文化，以及生活體驗，廣西文聯主席、廣西作協主席東西說：“每個作家都是有胎記的，這個胎記就是你成長的故鄉、寫作的基因與秘密。”由于異質性經驗的介入，河池作家的作品充滿魅力，引人遐想。聶震寧的《長樂》就是以宜州為背景，表現了小縣城的文化心理。東西本人的創作也受到故鄉創傷性經驗的啟發。另一方面，河池作家群也得益于河池多民族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這里有漢、壯、瑤、仫佬、毛南、苗、水、土家等民族，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文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副會長石一寧認為，多民族的文化傳承與少數民族語言的啟發，使“河池作家群的創作呈現了多民族豐富多彩的風情和風貌。”東西的散文《我的第一種異質文化》就涉及到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帶來的創作靈感和寫作個性。

河池作家在創作上會不斷平衡共性和個性之間的關系。《收獲》雜志社副主編鐘紅明在研討會上認為，河池作家群不是以某種一致的文學觀念聚集的，而是充盈著向心力和寫作的內在指引。湖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卓今、《花城》雜志社原主編田瑛等也提到，河池作家群作為一個地域作家群，還有一個文壇的領袖和標桿，即東西。云南作協副主席、《邊疆文學》雜志社社長潘靈也認為，“東西一開始就以偶像的身份存在于文學事件之中。”在共性上，“他們的作品基于生活本身，具有某種先鋒性”，由于作品充滿生活的質感，“很容易喚起一種共情的能力”，他們扎根故鄉，書寫谷里、瓦城、上嶺等地方，塑造精神的原鄉。

河池作家群扎根于河池，而河池學院則是這一區域的文化中心。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凡一平肯定了河池學院給予他的力量與支持，多次在不同的場合強調 “河池學院一直是一座堅實的靠山，為我遮風擋雨，三年的大學生活確立了我人生的方向：當一個作家。”很多河池作家的成長都離不開河池學院的培育、鼓勵和扶持。總的來說，他們的創作表現了從河池出發，走出南方，然后重返故鄉的路徑和模式。

在作家群中，每一個作家都是獨特的，因為寫作是個人的事業。在個性上，閻晶明指出，東西的創作就是一種向內轉的心靈化寫作，從《沒有語言的生活》開始，《耳光響亮》《后悔錄》《篡改的命》，再到《回響》，都具有一致的內核。何平則提到，凡一平2013年開始創作《上嶺村的謀殺案》，開始有意識地、自覺地構建了上嶺村的文學景觀、文學地理版圖，以此為原點，創作了《頂牛爺百歲史》《四季書》《上嶺戀人》《上嶺裁縫》等一系列小說。鬼子的長篇小說新作《買話》則將“荒誕”的經驗進行了本土化的處理，并且書寫了“重返鄉村”這樣的主題。卓今在談到河池作家群的特征時，強調了題材的疊加性，也指出了身份的疊加，例如其中的翔虹既是作家，又是政府官員，《過節》《青春裂》等作品都著力于表現“新時代地域文學的最大特征”。

河池作家群的可持續發展

河池作家群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與會專家認為河池作家群的后備力量尚需加強。留守河池的作家，河池市文聯主席紅日感嘆河池作家群的后備力量較薄弱，擔憂難以挖掘有潛質的青年作家。東西也認為，青年作家的成長應該受到重視和關注，甚至“恨不得拔苗助長，恨不得馬上發現一個作家就把他推上神壇”。但他也指出，一些作家不愿意接受困難，沒有意識到“少年時恰當的困難，是最好的老師。”張柱林則回顧了1994年在河池學院召開“凡一平、東西（田代琳）研討會”時的情形，如今30年過去，與會專家和學者談得較多的依舊是東西和凡一平，他希望能夠看到更多其他的河池作家，讓文學的火炬一直傳遞下去。

面對河池作家群的不俗成績，專家們在總結其特征和經驗的基礎上，也提出了促進河池作家群可持續發展的意見。閻晶明認為，東西30多年對寫作的堅持，這種精神為年輕一代作家的成長提供非常寶貴的經驗。他還提出，為了進一步擴大河池作家群的影響力，應立足河池學院，通過學術研究、教學改革，以及與地方黨委政府定期開展聯動，促進河池作家群的發展。石一寧則把脈河池作家群的短板和弱項，認為應該對報告文學寫作的提升制定針對性的計劃和舉措。廣西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蔣錦璐說，“河池作家群已成為一組群像的拓影浮雕，成為地域文化境界的深層，成為這個時代的精神寫照。”河池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銀建軍指出，河池市黨委和政府應基于河池作家群的突出成績，將河池打造成廣西的“作家之鄉”，更好地服務于地方，服務于人民。不少專家還建議，河池作家群要深度參與地方的經濟文化建設，參與現代化建設，著力打造河池作家群的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