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舊唐書》本傳云：“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后徙河南鞏縣。”杜甫祖父杜審言《新唐書》傳云：“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兩唐書列傳多舉郡望，此二處亦然，則杜甫郡望似為襄州襄陽縣。然而，杜甫每以“京兆杜甫”自稱，如《祭外祖祖母文》有：“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亦有：“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莼鯽之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則杜甫郡望又似為京兆府。

考察杜甫世系，元稹所撰其墓志《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有：“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于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杜甫叔父杜并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銘》有：“男子諱并，字惟兼，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周、晉當陽侯預之后。世世冠族，到于今而稱之。曾祖魚石，隋懷州司功、獲嘉縣令。祖依藝，唐雍州司法、洛州鞏縣令。”杜甫五世祖杜叔毘《周書》傳云：“杜叔毘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元和姓纂》敘襄陽杜氏世系云：“當陽侯元凱少子耽，晉涼州刺史；生顧，西海太守；生遜，過江，隨元帝南遷，居襄陽……乾光孫叔毗，周峽州刺史，生廉卿、憑石、安石、魚石、黃石……魚石生依藝，鞏縣令。依藝生審言，膳部員外。審言生閑，武功尉、奉天令。閑生甫，檢校工部員外。”諸條史料并無抵牾之處，則杜甫世系昭然：先祖為西晉杜預，東晉時衣冠南渡，遷居襄陽，至杜甫五世祖杜叔毘（毗）時轉仕北朝，大約因其曾祖父杜依藝出任鞏縣令而定居于鞏縣。

杜氏望出京兆，杜甫先祖杜預亦被視為京兆杜氏。《元和姓纂》敘京兆杜氏世系有：“漢御史大夫周，本居南陽，以豪族徙茂陵；子延年，又徙杜陵。延年孫篤，入后漢文苑傳。篤曾孫畿，河東太守；生恕，弘農太守；生元凱，晉荊州刺史、征南大將軍、當陽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略同。那么，杜甫家族祖居地先后有南陽、京兆、襄陽、鞏縣，其郡望應被視為京兆還是襄陽仍有疑義。

唐代杜氏郡望，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有京兆、襄陽、洹水、濮陽四望。《太平寰宇記》將杜氏列為著姓的唯有京兆府，而敦煌所出土的天下姓望氏族譜中杜氏郡望有雍州京兆郡與澤州晉昌郡（氏族譜文本見David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7, pp. 217–231）。《元和姓纂》列出杜氏郡望有京兆、襄陽、中山、濮陽、洹水、陜郡、安德、扶風郿縣、偃師、成都、河東、齊郡、醴泉、河南。檢視四種史料，唯有京兆為四處所共舉之杜氏郡望，而襄陽、洹水、濮陽則為兩處所共舉之郡望。實際上，宰相世系表述杜氏系出時有：“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改封唐氏子孫于杜城，京兆杜陵縣是也。”《元和姓纂》亦有：“祁姓，帝堯裔孫劉累之后，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遷封于杜。”京兆杜陵實為杜氏各支共同標舉的系出之處，襄陽杜氏出自西晉杜預之子杜耽（《元和姓纂》；宰相世系表作杜預子杜尹），洹水杜氏出自曹魏杜畿之子杜寬（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云“狀稱與京兆同承延年后”，亦祖述京兆杜氏），濮陽杜氏出自戰國杜赫之子杜威（《元和姓纂》；宰相世系表），都祖述西周時被封于杜城的京兆杜氏。

因此，襄陽、洹水、濮陽（以及《元和姓纂》所列出的中山、陜郡、安德等）均為杜氏的新望，而襄陽杜氏、洹水杜氏、濮陽杜氏等各支杜氏均以京兆杜陵為其舊望。杜甫以京兆自稱、其叔父杜并墓志銘稱其為京兆杜陵人，是舉其舊望；而《舊唐書》杜甫傳與《新唐書》杜審言傳稱其為襄陽人，則是舉其新望。

然而，在唐人的習慣中，舊望與新望并非隨意并舉。岑仲勉對此論稱：“從嚴義而言，舊望之子孫，不能稱新望；新望之子孫，得稱其舊望；易言之，即人得舉其近祖，亦得舉其遠祖也……同一姓也，分望常多，舉其著，則目為故家，舉其不著，則視同寒畯。”（《韓愈河南河陽人》，《唐人行第錄（外三種）》）唐代郡望具有社會和政治的雙重意義，與地位密切相關，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因此認為，形容唐代博陵崔氏的最好術語是“家系識別”（lineage of identification）：他們因為社會地位承認共同的祖先，而沒有整體一致的身份認同（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所以，杜甫的郡望被視為舊望京兆抑或新望襄陽，關系著時人對于杜甫家族社會地位的判斷。

有唐一代，“京兆杜氏”通常并不指稱所有以京兆杜陵為舊望的各支杜氏。《元和姓纂》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均將京兆杜氏與舊望為京兆的襄陽杜氏、洹水杜氏、濮陽杜氏分列。盡管同樣承自杜預，曾經衣冠南渡、出仕南朝的襄陽杜氏，在唐代并不被時人視為京兆杜氏；后者往往特指未曾南渡、而始終居于關中的一支杜氏。此支杜氏在各支杜氏中，在魏晉南北朝位望最為尊崇，柳芳《姓系論》分列高門時列有：“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在唐代同樣最為煊赫，宰相世系表所列杜氏宰相11人，此支杜氏即有8人：杜如晦、杜淹、杜元穎、杜審權、杜讓能、杜黃裳、杜佑、杜悰（宰相世系表以杜佑、杜悰為襄陽杜氏，但此支杜氏實亦為京兆杜氏，見《元和姓纂》）。

因此，杜甫常以舊望京兆而非新望襄陽自舉，正因為京兆相較于襄陽，是杜氏更為顯赫的郡望。并非始終居于關中的杜氏仍以京兆郡望自舉、甚至被他人以京兆稱呼，杜甫一族遠非孤例。例如杜兼出自洹水杜氏（《唐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銘》；宰相世系表），其高祖父杜志靜為其叔父杜正倫嗣子，杜正倫兩唐書本傳均謂其為相州洹水人；然而杜兼《舊唐書》本傳卻云其是京兆人。杜兼與杜甫的情況大致可以類比：杜兼、杜甫均以京兆為舊望；杜兼出自洹水杜氏，杜甫出自襄陽杜氏，為其新望；杜兼一族因其曾祖父杜僑出任懷州長史而遷居于懷州（《唐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銘》），杜甫一族因其曾祖杜依藝出任鞏縣令而遷居于鞏縣，則此二族自新望分別又有遷徙；杜甫以更為顯赫的舊望京兆自舉，杜兼更是在《舊唐書》本傳中獲得了“京兆人”身份的認可。在杜兼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盡管“京兆杜氏”在唐人眼中通常僅指稱最為顯赫的、始終居于京兆的杜氏，但這并非涇渭分明的判分：出自京兆杜氏分支的襄陽、洹水、濮陽等各支杜氏，盡管郡望通常會被時人系于襄陽、洹水、濮陽，但也有被系于京兆的可能。

至此，關于杜甫的郡望已可得到清晰的結論：杜甫舊望京兆，新望襄陽，二者并不矛盾。京兆杜氏相比于襄陽杜氏更為顯赫，因此杜甫以舊望京兆而非新望襄陽自舉。杜甫一族在時人眼中當為襄陽杜氏，但杜甫自稱“京兆杜甫”、杜甫叔父杜并在墓志中被稱為京兆人，雖為美稱，卻并非冒稱。唐人攀附本姓之顯赫郡望，并不局限于如杜甫一族這樣，確有舊望京兆可以祖述的情況。如《史通》所云：“爰乃近古，其言多偽。至于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加之京邑，始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

不惟如此，唐人攀附的對象甚至不局限于如京兆杜氏這樣，在魏晉南北朝時即世代簪纓的望族。例如，韓愈舊望潁川、新望陳留（《元和姓纂》），然而《舊唐書》本傳卻云其是昌黎人、《新唐書》本傳云其是鄧州南陽人，韓愈墓志稱其為“昌黎韓先生”（《韓文公墓志銘》），韓愈于其文中自稱“昌黎韓愈”之例更是俯拾皆是（如《孟東野失子》、《送陸歙州參序》、《瘞破硯文》等）。岑仲勉認為：“唐初宰相，南陽有韓瑗，迄乎中葉，昌黎為盛（可參姓纂），正所謂門閥之間，賢者不免，依附稱謂，初不必為愈諱矣。”（《韓愈河南河陽人》，《唐人行第錄（外三種）》）所論甚是。而昌黎韓氏并非如京兆杜氏這樣在唐代以前即位望尊崇的世家大族。如真正出自昌黎韓氏的玄宗朝宰相韓休，反而在墓志銘中被強調“公諱休，字良士，其先潁川人也。”（《大唐故太子少師贈揚州大都督昌黎韓府君墓志銘并序》）正如京兆之于杜氏，潁川為韓氏最著之郡望。以潁川為舊望、以昌黎為新望的韓休特舉潁川；而以潁川為舊望、以陳留為新望的韓愈卻不舉潁川而舉其實與其無關的昌黎，可見唐人郡望攀附之選擇，不僅與該士族歷史的輝煌有關，亦與其成員近期是否獲得顯赫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

不過，到了宋代，唐代以新望區分士族顯赫與否的標準已經不再重要。例如，宋人查籥《杜御史莘老行狀》記敘杜甫裔孫杜莘老世系云：“公諱莘老，字起莘，姓杜氏，其先京兆杜陵人。唐工部郎甫自蜀如衡湘，其子宗文、宗武實從。宗文子復還蜀，居眉之青神……宕渠守石翼以師禮延致，乃自眉徙居恭之江津中。”在唐人眼中代表著位望高下的京兆杜氏和襄陽杜氏的區分，在宋人眼中已經不再重要。在行狀的敘述中，此支杜氏祖述京兆杜陵，近貫眉州青神縣，對于唐人頗為重要的在魏晉南北朝曾經遷居襄陽而產生的襄陽新望已不被提及。中古中國以郡望來“別貴賤，分士庶”（柳芳《姓系論》）的傳統，隨著門閥大族的消亡漸漸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