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1949年—1992年） 資料圖片

路遙（左四）與賈平凹（左三）、陳忠實（右一）等人合影，三人被稱為陜西文學界的“三駕馬車”。資料圖片

【追光文學巨匠·紀念路遙誕辰75周年】

今年是著名作家路遙誕辰75周年。路遙深描社會的全域脈動，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憂樂的寫作姿態，越來越得到更多人的認可與尊崇。路遙的創作姿態與創作精神，仍然是留給當下作家寶貴的精神遺產。

“這一天在農村的飼養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全面捕捉生活經驗

由于持守現實主義創作理念，路遙的創作被一些作家與批評家視為一種沒有難度的寫作。事實上，只要洞悉他為創作所付出的艱苦勞動，就能深刻認識到路遙的創作，真正是一種高難度寫作。他那種沉潛于博觀與厚積的定力，非常人所能為。

《人生》為路遙贏得聲譽之后，他并沒有陶醉在成名的喜悅與風光之中，而是下定決心要在40歲之前寫出生命中更有重量的作品。于是，為創作《平凡的世界》，路遙開始了頑強而富有韌性的準備工作。在長達三年的醞釀時期，他從文學經驗、社會歷史經驗、現實生活經驗等方面，心無旁騖地下苦功夫。

他展開高強度的海量閱讀，研習中外經典長篇小說，學習借鑒史詩性作品的創作經驗。在他的閱讀書單中，長篇小說多達百部，其中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等外國作品占了絕大部分。對有些作品，他反復研讀，如《紅樓夢》讀了三次，柳青的《創業史》讀了七次。同時，他又廣泛涉獵理論、政治、哲學、經濟、歷史和宗教類著作，還閱讀農業、商業、工業、科技類專門著作，以及民俗、氣象、造林、財務、稅務等各類知識型小冊子。

路遙認為：“只有徹底弄清了社會歷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藝術中準確地描繪這些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精神形態。”為了準確還原1975年春至1985年初夏這十年間的歷史情境，他采取了一種枯燥、費時、耗神，但真實有效的方法——查閱舊報紙。對這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陜西日報》《延安報》的合訂本，他沒日沒夜地翻閱，“手指頭被紙張磨得露出了毛細血管”。

除了案頭上的閱讀積累，路遙還廣泛地深入各行業，立體式體察當時的生活世界。如他自己所說：“鄉村城鎮、工礦企業、學校機關、集貿市場；國營、集體、個體；上至省委書記，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觸及的，就竭力去觸及。”“奔波到精疲力竭時，回到某個招待所或賓館休整幾天，恢復了體力，再出去奔波。走出這輛車，又上另一輛車；這一天在農村的飼養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這一夜無鋪無蓋和衣躺著睡，另一夜緞被毛毯還有熱水澡。”可見，為了全面捕捉生活經驗，他付出了令人難以想象的艱辛。

隨著社會加速發展，后來的一些作家經常有發表作品的速度焦慮，即擔心若無作品頻頻問世，本人可能很快會被文壇遺忘。在這樣的快速化創作狀態中，很難再保持“慢工出細活”的節奏，更不可能如路遙那般做千頭萬緒的案頭工作，亦不愿如路遙那樣走出自己的“舒適區”，付出辛勞進入生活的深處與新處。于是，媒介信息拼湊、題材憑空臆想、文體粗疏單一、敘事形式重復，成了快速化寫作的通病。雖然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數量龐大，但被人記住的作品并不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文學的生產、傳播、消費出現了新的變化，但今天的作家仍然有必要學習路遙那種沉潛于博觀與厚積的定力。唯其如此，作家們才能創造屬于時代的精品力作，實現從高原向高峰的飛躍。

“敢于進入‘無人區’并樹起自己的標志”：書寫時代變遷的深度與廣闊

匈牙利理論家盧卡契基于“總體性”理論，要求文學書寫不能是敘述直接可見的、孤立的事實，而是要致力于描述人物與現實的各種關系，關注豐富的多樣性中那些持久的東西，以及那些仍處于萌芽狀態、其所有主觀和客觀特點在社會和人物方面還未能展開的發展傾向與潛在的潮流。概括地說，在盧卡契看來，文學不是一對一鏡子式的反映，也非簡單、直接的能動反映，而是對現實內在本質與歷史發展趨勢的總體性闡釋。要藝術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總體的、歷史發展的傾向，需要作家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透視力。

路遙就是這樣一位具有時代洞見的作家，其歷史意識、現實感與前瞻性，在當代作家中是鮮見的。當彼時很多作家一味痛苦控訴時代“傷痕”時，他的《驚心動魄的一幕》不是簡單揭示歷史的創痛，而是力圖書寫時代的多面與真實，在小說中塑造了非正常時期仍然具有崇高獻身精神的黨員干部馬延雄這一形象，由此建構起一種穿透未來的赤子情懷與精神之光。在《人生》中，他描繪鄉村青年的人生困惑與心理掙扎，農民生存的艱辛與無奈……雖然生活情境早已發生巨變，但依然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

這力量來源于作家在藝術上的雄心。路遙說過：“應該敢于把觸角延伸到別人沒有到過的地方，敢于進入‘無人區’并樹起自己的標志。”秉持這樣的創作理念，他在《平凡的世界》里更加注重書寫時代變遷的深度與遠見。小說通過縱深的歷史背景與廣闊的社會場景，展示了在改革開放時代的社會總貌與情感結構，也藝術地揭示了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來處和去向。作品有對青年農民命運與人生出路的深沉思索，有對國家經濟政策引起農民心理、精神狀態改變的精細捕捉，也有對時代轉型后鄉村倫理、傳統家庭倫理裂變與重建的思考。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對中國鄉村改革為什么會發生和如何建設現代化，都有著總體性的理解和把握，對中國鄉村發展道路與農民未來生活的方向，亦有著獨到的觀察與思考。

由此來看，作家們在創作中必須對時代現實進行總體性把握與深刻觀察，也要對歷史遠景與未來時勢進行敏銳思考。如果一味地熱衷于描述碎片化、表象化的現實生活；或沉溺于演繹細枝末節的偶然、孤立事件，以建構自己所謂個體經驗的獨特性；或過度追求技術化的寫作，而忽視對時代復雜精神內核的探求；甚或陷入知識崇拜與哲學崇拜，在文本中一味堆砌、移植有關歷史與哲學方面的知識，社會、時代、人生的鮮活內容缺失，這樣的作品只會造成讀者的閱讀情緒低迷與審美疲勞，文學的吸引力也會越來越弱。

一部作品之所以能不斷地被人閱讀，每個時期的人們都能從中讀出不同的體驗，引申出新的題旨，是因為讀者在作品中看到了一個整體性、渾然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不同側面都對人有所啟示，讀者亦能從中感受到沉淀在歲月深處的未來社會的走勢與潛流。作品能達到這般境界，自然取決于作家的總體性與前瞻性的眼光。路遙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證，為當下作家樹立了一種示范。

對中國農民的命運充滿了關切之情：筆下人物的靈魂里飽含中國文化底色

今天，無數讀者依然親近路遙的作品，不僅僅是因為他的作品全景描摹了改革開放時代與社會的深刻變遷，也不僅僅是因為對特定地域文化的陌生氣息與別樣韻致的呈現。事實上，在他的作品中，中國人堅韌的生存意志、精神圖譜與文化基因是清晰可見的。

在不少充滿苦澀與辛酸的畫面中，我們看到了中國鄉村曾經歷過貧寒、饑餓，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依然倔強、堅韌地直面生存的艱難。在路遙塑造的馬建強、高加林、孫少安、孫少平等眾多鄉村青年身上，我們能感受到“奮斗者”那種頑強、執著前行的精神光焰。盡管人世間有惡意與失意、頡頏與爭斗，但他總是深沉地書寫著黃土地上人們的美好人性與純潔道德，筆下的許多人物總是彌漫著動人的善良和仁慈，讓讀者感到傳統道德的力量與溫暖。如劉巧珍、孫蘭花守望愛情的姿態，是超乎世俗功利的，全然發自人性的本真。田潤葉在丈夫李向前傷殘之后，放下過去愛情遇挫的心結，以全部身心與愛意呵護丈夫的生活，這正是中華傳統道德之于女性身上閃現出來的一抹燦爛霞光。高加林進城失敗，返回鄉村之后，德順爺爺等鄉親們對他的安慰與包容，亦是中國農民良善品質的切片式呈現。

路遙的文本雖然是對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現實社會尤其是農村生活的刻繪，但他筆下的人物，總是淪肌浹髓地流淌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透著悠遠、縱深的文化意味。在路遙這里，中國人特有的大地情懷顯而易見。如《人生》中，劉巧珍失戀后堅持下地勞動，認為大地能容納所有的痛苦。高加林失意返鄉后，也是“兩只手緊抓著兩把黃土”，恰如德順爺爺所說：“就是這山、這水、這土地，一代一代養活了我們。沒有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會有！”另外，東方式的神秘情調亦在他筆下的人物身上閃動。《平凡的世界》中的孫玉厚大字不識，但能隨手繪制星象圖，并對孫少安磚窯出事有預先的神秘感知。孫少平在田曉霞去世后也能與她夢中重逢。與此同時，路遙還描繪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等黃土地上家庭生活的圖景，展現出中國人的生活、生存秩序的歷史傳承，無不照出筆下人物靈魂里的中國文化底色。

從這個角度看，路遙的作品之所以擁有巨大魅力，與其在現實主義敘事里潛藏的中國人綿延久遠的生存圖式、精神譜系與幽深的文化氣息有關，從而自然調動起讀者的集體共情。另外，在百年中國文學的鄉村敘事中，路遙作品展現出新的敘事倫理，即真正站在農民立場寫作，熱切關注農民的生存與命運，沒有“高高在上”俯察式書寫鄉村與農民。正如路遙自己所說，作為農民的兒子，他對中國農民的命運充滿了關切之情。與鄉村沒有距離，與農民沒有隔膜，作品中的主人公與眾多讀者的人生產生同頻共振。于是，他的作品就這樣啟迪了一代又一代與鄉村、與農民有聯結的人。

正是由于路遙之定力、眼力、魅力，使得他的作品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力。在新時代的中國大地上，中國式現代化正在展開史詩般的偉大實踐，作家們如何以高質量的文學作品加以記錄和呈現？路遙以文學的方式，探索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現代化議題，恰好為新時代作家提供了有益啟示。

（作者：雷 鳴，系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