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隨著歷史的發(fā)展，知識總是越來越豐富，典籍總是越來越繁雜，不容易通盤地了解和掌握。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之一是編纂百科全書性質(zhì)的資料類編，既可以選讀，也便于檢索。這樣的書大抵是匯聚大量材料、按內(nèi)容分類編排的，所以被稱為“類書”，其篇幅總是相當?shù)卮蟆３蓵诔跆聘咦嫖涞履觊g（622-624）而流傳至今的一部著名的大型類書取名為《藝文類聚》（今有汪紹楹先生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1982年新版），就特別標明了“類聚”這一層意思。該書凡一百卷，一百三十多萬字。編纂這樣的大書，需用海量的資料，非利用國家藏書不可，而且要有足夠的人力、財力保障。

大型類書沒有官方的力量是做不成的，而一旦完成，當然也就成為一種政績，以至形成盛世的某種標志。歐陽詢（557-641）在《藝文類聚》的序中寫道：“夫九流百氏，為說不同，延閣石渠，架藏繁積，周流極源，頗難尋究，披條索貫，日用弘多，卒欲摘其菁華，采其旨要，事同游海，義等觀天……皇帝命代膺期，撫茲寶運……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刪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號曰《藝文類聚》。”這位官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的領銜主編把本書編撰的原則、優(yōu)越性以及此乃落實當今皇帝旨意的成果等幾層意思，都說得很清楚了。

《藝文類聚》分46部，子目272類，例如這里有歲時部，其下分：春、夏、秋、冬、元正、人日、正月十五日、月晦、寒食、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七月十五、九月九、社（祖）、伏、熱、寒、臘、律、歷諸類，每一類下引用若干有關(guān)資料，包括經(jīng)、史、子、集，閱讀或檢索都非常方便。根據(jù)書中部類的安排，我們可以窺見唐初知識世界的圖譜和大致的內(nèi)容。

《藝文類聚》引用書籍凡1431種，而這些書籍的十分之九今已亡佚。這樣一來，此書就又有了保存文獻的意義。當年編書的時候，未必想到這一層，而現(xiàn)在這方面的意義卻變得極其重大。

二

博取典籍、取其精要、以類相從、編成一書的主意，首先是曹丕設計出來的，根據(jù)他的指示由秘書監(jiān)王象以及繆襲等文人學士編成了名為《皇覽》的中國第一部類書（詳見《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據(jù)說有四十多部，八百余萬字（詳見《三國志·魏書·楊俊傳》裴注引《魏略》）。此后不少王朝都做過類似的工作，例如南朝梁有《華林遍略》（徐勉等編纂），北朝齊有《修文殿御覽》（祖珽等編纂），都是一時的盛事，可惜這些比較早的類書后來都失傳了。失傳的原因，推測起來大約有兩條：一是晚出的類書后來居上，足以取代前修；二是類書往往部頭很大，在僅靠手抄的時代很容易零落、失傳。沒有印刷術(shù)，文化的積累承傳有很大的危機。

一直流傳至今并且還在被廣泛使用的類書主要是唐宋時代編纂的，分別有《藝文類聚》《初學記》和《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等。

明朝編纂過一部規(guī)模空前的超級類書《永樂大典》（22877卷，又目錄60卷，分裝11095冊），字數(shù)太多，“浩無端倪”（《明史·陳濟傳》），無法刻印，只抄寫了兩套，后迭經(jīng)喪亂，現(xiàn)在僅存零星，已成珍貴的文物。清朝的《古今圖書集成》，有印刷本，流傳較廣，但現(xiàn)在使用得并不甚多。

規(guī)模最大也最有用的類書是改革開放以來花三十年時間（1990-2019）、動用大批人力編成的《中華大典》，此書分24典，110分典，全書近八億字，分印為408冊。煌煌巨帙，嘆為觀止矣。

三

類書在古代有著重要的檢索功能，而這種功能在今天已經(jīng)被數(shù)字化技術(shù)大大地蓋過了，所以新編類書在這一方面的意義已經(jīng)不能同古代相比；古代類書特別是編纂較早的類書，因為包含了若干后來失傳或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的文本，因此具有很高的輯佚和校勘的價值，這又是新編類書無法具有的預期外意義。

讓我們從《藝文類聚》中舉幾個例子來看一看。

其一，《藝文類聚》卷三十六“人部隱逸·上”引錄了陶淵明的一篇《尚長禽慶贊》：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悟益損。

禽生善周游，周游日已遠。去矣尋名山，上山豈知反。

而較早的傳世各本《陶淵明集》都沒有這篇贊，應為集外佚文，自應補充進來。

“人部隱逸·上”一共引錄了陶淵明的五則贊，《尚長禽慶贊》居末，前面的四則是《張長公贊》、《周妙珪贊》、《魯二儒贊》和《夷齊贊》，這四則皆見于宋朝以來的各本陶集，所以《尚長禽慶贊》的可靠性應當是不成問題的。一般的“贊”都是四言韻語，而《尚長禽慶贊》竟然寫得像一首五言詩的樣子，大有創(chuàng)造性。就其形式不大不合于規(guī)范這一點看去，此《贊》也不可能出于后人偽托——凡偽托者總是按舊辦法做山寨版的，不會有別出心裁的膽量。

首先從《藝文類聚》中檢出《尚長禽慶贊》并補進陶集里去的明朝學者何孟春說：“此贊今本無之，豈唐初歐陽詢所見本至宋有脫缺耶？”這個推測很有道理。

其二，《藝文類聚》卷六十五“產(chǎn)業(yè)部上·園”選錄了陶淵明《雜詩》的幾個片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澤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竹蔭后檐，桃李羅堂前。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這里的三個片段，在傳世各本《陶淵明集》里也有，但分別屬于《歸園田居》其一，《飲酒》其五、其七。《藝文類聚》是根據(jù)早先的手抄本陶淵明集引錄的，而這些詩原先皆題《雜詩》，也就是說，大抵相當于無題。由此可知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非常習慣的陶詩的某些標題，以及它們的分組，很可能出于后來的陶集編輯之手，而非其原貌。

上述引文中又頗有佳字。例如“方澤十余畝”一句，“澤”字大有意味，陶家園田居旁邊有很大一片水面；而后來的本子大抵作“方宅十余畝”，大家也都習慣了，一旦知道原先乃是“澤”字，馬上就會想到就那么八九間草屋，怎么會占地十余畝呢。“方澤十余畝”好，應著為定本。

《藝文類聚》中陶詩的“榆竹蔭后檐”一句，較之通行本的“榆柳蔭后檐”也自有其佳勝之處，屋子后面安排一片竹林，這種情形一直到現(xiàn)在也還比較多見。

“悠然望南山”的“望”字通行本多作“見”，蘇東坡和他的門徒們把“見”字之妙講得神乎其神，而在古老的手抄本里乃是他們不贊成的“望”字。

其三，通行各本陶集中有《與子儼等疏》，而《藝文類聚》卷二十三“人部七·鑒誡”節(jié)選了一段，卻題作《誡子書》。《誡子書》這個題目比《與子儼等疏》好多了，再出陶集，似宜采用。又此文通行本中有“汝等雖曰同生”，而《類聚》本這里“曰”作“不”。陶儼兄弟五人同父異母，所以自應作“不”。

單是一個陶淵明，唐代類書《藝文類聚》就提供了這么多這么重要的信息，其價值不言自明。

四

不妨另取一部《初學記》（今有司義祖點校本，中華書局1962年第1版，2004年第2版）來看一看。

此書是唐玄宗按排幾位高水平文臣為皇子們編的，他對張說（667～731）等人下達任務時說：“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類，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大唐新語》卷九）張說是宰相，公務太忙，這部青少年讀書手冊后來署“光祿大夫行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敕撰”，張說沒有掛名。

《初學記》全書凡三十卷，簡明實用，水平很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評此書說：“其所采摭皆隋以前古書，而去取謹嚴，多可應用。在唐人類書中，博不及《藝文類聚》，而精則勝之；若《北堂書鈔》及《六帖》則出此書下遠矣。”

這里選錄了很多文學作品，以唐以前的為主，也有少量初唐的。其中有不見于他書者，可供文獻工作者拾遺補缺；又有他書雖有而文字不盡相同者，則可以引為校勘之資。例如引起過洛陽紙貴的左思《三都賦》是《文選》曾經(jīng)入選過的，《初學記》里引用過該賦的一些片段，文字與《文選》本有同有異，例如這里的《魏都賦》有“夫魏土者，考之四隩，則八紘之中也；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也”之句，而通行的胡克家刻本李善注《文選》，相關(guān)字句作“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依文意當以《初學記》本為長。《文選》的校勘一向是學術(shù)熱門，這里固然要取《文選》諸本來互校，而利用類書進行他校亦復十分重要。

比較古老的類書，大抵有保存資料這種始料未及的作用，這一方面現(xiàn)在最為讀者所重；檢索的功能仍然存在，但已相對次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