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關乎兒童的全面發展，其意義遠不止于文學本身，更在于它對兒童心靈的滋養和塑造。9月21日-22日，由浙江師范大學主辦的學科建制與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學術論壇以“和平：兒童文學的永恒旋律”為核心理念，聚焦中國兒童文學百年來的學科建制歷程，共同探討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路徑與未來方向。

探討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創新與未來發展的重要契機，是本次論壇的重要議題。與會專家學者圍繞中國兒童文學的“元概念”，立足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學”本體，細致梳理其發展脈絡，深入挖掘文本的結構與價值，旨在廣泛而深刻地探討中國兒童文學的本體性特征與核心議題。

“兒童本位”論的建構過程受到中外兩方面思想資源的影響，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主體性的兒童文學理論。國際格林獎獲得者、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朱自強教授將中國兒童文學史概括為“觀念在先，創作在后”的特殊面貌。在現代“兒童本位”論基礎上發展出的當代兒童文學的“兒童本位”論，既是中國的原創理論，對世界兒童文學理論發展也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經典外國兒童文學的譯介不僅加深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互動，也為促進了人類共同價值的追求。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張生珍詳細梳理了《安妮日記》在中國的翻譯歷程與改編實踐，《安妮日記》中的猶太人日常生活書寫及其大屠殺文化記憶，通過德中、英中等多種翻譯路徑，轉化成為了跨種族、跨文化的共同記憶，反映出中國讀者內心深處對于和平、愛與美的呼喚和追求。

現代作家的兒童觀及兒童文學創作也成為與會專家關注的議題之一。汪曾祺在1960年代的創作轉型及其成因是鄭州大學李勇教授密切關注的議題。他談到，始于1961年的《羊舍一夕》，汪曾祺植根于“童真”的生命體悟，從現代主義轉向民間意趣和情致的現實主義之路。這一轉變，在當時粗糲、急躁的整體創作氛圍中，持守了“文學”應有的動人和深邃。

“人工智能早已融入了文學藝術領域，兒童文學也不例外。”浙江師范大學周曉波教授認為，人工智能對兒童文學的影響是多樣且多面的，它既從宏觀層面影響兒童文學的內容創作、閱讀體驗和參與感，又從微觀層面涉及到作家的角色轉變、倫理與版權等問題。情感與價值的確缺失，是AI生成的文學的短板。通過算法與語言模型生成的故事，難以獲得兒童讀者的真正熱愛。“只有強化個人創作的獨特性，兒童文學創作者才能在AI時代中保持競爭力，為孩子們創作出更多優秀的作品。”

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的重要指示精神，促進中國兒童文學創作與理論的健康創新發展，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學研究中心發布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十條“浙師宣言”，以兒童為本，促進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的互動，實現學科建設與教育的深度融合，朝著建成教育強國戰略目標扎實邁進。湖南作協主席湯素蘭表示，這是對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理論、批評和實踐的道路指引，是符合新時代學科標準的創新發展方針，具有時代性、前沿性和創新性。“相信兒童文學相信愛，因為只要有孩子在，希望就在。”浙江省作協副主席、兒童文學作家湯湯說，兒童文學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扎實的理論基礎和批評體系，推進作家與評論家之間的雙向互動，既有利于創作出更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又能在實踐中完善兒童文學理論批評體系。

“兒童文學的價值本質是一個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根本性問題。”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李利芳談到，兒童文學在塑造兒童價值觀，推廣和普及基礎教育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宣言”將價值建設與兒童主體緊密結合，在新時代的社會語境中全方位闡述了當前我國兒童文學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時代任務，努力推進文化強國、教育強國的發展目標。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吳翔宇認為，要加快構建中國兒童文學的學科秩序，立足學科知識生產的本土根基，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坐標下促進跨文化交流與合作，塑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話語與精神氣度。“只有堅持本土化的立場和標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中國兒童文學的學科化道路才會不斷邁向完善。”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