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當獲悉英國當代著名小說家兼哲學家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過世的消息時，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 1930 - 2019）感嘆道：“默多克的逝世意味著英國再也沒有世界一流的作家了。”然而，在西方學術界，尤其是在美國，默多克作為哲學家的聲望甚至超越了她作為小說家的地位。默多克和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生命軌跡曾在1947年短暫交匯，盡管他們在物理空間上的接觸微乎其微，但在默多克的精神世界中，維特根斯坦卻成為一位永久的“居民”，并在她的思想和作品中占據了重要地位。起初，她對維特根斯坦懷有深深的仰慕，隨后深入研讀他的哲學。然而，隨著她不斷反思維特根斯坦令人著迷的個性及其復雜的人際關系，逐漸對他和他的思想產生了一種矛盾的情感，從中看出潛在的危險，并在她的哲學和小說中為此構筑了一個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

艾麗絲·默多克

一、“兩”面之緣

自維特根斯坦進入默多克的生活，他便留下了一道永不褪色的深刻印記。1947年10月，默多克進入劍橋大學，在紐南姆學院攻讀哲學，當時的劍橋哲學界由外籍學者維特根斯坦主導。早在入學之前，默多克便已耳聞他的盛名。1943年，她在致情人弗蘭克·湯普森（Frank Thompson, 1920-1944）的信中曾提到過維特根斯坦，1944年還和維特根斯坦的學生伊麗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 1919-2001）討論過他。入學后，盡管默多克的正式住所是紐納姆步道旁的一幢小屋，但她大部分時間都與凱蒂·沙阿和瓦斯菲·希嘉共宿在希嘉位于三一學院的寬敞房間里。默多克回憶說，自己“幾乎就住在那里”，原因很簡單：沙阿和希嘉都追隨維特根斯坦學習。沙阿的聽課筆記后來成為維特根斯坦《心理學哲學筆記》（1946-1947）中的一部分。

令默多克深感懊悔的是，她到達劍橋的時間稍晚了一步，就在她入學的那個暑假，維特根斯坦已辭去教職，并計劃在劍橋的最后一個學期休學術假，不再授課。她錯過了親耳聆聽大師授課的機會，轉而向那些曾受教于他的人請教，尤其是與沙阿和希嘉探討哲學，并不斷地詢問有關維特根斯坦的一切。他們唯一的話題便是“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甚至希嘉也夢見了他。默多克在日記中寫道：“那種冷靜而緩慢的無休止討論……具有療愈作用。”她迫不及待地、極為禮貌地將導師從C. D. 布羅德換成了維特根斯坦的信徒、邏輯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約翰·威茲德姆（John Wisdom，1904-1993）。

在劍橋求學期間，默多克這個虔誠的 “編外門徒”與維特根斯坦有過兩次短暫的相遇。威茲德姆和安斯康姆很可能為她進入維特根斯坦的圈子發揮了重要作用。無論如何，1947年10月23日的那個星期二，她終于見到了維特根斯坦。那天，她來到劍橋三一學院惠威爾方庭K.10號一個哥特式塔樓的頂層，他在這里有兩間狹長、空曠、如兵營般的房間。房間里沒有書，也沒有衛生間，只有兩張帆布折疊椅和一張露營床。默多克覺得維特根斯坦相貌出眾，身材矮小，表情嚴肅、專注而警覺。他的目光很犀利，外表則如同一個流浪者。彼得·J. 康拉迪在《艾麗絲·默多克傳》中記錄下了他們談話的部分內容：

他對她說道：“這就好像我院子里有一棵蘋果樹，每個人都在用手推車運走蘋果，再把它們送到世界各地。你問：我能從你的樹上摘一個蘋果嗎。”她說：“是的，可是當我得到一個蘋果時，我從來都不能肯定它是否真的來自你的樹。”“確實如此。我應該說盡管它們不是好蘋果……”他還說：“進行一場哲學討論有什么好處？它就像上一節鋼琴課。”

維特根斯坦持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即女性無論如何都無法做哲學，他常說：“男人粗鄙，但女人更卑鄙。”但安斯康姆則享有與男性同等的待遇。這個觀點令默多克在與他會面時感到緊張不安。不僅如此，維特根斯坦的方式極為直截了當，不依賴任何常規的工具或框架，這也使默多克在交談過程中精神高度緊張。她后來又見過他一次，但并未深入了解他，只留下了一種敬畏的感覺。他的思想更多是通過他的弟子，如安斯康姆、約里克·斯邁西斯等，間接傳遞給她的。

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

在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短暫接觸維特根斯坦之后，默多克全身心投入了他的著作。從她的日記看，在與維特根斯坦見面一周后，她閱讀了《棕皮書和藍皮書》（Brown and Blue Books）傳抄本，感到深深困惑，提出了一些日后長期縈繞心頭的問題。她反思道：“維特根斯坦革命的核心是什么？……正在發生什么？那種堅固感似乎消失了。‘許多時候我們像機器人那樣行動。’在某種程度上誠然如此。”1947年11月4日，她寫道：“我對自己不太了解。我與我的生活不一致。（這就是形而上學的基礎）。”11月10日，她再次自問：“我會接受自己像機器人一樣行動嗎？也許我會。”她同樣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發現了類似的觀念：我們，還有我們的動機，對我們自己而言都是神秘的。

維特根斯坦的著作對她的吸引力并非曇花一現，而是持續引發她內心的震撼。1948年2月11日，她在寫給法國作家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1903-1976）的信中提到：“《邏輯哲學論》越來越讓我感到震驚。這部作品，以及他寫的一切，都透明得令人措手不及。”同年12月18日，她寫道：“我完全沉浸在研讀維特根斯坦的著作中。”

1948年從劍橋畢業后，默多克進入牛津圣安學院任教，繼續鉆研維特根斯坦的哲學，這一學術興趣貫穿了她的大半生。由于來自劍橋，她被視作對維特根斯坦有深入了解的人。彼時牛津的學者們對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各執一詞，她被誤以為是與他關系親近的學者之一，并與麥克·杜梅特、伊麗莎白·安斯康姆、菲利帕·福特、大衛·皮爾斯等一道，被認為是維特根斯坦主流思想的核心成員。誠然，默多克并未全身心投入牛津分析哲學，她的真正興趣在于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她對維特根斯坦的最初震驚一直延續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她此時的書信中仍有諸如“（我）發現自己對《邏輯哲學論》越來越感到震驚”之類的表達。維特根斯坦對神秘事物的承認、對差異性的尊重，極大地啟發了默多克，使她的想象向充滿偶然性而又混亂無序的現實世界敞開。她開始在小說中探索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撰寫與其理論相關的哲學論文，并將他的許多概念融入自己的哲學，像他一樣努力從傳統哲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默多克的小說多次觸及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或他人的相關評論。她的首部小說《網下》（Under the Net, 1954）書名中“網”的意象直接來源于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象征著“語言之網”。小說出版時，有評論家甚至用德語打趣道，書中只有“美酒、美女和維特根斯坦”（Wein, Weib and Wittgenstein）。小說中的主人公杰克在其書《靜音者》中認識到一個維特根斯坦式的真理：哲學家要找到答案，必須進入理論化的“網”之下，才能理解獨特的細節。主要人物雨果的形象被認為來源于維特根斯坦弟子斯邁西斯，他關于沉默的觀點直接取材于《邏輯哲學論》。在后來的作品中，如《布魯諾之夢》（Bruno’s Dream, 1969）和《修女與士兵》（Nuns and Soldiers, 1980），默多克繼續引用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她甚至將數學邏輯家喬治·克萊瑟爾（Georg Kreisel, 1923-2015）關于維特根斯坦如何不具有原創性，對其他哲學家的了解又是如何支離破碎的觀點，融入了《修女與士兵》中的人物對話。

更重要的是，默多克在小說中對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做出了回應。在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哲學著作《作為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1993）中，她指出小說是“一間明亮、寬敞、空氣清新的反思大禮堂，在這里思想和直覺可以自由自在地得到滋養”。她的小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他的哲學的回應，尤其在兩人對日常語言的認識上。維特根斯坦認為生活自成一體，沒有一個總體形式能概括這個世界，他用“網”的意象來代表人們構筑的現實圖景，指出用以描述世界的不同體系就像機械體系一樣，可以由某個特定模型的網來代表。觀點、概念、語言的理論化體系組成的“細密的四方形的網”，常常妨礙我們理解個別情境中最根本的真實。在表達真理和將思想充分翻譯為語言的過程中，“語言之網”無異于一種障礙，語言和理論無法完全再現偶合無序。維特根斯坦的名言“凡是能夠說的事情，都能夠說清楚，而凡是不能說的事情，就應當沉默”，深刻反映了他對語言的態度。

雖然默多克認可維特根斯坦對語言局限性的批判，但她選擇為語言辯護。盡管她對日常語言的觀點與維特根斯坦有著相同的起點，她也認為語言是大腦的產物，句法和語法構成了思維的框架，但是作為小說，她畢生關注豐富多樣、獨一無二的現實世界，孜孜不輟地在作品中再現偶合無序。默多克認為：“語言是超驗的，它是一個終極的網，我們無法從這個網下逃脫。”她在遇到“不能說的事情”時并未保持沉默，而是采用并列、悖論或插入意外事件等方式，來呈現而不是講述生活的神秘。她的小說人物以嬉笑怒罵的、不確定的方式玩弄語言，作者邀請讀者對這些語言游戲進行不同的解讀，同時體驗寫作、閱讀和解釋過程。讀者可以隨時參與作者和評論家的探討，證明一個人的語言游戲總是他人批評的機會。這個過程既說了“不能說的事情”，又解釋了維特根斯坦的觀點，即代表一系列視角的標志有助于獨具慧眼者看到語言游戲如何發揮作用。

除了在小說中對維特根斯坦進行回應，默多克在哲學著作中也與維特根斯坦展開了對話，質疑并批判了他的某些思想。《作為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學》與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存在某種辯論關系。比如，在對內在世界的研究上，默多克一方面明確指出，他關心的是哲學家和普通人錯誤地描繪或想象了什么，他的目標是消除預設但虛幻的內在觀念；另一方面，她認為維特根斯坦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具有建設性，其目的在于改變人的內在觀念。她得出結論：“維特根斯坦一直在強迫我們把某種經歷視為幻覺，從而否定了內在思維（內在生活）的密度和真實性。” 雖然這一解讀錯綜復雜且帶有某種矛盾，但是她毫不含糊地認為，維特根斯坦對人的內在生活的懷疑是過度的，他將人的內心和意識視為“機器”，其世界是“一個沒有魔法的世界”。她指出，人類并非如機器般簡單，自身的內在生活是神秘的，連個人自己都無法完全認識清楚。在她看來，閱讀《哲學研究》時，最可能引發的情緒之一就是失落感：

在《哲學研究》中，我們“失落”的是某種內在的東西。比如，當我們繼續探討他的論點，進行他的那些……“練習”時，我們會（真的）確信，（比如）我們確實不需要心理樣本來識別椅子，或者需要記憶圖像來記住事情。但最終，我們也可能會感到，我們無法證明我們最重要的思想或最珍貴的意識的真實性或特征。我們正在失去這些細節。

默多克拒絕接受維特根斯坦對內在生活和想象的懷疑，她擔憂這種觀點會導致對人類行為的機械化理解。她認為：“我們的想象會立即對我們的經歷產生作用，而且這種作用是持續的。世界上不存在所謂‘赤裸裸的數據’。”此外，默多克從一開始就反對維特根斯坦強調事實與價值的分離，主張許多事物應當被視為神秘的，她也不認為討論絕對道德概念是值得懷疑的，無論這些概念是理性的、哲學的，還是普通的。作為一位道德哲學家，她認為有必要提出價值問題，探討內在思想，相信哲學研究應該深入理解內在思想的發生過程。

關于語言是否能夠表達內在思想，默多克超越了哲學的“科學”和“分析”模式。她猜測維特根斯坦或許會承認，人們在思想和語言的邊界常常能夠“看見”那些無法言說的事物。他可能會說：“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存在思想事件，比如思想畫面、對自己說的話，或許還有需要用隱喻描述的、更為晦澀的表達。”人們往往感覺，自己在思想中想說的比用語言表達的要清晰得多。人們在受到視覺和身體感覺方面的刺激時，能夠更好地傳遞內在的、未被人察覺的經歷，其中充滿了可被感知的東西。就語言在思想“里面”出現的狀況而言，語言本身幾乎無法跟各種想象區分開來，而對于隱匿的身體知覺，語言有時也幾乎無法與感覺分辨。

三、維特根斯坦這個人

對于默多克而言，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僅是硬幣的一面，另一面則是他作為一個人的存在。她認為，維特根斯坦如同一個巫師般的權力人物，令周圍的人臣服于他的魔力。關于她自己與他的關系，1974年3月24日她在致克萊瑟爾的信中寫道：

說“我對維特根斯坦感興趣”太過委婉。我就是維特根斯坦……當然不是“真正的”維特根斯坦……而是那個給我帶來靈感、（深深地）影響了我的人。我想如果我認識他，那時我可能會愛上維特根斯坦（這個人），雖然我覺得現在我不會喜歡這樣一個人，作為一個人，我會更嚴格地評判他。

在默多克眼中，維特根斯坦自帶光環，擁有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讓人不由自主地想入非非，為之“賦魅”，并為之傾倒。她承認：“如果我認識他，那時我可能會愛上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的門徒們對他幾乎是終生狂熱地崇拜，比如他們熱衷于模仿他的言行舉止，甚至連他的奧地利口音也不放過。諾曼·馬爾科姆就是一個例子，他是維特根斯坦在哲學討論中比較喜歡的一個“虔誠的愚弟子”，也是把其思想傳播到美國的主要人物。有一次，維特根斯坦在紐約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一個學生問道：“那個模仿諾曼·馬爾科姆的老人是誰？”

默多克與維特根斯坦的關系，也如同門徒之于巫師，其魅力長久地籠罩著她的精神世界，貫穿一生。在她的內心深處，他不僅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哲學導師，更像一位復雜而矛盾的“父親”般的存在。默多克的親生父親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87年當她意外發現父親在行軍途中匆忙書寫的日記時，各種遐想和戰爭場景不斷在腦海中浮現，其中之一就是關于維特根斯坦。她在1991年11月5日的日記中寫到，1916年12月31日，當“我父親在筆記本上寫下整個下午的記錄……連續好幾個小時，飛濺的彈片跌落在他們周圍”的時候，維特根斯坦或許正處在類似的戰斗環境中，只不過是在另一邊戰斗，或許還在為《邏輯哲學論》做筆記。兩人甚至年齡“也基本上相同”：一個生于1889年4月，另一個生于1890年4月。默多克的這段內心糾結也體現在她1956年與約翰·貝雷結婚前夕的一則夢境中：“昨晚夢見我和維特根斯坦相處融洽……夢中我很開心，但隨即感到恐懼，因為約翰·貝雷即將到來，我擔心會發生沖突。”她的夢暗示著對父親與情人之間的雙重依戀：“我似乎正在選擇‘兒子’，但仍擔心父親會如何看待我。”

正是在這層復雜關系中，默多克寫下了她關鍵的一句反思：“我覺得現在我不會喜歡這樣一個人了。”這一由“賦魅”到“去魅”的轉變，是她在深入理解維特根斯坦與其門徒間的權力關系后逐漸形成的。她在致格諾的信中坦言，維特根斯坦周圍的氣氛“激動人心且晦澀難懂”。在她眼中，他是一個十足的權力人物，以羞辱和逐出師門為手段來控制學生，有時甚至要求他們退出哲學事業。她認為他帶有某種“邪惡”，曾拋棄老友，嚴厲批評猶太難民哲學家，建議有前途的學生放棄哲學，摧毀他們的職業生涯。斯邁西斯的經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不僅是維特根斯坦最信任的學生，1937年后更成為他的課堂上唯一獲準記筆記的人。斯邁西斯的形象近乎荒誕：他“像是哈姆雷特與第一個掘墓人之間的十字架：瘦削、高挑、弓背、近視且心地純凈，習慣于緩慢的問答（這是維特根斯坦喜歡的一種探究方法）和奇怪的禁欲。他五歲便開始讀普羅提諾”。然而，這樣一位仿佛為哲學而生的人，卻因維特根斯坦的影響而決定成為一名公共汽車售票員，不過他“壯志未酬”，成了公交公司歷史上唯一沒有通過理論考試的人，最后成為一名圖書管理員。

默多克在1968年1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維特根斯坦摧毀了人內心的自尊。”他兇猛殘忍而充滿破壞性，讓追隨者陷入自我否定。明白這一點后，默多克不再喜歡維特根斯坦也就變得順理成章。然而，更為有趣的是，她以一種無意識的方式在文學作品中對維特根斯坦進行了“復仇”。她在后期小說中反復塑造了權力人物和門徒之間的相似關系，讓人不禁聯想到維特根斯坦。比如，《修女與士兵》以長者蓋伊的死亡開篇，直接指涉維特根斯坦；而其他幾部作品則陸續呈現了一位家長式人物的離世，焦慮的門徒們掙扎在自我救贖與崇拜的泥潭中。《哲學家的學生》（The Philosopher’s Pupil，1983）講述分析哲學家羅扎諾夫在浴室里的死亡過程，及被他摒棄的門徒喬治的贖罪。《寄語行星》（The Message to the Planet，1989）描繪了由于大屠殺而發瘋的猶太數學家馬庫斯·瓦萊爾的死亡，他曾探望垂危的年輕愛爾蘭詩人帕特里克，并令其奇跡般康復，隨后被人們奉為“大師”。《綠騎士》（The Green Knight，1993）重寫格溫爵士的故事，探討布道、彼岸生活、俄羅斯猶太佛教徒彼得·米爾的真正圓寂。默多克曾明確表示，希望這部小說“對哲學做出反擊”。盡管這些虛構人物與現實中的維特根斯坦并無直接對應，但在她的文學世界中，她“殺死”了那些家長式的權威人物。這種創作不僅是文學表達的需要，更是一種內心深處擺脫維特根斯坦影響的象征。

盡管默多克對維特根斯坦的權力和人格有所批判，但她從未吝于表達對他的思想的敬仰。在致喬治·克萊瑟爾的信中，她稱維特根斯坦為“一汪無盡的快樂源泉，一個穿透枯燥乏味的洞眼，一種純粹思想的電脈沖”。1993年11月，她歷時六年完成的《海德格爾》校樣送達，然而在審閱后，她認為此書不夠出色，應予廢棄。盡管如此，后人仍將其付梓出版。在書中，她明確指出，二十世紀最深刻影響哲學思考的兩位思想家是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倘若說維特根斯坦比海德格爾對她的影響更為深遠，她或許會默認。畢竟，她曾將維特根斯坦列為影響自己最深的三位哲學家之一，另兩位是柏拉圖和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