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張隆溪著，黃湄譯，東方出版中心｜時刻人文，2024年11月即將出版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中國文學史》，原書用英文寫成，2024年由倫敦勞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在我發表的數十部專著當中，這是比較特別的一本書。自1980年代開始發表文章，進入學術界以來，我在國內外數十年的教學和研究中，一直關注中西方文學和文化的比較，發表的論文和專著也多是比較研究的內容。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多年里，我的興趣也擴大到世界文學的研究。世界文學這個概念，從一開始就與中國文學有一點雖偶然卻又頗為重要的聯系。十九世紀初，德國大詩人歌德在一些文章和書信里談論世界文學，但其中最著名，也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是1827年1月31日，他與年輕的秘書艾克曼的談話。歌德告訴艾克曼說，他那幾天正在讀一部中國小說，而正是閱讀一部歐洲之外東方的文學作品，使他意識到局限于單一語言的民族文學已經沒有什么意義，世界文學的時代即將來臨。于是歌德宣告說：“詩是全人類共有的……民族文學這個字現在已經沒有什么意義了；世界文學的時代就在眼前，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促成其早日到來。”（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on Weltliteratur [1827],” in David Damrosch e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4, pp. 19-20）歌德與他那個時代大多數的歐洲學者不同，對西方以外的文學頗感興趣。他不僅閱讀中國小說，而且也欣賞五世紀印度戲劇家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喜愛十四世紀波斯詩人哈菲茲的作品，并且從中吸取靈感，寫出他自己的《東西方詩集》。因此，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應該包括西方和西方之外世界上各主要的文學傳統，是一個具有普世意義的概念。

不過歌德并沒有明確界定世界文學的概念，而在十九世紀超出單一語言的民族文學傳統建立起來的比較文學，都局限在歐洲語言和文學的范圍之內。十九世紀是西方向外擴張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許多歐洲學者，尤其是法國學者，都把歌德所說的世界文學理解為歐洲文學，而歌德的概念又沒有明確定義，所以在十九世紀直到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世界文學并沒有成為文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領域。在二十世紀中葉，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克勞迪奧·紀廉就曾經抱怨說，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太模糊，是個“實際上做不到的荒謬想法，值不得一個真正的讀者去考慮，只有發了瘋的文獻收藏家而且還得是億萬富翁，才會有這樣的想法”（Claudio Guillén,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 Cola Franze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8）。世界文學不可能是全世界所有文學作品的總和，因為僅僅是作品數量之多，就使世界文學不可能成為研究的對象。要使世界文學成為可以實際操作的概念，就必須重新界定這個概念。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文學逐漸成為文學研究中一股新的潮流，而戴維·丹姆洛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學？》一書里提出的概念，也許就是最具影響的重新定義。他說：

世界文學包括超出其文化本源而流通的一切文學作品，這種流通可以是通過翻譯，也可以是在原文中流通（歐洲人就曾長期在拉丁原文中讀維吉爾）。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世界文學可以包括超出本國范圍的任何作品……無論何時何地，只有當作品超出自己本來的文化范圍，積極存在于另一個文學體系里，那部作品才具有作為世界文學的有效的生命。（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

這就是說，只有超出本國語言文化的范圍，往往通過一種廣泛流通的語言，在世界上得到其他國家讀者閱讀和欣賞的文學，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學。

這一重新定義解決了紀廉抱怨過概念模糊的問題，使世界文學變得比較明確而具體，那就是世界文學必須是超出文學作品自身本來的語言文化范圍，被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讀者閱讀和欣賞的作品。這一重新定義極大地縮小了世界文學的范圍，使之成為一個可以操作的概念，但同時也把世界上大部分僅僅在本國語言文化范圍內流通的作品，都排除在世界文學的概念之外。目前能夠超出自身原來的語言文化范圍，在世界上廣泛流通的文學，基本上都是西方主要的文學，而非西方文學，也包括歐洲許多“小”語種的文學，就大多還只是本國讀者閱讀和欣賞的民族文學的作品，而不是世界文學的作品。正如比利時學者特奧·德恩所說：“事實上，迄今為止大多數世界文學史毫無例外都是西方的產物，其中對非歐洲文學，尤其是現代的部分，都一律忽略過去。”他接下去又說，不僅對非歐洲文學如此，甚至在歐洲文學各個傳統之內，“處理得也并不平等”，“具體說來，法國、英國和德國文學，在更小程度上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學，還有古希臘和拉丁文學，得到最大部分的注意和篇幅”（Theo D’haen, “Major/Minor in World Literature,” 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 1:1, Spring 2016, p. 34）。我們熟悉的世界文學作品，的確如德恩所說，基本上都是歐洲和北美一小部分文學經典，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文學都還沒有進入世界文學。在這個意義上說來，研究世界文學將是對尚未為人所知的非西方文學和歐洲“小”語種文學的探索和發現，使這些文學傳統中的經典也能超出其自身語言文化的范圍，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參見最近出版的拙著《作為發現的世界文學：擴大世界文學的經典》[Zhang Longxi, 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 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Routledge, 2024]）。

西方主要的文學經典，從古希臘的荷馬和羅馬詩人維吉爾，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但丁、拉伯雷、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再到后來的歌德、席勒、狄更斯、雨果、巴爾扎克、華茲華斯、濟慈、雪萊、拜倫、波德萊爾、馬拉美、托馬斯·曼、弗吉尼亞·伍爾夫、卡夫卡等等眾多西方作家和詩人，都不僅是西方讀者熟悉的經典，而且是非西方讀者或全世界的讀者都知道的文學經典。非西方文學，包括中國文學，雖然也各有自己的經典，卻大部分還停留在自身語言文化的范圍之內，并沒有成為在全世界廣泛流通的世界文學。中國文學有數千年悠久的歷史，自《詩經》《楚辭》以來，漢賦、古詩十九首、樂府、唐宋的詩詞和古文、元、明、清的戲曲和小說，還有現代白話文學中的許多精品，在中國擁有眾多的讀者，其中的經典具有完全可以與西方文學經典媲美的審美價值，然而在中國之外，世界上大多數讀者卻并不知道。中國的大作家和大詩人，如李白、杜甫、陶淵明、蘇東坡、李清照、湯顯祖、曹雪芹等等，在中國可以說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但對于中國以外大多數地方的大多數讀者說來，這些都還是十分生疏的名字。雖然歌德在十九世紀初讀到中國小說時，就談論起世界文學，但現在西方的讀者和文學研究者卻并不了解中國文學。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間，顯然存在知識的不平衡。一個中國的大學生甚至一般讀者，對上面提到那些西方主要作家和詩人的名字都不會完全陌生，但一個歐洲或美國的大學生，甚至專門研究文學的學者，都完全不知道中國最重要的詩人和作家們是誰。當然，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漢學家們會知道，但他們在西方學界人數不多，影響有限，他們的知識和努力也還沒有成為西方社會一般人的普通常識。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極不公平的現象，也是應該改變的現象。現在我們談世界文學要談的是名副其實“世界”的文學，而不只是西方文學。中國的經典作家和詩人及其著作，應該超出中國文學的范圍，更廣泛地為其他語言文化傳統的讀者所認識和欣賞。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世界文學為中國文學的經典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使之可以超出中國語言文化的范圍，成為世界文學的經典。

歌德與艾克曼談話時提到閱讀一部中國的小說，他讀的當然不是中文原文，而是法文的譯本，可見在世界文學的概念里，翻譯相當重要。丹姆洛什重新定義世界文學的概念時，也提到一部文學作品要超出其文化本源在其他文學體系中去流通，“可以是通過翻譯，也可以是在原文中流通”，而原文流通的例子是曾經在歐洲各國通用的拉丁文。換言之，要使一部文學作品在世界上廣泛流通，就需要將其翻譯成在世界上廣泛通用的語言。就當前國際上交往的實際情形而言，英語毫無疑問就是在世界上最廣泛使用的語言，用英語來介紹中國文學悠久而豐富的歷史，就是使中國文學能夠超出自身語言文化的范圍，成為世界文學一部分的最佳途徑。用英文來翻譯介紹中國文學的經典作品，就可以在中國之外的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使更多讀者能夠認識和欣賞中國文學。這就是我用英語來撰寫一部中國文學史的初衷。我在2022年4月下旬完成了這部近二十萬字的英文書稿，當時有感而寫了一首絕句：

二十萬言嘗作史，三千歷歲述先賢。

先賢不識君莫笑，鶴立蛇行域外傳。

“鶴立蛇行”乃是形容中國人看不懂的外國文字，來自據說是唐玄宗所作《唵字贊》又名《題梵書》詩：“鶴立蛇行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儒門弟子無人識，穿耳胡僧笑點頭。”（王重民、孫望、童養年編《全唐詩外編》，全二冊，中華書局，1982年，上冊第5頁）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借助“鶴立蛇行”的外國文字，將中國文學傳播到海外，讓外國讀者能夠了解中國文學的歷史和豐富的內容。

此書本來是為外國讀者而寫，出版之后，東方出版中心的朱寶元先生希望有中文本，并請黃湄女士譯成中文。黃湄女士自己喜愛中國文學，有豐富的翻譯工作經驗，她的譯文忠實而流暢，使我這本書能夠在國內也能與讀者見面。我在撰寫此書時，參考了國內出版的幾部文學史，得益最多的是章培恒、駱玉明兩位教授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和袁行霈教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在此我對這些前輩和時賢表示由衷的感佩，也感謝朱寶元先生和黃湄女士。撰寫文學史在材料的取舍，尤其在敘述和評論當中，都必然表現出作者自己個人的興趣、看法和觀念，其中有任何失察和錯誤之處，都由我自己負責。如果此書的中譯本能在國內得到讀者和研究者們的批評和討論，有益于我們對中國文學和文學史的深入認識，那就會使我在原來的意圖之上，得到更多的收益。依據朱寶元先生建議，這個中譯本保留了原書大部分引用中國文學作品的英譯文。懂英語并對中譯英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對照原文和英語的翻譯，對翻譯的正誤得失，作出自己的判斷和評價，所以我期待著得到廣大讀者和專家學者們對此書的反應和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