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依山盡”一詩出現在當代讀者的視野，是與“王之渙《登鸛雀樓》”的署名聯系在一起的。這首詩于咫尺之中，吞吐萬里之勢，大氣磅礴，令無數人為之驚嘆、折服。清人章燮欣賞此詩說：“言蒲城之高，四遠空曠，游目堪馳。仰而視之，日之所至，所不見者，為高山阻隔，故曰依山盡。”（《唐詩三百首注疏》）施蟄存談及此詩時亦曾想象說：“王之渙登此樓，一眼望去，太陽正靠著中條山背后沉下去，黃河正在滔滔滾滾地奔向大海。”（《唐詩百話》）鸛雀樓西，落日與高山相依的壯奇之景可謂深入人心。今日游人登鸛雀樓，大多會下意識地向西望去，希望看到白日所依的那座“山”。然而抬眼望去，長天茫茫，山在哪里呢？這成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是否鸛雀樓西原本有山，因樓幾遷后看不見了呢？因為今所見到的鸛雀樓是現代人新建，溯及唐時，鸛雀樓在蒲州（今山西永濟）西南城上，本又作鸛鵲樓。《大清一統志》卷一○一云：“鸛鵲樓在府（河中府）城西南城上……舊志：樓舊在郡城西南，黃河中高阜處，時有鸛鵲棲其上，遂名。”《蒲州府志》卷三曰：“舊在城西河渚之上。”（《蒲州府志》）我們考察唐人眾多的“登鸛雀樓”詩時也發現，鸛雀樓從未出現過山。如李益《同崔邠登鸛雀樓》云：“鸛雀樓西百尺檣，汀州云樹共茫茫。”很顯然，樓向西望，看到的是“汀洲”，是“云樹”，而不是山。張喬《鸛雀樓》云：“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落日沒有隨著山“盡”，反而是“多”。吳融《登鸛雀樓》亦云：“鳥在林梢腳底看，夕陽無際戍煙殘。”夕陽非但沒有消散，反而無邊無際。暢當《登鸛雀樓》又云：“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登樓看到的是天空籠蓋的平闊原野，只有順著河流東去的方向，才能看到遙遠處的“斷山”。另唐盧綸《九日奉陪渾侍中登白樓》一詩云：“紅霞似綺河如帶”，唐耿湋《奉和李觀察登河中白樓》云：“黃河曲徑流天外，白日輪傾落海西。”二人詩中屢次提及的“白樓”，根據《永濟縣志》卷三，“在蒲州北城”。《大清一統志》卷一四○又注“或云白樓即鸛鵲也。”無論樓位于城北或是城西，都可證向西望去，白日不是“依山盡”，而是“落”向了如帶的河流，以及一眼望不到頭的地平線下那邊的“海西”。此皆可證明唐時鸛雀樓西沒有山。

因詩題是“登鸛雀樓”，而詩中又明明寫著“白日依山盡”，因此在詩的詮釋系統中，人們一定要找一座山來坐實詩中的景。沈括《夢溪筆談》云：“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渙、暢當三篇能狀其景。”（《夢溪筆談》）沈氏沒有明言“中條”即王詩白日所依之“山”，然此意在焉。其后黃生便明確地說：“樓在河中府，要知詩中‘山’字，指中條山而言。”（《唐詩評三種》）王堯衢《古唐詩合解》亦云：“樓前所望者，中條之山。其山高大，日為所遮。本未盡而若依山盡者，山高可知。”徐增也說：“鸛雀樓，今在河中府，前瞻中條，下瞰黃河，已極壯觀。而之渙此詩，亦遂寫煞。”（樊維綱校注《說唐詩》）今之解詩者多如此說。但實地考察發現，中條山在蒲州東南一十五里處，而鸛雀樓舊址則在蒲州城西南城上。登樓只能看見東邊遠山。那么西南城上所見的落日如何能依城東南之山而“盡”呢？南轅北轍，顯然不通。

那么，“白日依山”是否王之渙登樓后虛構之景？李瑛《詩法易簡錄》卷一三云：“凡登臨需寫望中之景，又須切定本地形勝不可挪移為佳。”這可謂經驗之談。根據這一理論，虛構之景也只有作者未親臨實景時才能寫出。據靳能所撰《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太原王府君墓志銘并序》云，王之渙“本家晉陽，徙居絳郡。”（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絳郡，即今山西省運城市新絳縣，其地距運城市永濟之鸛雀樓只有100多公里。加之墓志又稱，王之渙去官之后，“優游青山”，“夾河數千里”都在他優游范圍之內。其居家長達十五年之久，當地名勝鸛雀樓，必在其登臨之列。若登上此樓，實情實景必橫亙于胸，其筆下何能寫出“白日依山盡”來？

由此推斷，此詩非“登鸛雀樓”之作。考此詩，最早見于唐人芮庭章天寶三載所編《國秀集》，詩題為“登樓”，作者為朱斌處士。宋范成大《吳郡志》引大歷、貞元間張著所撰的《翰林盛世》云：“天后嘗吟詩曰：‘白日依山盡……’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吳郡志》）朱斌與朱佐日是否一人，此不贅述。要注意的是這里明確指出：第一，詩的作者不是王之渙；第二，詩題也不是“登鸛雀樓”。時賢劉學鍇、陳尚君、佟培基等皆認定此詩作者為“朱斌”，原題為“登樓”，筆者完全同意他們的看法。

這里需要探究的是，作者及詩題如何由朱斌《登樓》變而為王之渙《登鸛雀樓》的？《河中鸛雀樓集序》所云：“前輩暢諸題詩上層，名播前后”，并未提及王之渙及此詩。將此詩與王之渙聯系起來，始見于宋人著述中，如李昉《文苑英華》、彭乘《墨客揮犀》、司馬光《溫公續詩話》等。劉學鍇先生說：“《登樓》詩未言所登樓之名，自地理形勢言之，所登當為河中府之鸛雀樓。”又引《大清一統志》關于鸛雀樓的記載為說（《唐詩選注評鑒》）。這一探索和推斷，代表了古今讀者的一般思路。事物越具體越熟悉越容易被人接受，這是普遍規律，也是詩題由“登樓”變為“登鸛雀樓”的主要原因。而著作權的變化通常所遵循的規律是：佳作流向名人。如宋李庚等編《天臺續集》卷下錄“恐驚天上人”一詩，為孟觀“登華頂峰”詩。宋陳耆卿《赤城志·辨誤門》中也記此為孟觀題天臺華頂峰詩（《嘉定赤城志》），并言峰旁有摘星嶺，即因孟詩而立名。但今此詩卻歸到了李白名下（宋本李白集中原無）。又如《哭長孫侍御》（道為詩書重）一詩，本為唐代杜誦所作，唐人高仲武賞其“平調不失，得生人終始之理”（傅璇琮《唐詩選唐詩新編》），故編于《中興間氣集》中，韋莊《又玄集》亦收錄此詩。可是到宋代，“杜誦”卻變成了“杜甫”，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宋黃希《補注杜詩》，都將此收入杜集中。因為孟觀、杜誦名不見經傳，而李白、杜則名滿天下。此與誤朱斌為王之渙是同一道理。

總之，此詩既非王之渙所作，原題也非“登鸛雀樓”。若刻意要尋找此“樓”在現實中的所處，并以“樓”再坐實詩中的“山”，都只是徒勞。古典詩歌中，凡以“登樓”為題、未出現具體地點者，多為虛擬之境，如唐顧況、賈島，以及宋人宋祁、彭汝礪、趙汝鐩《登樓》詩皆如此。所謂“高閣成長望，江流雁叫哀”（顧況）、“遠近涯寥夐，高低中太虛”（賈島）、“百尺危樓照彩霓，憑高不見羽人歸”（宋祁）、“縹緲飛樓倚太清，危欄一瞬盡滄溟”（彭汝礪）、“孰是披襟處，高樓百尺梯”（趙汝鐩）等，人皆難確指其所登為何處之樓，所寫為何處之景。“白日依山盡”一詩，原以“登樓”為題，亦當屬此類。不提具體之地，是因為詩人意在抒寫情懷，而非描寫實景，是以“登樓”起興壯懷，而非登樓覽景。與一般的登樓詩不同，此詩沒有登高樓處的懷歸傷客心，也沒有憑軒欄處的憂思眷眷情。《詩法易簡錄》贊其有“于寫景之外更有未寫之景”的絕頂格力，其原因正在于詩人并非由目力所及之物觸景生情，而只是借此題，寫他心中的山川河海，展示了不受外物所拘的無窮想象力、奮發向上的精神追求以及內心深處不歇的沖動。以往對此詩的解釋，只局限于以書本知識印證人們經驗中的山河偉勝，但是把詩中的“山”還至詩人心中，方知它脫離了現實中的山與河，展現了物理空間之外的心靈宇宙。當然，對于大眾熟知的“王之渙《登鸛雀樓》”一事，雖與詩歌的創作事實不符，但也屬于詩歌流傳史中一段“美麗的誤會”了。

（作者：劉宇耘，系山西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