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儷生先生是1950年冬到山東大學文史系任教的，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衣著。他有時西裝革履，打著一條鮮紅的領帶；有時穿著一身布滿污跡的黃綠色的棉軍裝，有時又換上一件深色大褂。趙先生當時才三十來歲，身材高挑，挺胸直背，步履矯健，不論穿什么衣服都顯得氣度非凡。我本來對趙先生的成就毫無所知，但就在趙先生進入山大前后，接連出版了三本書：小說《中條山的夢》，翻譯小說《孤獨》（原作者是蘇聯的維爾塔），論文集《中國新史學的探索》。我敬佩他的多才多藝，懷著敬仰的心情，選修了趙先生講授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經典選讀。和童書業先生不同，趙先生上這門課有完整的講稿，邏輯嚴密，字斟句酌，就像準備發表的文稿。他講課的聲音洪亮，字字入耳，抑揚頓挫，節奏分明，富有感染力。見大家聽得全神貫注，趙先生講課精神分外飽滿，形成了良性互動。下課前，他往往喜形于色地說：“同學們的聽講狀態很好，讓我的講課更有信心，謝謝！”“看得出大家對這堂課很滿意，這和我的預計正相符，謝謝！”有一次下課前說：“這堂課讓我們師生都感到愉悅，下一次會有更精彩的節目！”每次上課時，他的夫人和助教高昭一老師都來聽講。每次下課前，他總要聲明：“這一章的講稿在準備時得到了高昭一同志的許多幫助，謹向她致謝！”以這種方式當面且當眾表達對自己夫人的感謝，的確別開生面，一時傳為美談。

大約是講完了《路易·波拿巴政變記》之后，趙先生在下課前鄭重地說：為了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希望同學們對授課提出寶貴意見，尤其希望多提批評意見.他把準備好的紙片逐一地發給每個同學。課后，同學們把意見交給課代表，轉給了趙先生。出乎意料的是，下一次上課時，趙先生寒著臉走上講臺，沉默不語良久。同學們不知出了什么事，詫異又惴惴不安。趙先生終于開口了，第一句話是：“咱們可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哈！”又是沉默。過了一會兒接著說：“知識分子都有點虛榮愛面子，我也不例外。我請大家提意見，是對大家的尊重；大家提意見，可以暢所欲言，可是也要尊重我的人格呀。真想不到竟然有這樣的意見：‘有時簡直是浪費時間’，‘不應當自吹自擂’……哎，哎，我的講稿都是反復修改推敲過的，沒有一句廢話，怎么能說是浪費時間呢？我教這門課是邊學邊講，自知力不從心，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什么時候自吹自擂了？”說著說著，趙先生已委屈得淚光盈盈了。下課后，大部分同學都說“浪費時間”、“自吹自擂”這樣的意見不合事實，又埋怨課代表不該把這樣的意見交上去。根據大家的建議，課代表和幾個同學特地登門向趙先生做了解釋，這場小小的風波就平息了。此后，趙先生上課時依然情緒飽滿、神采煥發，依然在下課前“向高昭一同志致謝”，但結束語不再說“還有更精彩的節目”之類，改為“不妥之處，歡迎批評指正”了。

趙儷生先生和童書業先生不僅有相近的專業特長，又有相同的業余愛好，都善于鑒賞文物，都長于品畫，而且都能揮筆作畫，他倆的寓所又緊鄰，因此很快結為好友，經常相互切磋，有時爭論得面紅耳赤卻毫無芥蒂，趕上飯點時就毫不見外地共酌共餐。兩家的孩子也隨意串門，一同玩耍，親密無間。但小孩子一塊玩著玩著就會發生爭執，有時難免唇槍舌劍，甚至動起手來，吃虧的一方就要向家長告狀。這事就會對雙方家長的關系有所影響。聽說有一次，趙先生的孩子吃了虧，趙先生聽了孩子的哭訴，就怒氣沖沖地領著哭哭啼啼的孩子敲開童家的門，朝童先生夫婦撲通跪倒，說：“我趙某教子無方，孩子活該受欺負，惹你們二老見笑、生氣了，向你們謝罪！”童先生還來不及反應，趙先生已叩頭轉身而去。孩子們的糾紛第二天就煙消云散，兩位老師也就像孩子們一樣和好如初。同學們聽到老師之間的這種花邊新聞，感到新奇又有趣。

1951年初，為了抗美援朝，我報名參加軍事干校，得到批準，在文學院的歡送會上，我發表了頗有偏激情緒的告別辭（回想起來實在羞愧）。會后趙先生親切地對我說：你蠻有詩人氣質，參軍以后也可以搞創作。不過，詩人往往是偏激的，這可要注意喲。我雖然沒有認真領會趙先生的提醒，卻懷著感激的心情深深記住了他溫暖的目光。

由于上級有新的指示，我并沒有去參軍。1952年畢業離校后，就和趙先生失去聯系。1957年，趙先生（那時已調入蘭州大學）和我都成了右派分子。獲得“改正”后，從校友趙淮青那里得知趙先生的消息。想不到蜷居“另冊”期間，趙先生比我所受的磨難更重，他本人幾乎餓死，次女上山采野菜時墜崖而死。他的次女是品學兼優的尖子生，學校視為北大、清華的苗子，出事時正當高考前夕。趙先生正在外地勞動改造，家人怕他承受不了，請假也難，瞞了他好幾個月。

趙先生復出后，重新煥發了學術青春，在土地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多有新的建樹。聽說趙先生1978年招收新時期的第一屆研究生時，沖破重重阻力，甚至以“罷招”相拼，堅持錄取一位學歷不高、其貌不揚的考生，終于如愿。這位考生果然不負先生厚望，成了歷史學界的拔尖人才。又聽說因為趙先生曾批評一位學閥的著作，遭其忌恨，硬是不讓先生擔任博導。先生為此十分憤憤，但始終不向學閥服軟。2000年，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一朵喇叭花》，寄給趙先生，請他指教。八十多歲高齡的趙先生很快就寫來了相當長的回信，對我鼓勵、指點之外，捎帶著毫不隱諱地譏誚了幾位師友。這一些信息讓我隱隱地重新看到了趙先生三十來歲執教山大時的性情和風骨。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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