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的女權主義批評家愛蓮·蕭華特將女性文學分為三個階段：在時間較長的第一階段，女作家模仿主流文學的流行模式，并吸收其藝術標準和社會角色觀點。第二階段開始反對這些標準和價值，并為女作家的權利、價值、自主的要求進行辯護。最后則是自我發現的階段，即不再依靠對立面，而是向內轉，轉向尋求自我的同一。

回顧和梳理伊朗女性文學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看到，以西敏·達內西瓦爾（Simin Daneshvar，1921—2012）為代表的第一代女作家屬于伊朗女性文學的第一階段，作品中作為絕對主角的女主人公幾乎完全是處于男性價值體系中的；以沙赫爾努希·帕爾西普爾（Shahrnush Parsipur，1946—）為代表的第二代女作家屬于女性文學的第二階段，其作品主題是對男性價值認識體系的反叛，在與之對立中凸顯女性文學自身的價值。

在帕爾西普爾之后成長的新一代女作家在對女性權益的思考上更進一步。這代女作家與上一代女作家在兩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上一代女作家絕對數量不是很多，大多出自上層知識分子家庭，家世優越，從小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新世紀女作家大多來自新生的中產階級家庭，相對優裕的生活和時間，使她們熱衷于文學作品的閱讀與創作，以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這代女作家在數量上明顯多于上一代，并且是5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們同臺競技。這使得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女性作家群體成為伊朗當代文壇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在新世紀伊朗文壇大放光彩。她們不再專注于性別問題，不再關注女性與男性的性別對立，乃至對抗，她們幾乎完全超越了愛蓮·蕭華特所說的第二階段，進入第三階段，即在作品中更加關注女性自我意識的書寫。

新世紀伊朗文壇上，幾乎每年各大文學獎項都有女作家的身影，不少女作家的作品已經走出伊朗，被翻譯成多個語種。在創作思想上，新世紀登上文壇的女作家比上一代接受傳統教育的女作家更關注女性自身的內心世界，因此作品中女性的自我獨立意識是自然而然地呈現。同時，她們的作品更加向內轉，更多探索女性的內心世界而非外部周遭的社會問題。歸納起來，新世紀伊朗女性文學的自我意識書寫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專注于女性的自我實現

第一類是描寫女性的自強不息。隨著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人數比例的大幅度提升，職業女性在伊朗社會中越來越普遍。描述女性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新世紀伊朗女性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

這類作品以法爾紅黛·阿高依（Farkhondeh Aghaei，1956—）的長篇小說《學習撒旦并焚毀》（2006）為代表。女主人公瓦爾加是一位知識女性，她是伊朗亞美尼亞裔人，信仰基督教，愛上了一位穆斯林小伙子。由于宗教信仰不同，這份愛情遭到家人和親朋好友的強烈反對。但是，瓦爾加表現出強烈的自主意識，不惜與家人斷絕關系，與愛人結婚。婚后瓦爾加始終無法融入進丈夫的家庭，這其中既有宗教信仰的差異，也有家庭瑣事，而丈夫也始終不能給瓦爾加提供任何支持和保護。面對這樣的境遇，瓦爾加勇敢地選擇離開，兒子的撫養權也被剝奪。但她憑借教育優勢，輾轉于各個公共圖書館，既打工掙錢，又將圖書館作為棲身之地，以此作為改變命運的途徑。經過掙扎與奮斗，她的生活逐漸有了起色。她把日常生活記錄在編好的日記中，小說即是女主人公日記的展示。該小說堪稱是描寫伊朗女性自強不息、獨立自主的優秀之作。在伊朗傳統社會意識中，只有家庭、父親、丈夫才是女性的避風港灣，女性仿佛不是一個獨立性的存在。而小說主人公瓦爾加充分展示出自己的命運自己做主。瓦爾加的人生遭遇可以說是相當一部分知識女性的縮影。有相當多的伊朗知識女性，在婚后選擇做全職家庭主婦。然而，她們已經有足夠的分辨能力——這只是家庭角色的選擇需要，并不意味著自我意識的必然喪失。

2017年獲得第十屆賈拉勒·阿勒·阿赫瑪德文學獎的瑪麗婭姆·賈漢尼（Maryam Jahani，1986—）的長篇小說《這條街道沒有減速帶》（2016）中，主人公舒赫蕾是伊朗社會中另一類女性的代表。她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婚后小家庭的經濟條件比較拮據。為了補貼家用，她們會做一些兼職工作，舒赫蕾選擇較少女性從事的出租車司機，這對她是巨大挑戰。或許這是作家的一個寫作策略，以此使得女性的自我意識在作品中得到最充分的彰顯。小說在寫作構思方面的高超之處，在于作家并沒有刻意利用外部環境的困難來“凸顯”女主人公的頑強自我奮斗。舒赫蕾的自我奮斗源自內心深處強烈的“自我”意識——她要靠努力工作來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她沒有把自己定位于依靠丈夫有限收入來維持生活的家庭婦女，而是主動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不顧及外界異樣的眼光，積極主動謀劃如何做好工作。從這部小說可以看出，21世紀伊朗女作家的一個明顯傾向是，不再將男性作為女性的對立面，而專注于女性自我價值如何實現的問題。這既是創作上的飛躍，更是思想上的飛躍。

關心婚姻中的情感訴求

第二類是描寫女性在婚姻和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訴求和覺醒。在愛的激情褪去之后，大多數的婚姻生活歸于瑣碎和平淡。在這種瑣碎平淡的婚姻（而非不幸婚姻）中的女性最容易迷失自我。新世紀伊朗女性文學中反響最大的兩部作品，正書寫了這樣的主題。

佐婭·皮爾扎德（Zuya Pirzad，1952—）200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燈，我來熄滅》正是憑借婚姻主題橫掃當年伊朗各項文學大獎，并迅速被翻譯成各大語言，2012年還出版了中譯本。《燈，我來熄滅》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伊朗南部石油大城市阿巴丹，小說描寫了中年女性的情感危機，沒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渲染，含蓄委婉，寧靜致遠，溫馨中帶著一絲傷感，很具有東方韻味。

法麗芭·瓦菲（Fariba Vafi，1963—）的類似題材的小說《我的鳥兒》（2002），深受評論家和讀者的喜愛，獲得了2002年度最佳小說獎，第二屆“冬至文學獎”，并于2003年獲第三屆“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最佳長篇小說獎。故事以一位已婚婦女的自述展開，講述了女人平淡無味的日常婚姻生活，丈夫沒有不忠，也不乏體貼，但是缺乏溫情，更沒有激情。女主人公沒有名字，似乎在日常生活的壓抑和隱忍中失去了自我，然而心中的那只鳥兒是她們自我意識不滅的象征，小說直叩很多中年女性的心扉。法麗芭·瓦菲以小說《西藏之夢》再獲2006年第六屆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最佳長篇小說獎。如果說，《我的鳥兒》的女主人公在無愛的婚姻中表現出對飛翔的渴望，那么，《西藏之夢》的女主角喜娃則是更加主動地、勇敢走出無愛的婚姻生活，從中也可見伊朗當代女性對情感生活的主宰程度。

《燈，我來熄滅》《我的鳥兒》《西藏之夢》充分表現出已婚中年女性共同的生活困境和情感訴求，袒露出女性內心欲說還休的細膩情愫，引起女性群體的共鳴和大眾關注，使她們不再被忽視和淹沒在日常生活之中。此類題材的小說在新世紀伊始相繼獲獎與熱銷，說明對女性權益的關注重心已從“對立反抗”的重大問題轉移至婚姻生活的普通小事，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本質，顯示出伊朗女作家創作走向內傾化。

描寫成功女性的迷惘

第三類是描寫成功女性的迷惘。這體現出作家更深層次的思考：女性在職業生涯中的成功是否意味著真正實現了獨立的“自我”。

獲得2014年梅赫爾甘文學獎的喜娃·阿爾斯圖依（Shiva Arstuyi，1961—）的小說《恐懼》塑造了一位職場成功女性。女主人公席黛是一位作家，在文壇具有良好聲譽，是無數普通伊朗女性仰慕的對象。但是，她的內心卻充滿了恐懼和孤獨，陷入一種成功之后的患得患失境地，成功如同漂浮在水面的水泡，會閃光，但是轉眼即逝。席黛在尋求自我塑造與社會環境的裹挾這兩者之間掙扎。小說充分彰顯出現代知識女性在面對生活和未知壓力時的迷惘。小說沒有簡單地把“事業成功”與“獨立的自我”之間劃等號，顯示出新世紀的伊朗女作家在自我意識上有了新的超越。

馬赫納茲·卡麗米（Mahnaz Karimi，1960—）的長篇小說《銅镲與冷杉》（2003）獲得“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提名和“伊斯法罕文學獎”最佳小說獎。小說講的是一個僑居國外的單身伊朗裔女人，在手術中接受了一個黑人男孩的輸血后，欲收養這個孩子。為此，她必須建立真正的家庭，尋找能夠做丈夫的男人。她回到伊朗，回憶起年輕時的幾段戀情，每一段戀情都是她生活的一個側面，每一段戀情的開始與結束都是她的自我選擇，貫穿著女主人公的自我主體意識。然而，縈繞在這樣一個獨立女性內心深處的是深深的孤獨感。小說提出一個形而上的哲學問題：女性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她的“真正完整”究竟是什么？

關注“自我”的喪失與壓抑

第四類是描寫女性自我意識的喪失。新世紀的伊朗女作家的關注重心已經不再是“性別”，而是“自我”。這正是伊朗新世紀女性文學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學的最大差異。

獲得2005年第七屆梅赫爾甘文學獎最佳長篇小說獎的馬哈布貝·米爾·蓋迪里（Mahbube Mir Ghadiri，1958—）的小說《其他人》塑造了一位典型的失去自我意識的女性。女主人公沒有名字，內心有很多想說的話，卻從來沒有表達自己的勇氣。久而久之，她陷入自我封閉，恐懼和孤獨由內而外貫穿了女主人公的整個存在。小說中并沒有明顯的外在力量——父親、兄長、丈夫或左鄰右舍——的壓迫，女主人公是在長期男尊女卑的社會意識中失去自我。這既是社會傳統對女性的碾壓，同時也是女性本身對自己的碾壓。此類作品在新世紀的伊朗文學中并不少見，如還有費蕾西苔·艾哈邁迪（Fereshtah Ahmadi，1972—）的小說《健忘的仙子》（2007）等。

女性意識的覺醒與超脫

第五類是書寫女性對自我意識的壓抑。此類作品與上一類的區別在于，作品中的女性具有明確的自我意識，卻迫于周遭環境不得不壓抑。

其中以葛拉娜茲·穆薩維（Granaz Moussavi，1976—）的詩歌作品為代表。葛拉娜茲于1999年出版第一部詩集《在夜晚寫生》；2000年出版詩集《赤腳到黎明》，贏得良好反響，于2001年獲得伊朗非官方最高詩歌獎“卡爾納梅獎”；2003年出版詩集《被禁止的女人之歌》，奠定了她在伊朗詩壇的地位，該詩集被翻譯成多個國家的語言，在德國、意大利、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出版。2010年后，葛拉娜茲·穆薩維同時活躍在詩歌界和電影界，2012年出版詩集《紅色記憶》，2014年出版詩集《不，你在我皮膚上的吻無法追蹤》，2020年出版詩集《烏鴉和涂鴉》等。葛拉娜茲·穆薩維獲得過歐美多個詩歌獎項，多次參加巡回詩歌朗誦或講座、訪談，在國際詩歌節朗誦自己的詩歌，是新世紀伊朗女詩人的杰出代表。

新世紀的伊朗文壇是第三代女性小說家崛起的時代，葛拉娜茲的出現使得伊朗新世紀的女性詩歌同樣綻放出絢麗的光彩。葛拉娜茲的詩歌把女性刻意壓制的自我意識、女性那種“欲說還休”的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她在《闡釋》中寫道：“我即使在你雙眸植入蜂蜜/我依然會充滿咖啡的苦澀/在你我之間，所謂故事/那從頭經歷過的，只是我/一個奇怪的女人在你的夢中被闡釋。”該詩隱晦地書寫了男女愛情中，女性的自我意識被刻意壓抑了，在男人夢中被闡釋的女人并非真實的“自我”。《故事》中寫道：“你每一次看我/我的細胞就會彼此擁抱/我的胸膜下方就發燒/掙扎/愛戀上死神/銀河把我身體遺產/在充滿魔鬼的天空/播撒/請看著我！/這個奇遇之烏鴉/永遠不會抵達它的巢。”該詩書寫了處于“愛而不得”中的女性只能壓制激情，陷入愛情的絕望中。葛拉娜茲的詩歌情感含蓄而意象新穎出奇，如《襯衣》寫道：“條狀襯衣/卻沒有一條路可走/就那樣在無路的荒野溜達/直到碎裂成片。”以“條狀襯衣”暗含的“路”的喻象與“無路可走”的喻意聯系在一起，傳遞出女性的壓抑、絕望的情感。

正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藝術、文學和哲學的宗旨都是讓人自由地發現個人創造的新世界。要享有這一權利，首先必須得到存在的自由。女人所受的教養至今仍限制著她，使她難以把握外在的世界，為在人世上給自己找到位置而奮斗實在太艱辛了，要想從其中超脫出來又談何容易。倘若她要再次嘗試把握外在的世界，她首先應當掙脫它的束縛，躍入獨立自主的境地。這就是說，女人首先應該痛苦而驕傲地學會放棄和超越，從做一個自由的人起步。”超越單純的性別分野的狹隘性，是新世紀伊朗女性文學的一個明顯傾向，伊朗的女作家不再將男性作為女性的對立面，而是從女性自身的特點去建構和實現女性的自我價值，表現出對“女性”文學的一定程度的超越，嘗試探索和建構女性作為“人”的真正“完整性”。

［穆宏燕系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教授，宋華（Narges Tabari Shahandasht）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