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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島會記住一切——評房偉的長篇報告文學《太湖萬物生》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5期 | 汪 政  2024年10月14日15:07

內容提要:房偉的報告文學全方位地記述了蘇州太湖生態島的建設,體現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實踐。作品體現了作者在生態領域的許多思考,探討了當下鄉村振興的許多現實問題。既是一部成功的生態文學作品,又給鄉土題材寫作帶來了許多有益的啟示。在創作上,作者將生態作為方法,融入了多種文體表現手法,為報告文學創作的多樣性做出了獨特的審美嘗試。

關鍵詞:房偉 《太湖萬物生》 生態文學 鄉土文學 文體

房偉將近三十五字的長篇報告文學《太湖萬物生》發來后,著實讓我吃了一驚,一個人的創造力竟能如此之旺盛!現在已經很難定義房偉了,他是學者還是作家?即使從作家這一行當來說也是如此,至少到如今,他已經在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傳記文學和報告文學等多個領地插上了自己的旗幟。如果說前幾種文體的創作多多少少還可以在書齋進行的話,《太湖萬物生》這部以蘇州太湖生態島為書寫對象的作品是不可能在書房內靠查閱資料寫出來的,從該書的后記和房偉接受的訪談中可以得知,這部作品從采訪調研到成書前后數年,采訪對象“有各級官員,檢察官、警察、企業家、科學家、藝術家、隱居太湖的雅士和文史工作者,也有基層干部、退休老干部。更多是返鄉創業大學生、民宿老板、電商、小商戶、出租車司機、老師、學生、安保、漁民、養殖戶、茶農、果農,還有熱衷鳥類保護、樹保護、石保護與各項公益事業的志愿者……”1,行走五百千米,僅動手寫作就耗時五個多月。難怪房偉也這樣說:“完成這樣一本書,對我來說,是一次巨大考驗。”這是一部報告文學的創作,是房偉文學生涯的一次擴張,更是作者文學與生活之間關系路徑的大調整。至少目前來看,它對房偉的影響是深刻的,他說這次文學行為讓他這個久在書齋的老師大開眼界,甚至說它改變了他未來的寫作走向。他的創作計劃中就有一組反映當下太湖生態環保建設中的人和事的中短篇小說“太湖故事”2。這是房偉文學創作的一個特點,他總是能將某種題材的文學效能發揮到最大化。他能從學術研究中發現文學的可能,也可以從紀實中發現虛構的轉向,在同一內容或題材上進行衍生開發,呈現創作的長尾與邊際效應。僅就這一點說,房偉堪稱題材成本的管理高手。

《太湖萬物生》是一部以蘇州太湖生態島的建設為總體敘事的作品,所以,應該首先將其放在生態文學發展的歷史鏈條上進行解讀。在我看來,它是一部有著新的生態理念的生態文學作品。生態文學有一個發展過程,它的前生是寬泛意義上的自然文學,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從《詩經》開始的古典自然文學。古典自然文學,以人為主,把自然作為表達人文意義的一個載體。自然是一個形象,是一個載體,是一個喻體。它表現的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的思想。所謂托物言志、借物抒情,這是古典的自然文學。接著是現代自然文學,主張把自然還給自然,把自然交給自然,不是把自然看成是人的鏡像,而是把自然看成是自然本身,去呈現自然本身的真實狀態,比如法布爾的《昆蟲記》、梭羅的《瓦爾登湖》等。古典自然文學與現代自然文學在工業革命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便是生態文學的興起。生態文學既是自然文學的延續與發展,又與自然文學有很大的區別。自然文學是以自然為表現對象的文學,而在生態文學中,自然依然是主體,但是,它的重點卻是表現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關注的是在人類行動中自然的狀況與命運,有著強烈的自然倫理主義色彩。它在主張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想下展現生態建設的成就與經驗,反思人類對自然的不當行為,具有明顯的介入性。在生態文學中,自然雖然有比在自然文學中更高的地位,但它有時并不是敘述與描寫的內容,而是一種前提,一種本原性主體,它不是話語的中心,但一切話語由它而生。所以,從自然文學到生態文學是一個飛躍,它標明人類對自然有了新的看法,對人與自然的關系有了新理解,同時,也對以自然作為表現對象、為文學主體的文學的意義與功能有了新的要求。人類已經開始考慮,人類要跟自然友好相處,共同發展。要以反思的、科學的精神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是生態文學的誕生,也是自然文學的發展與本質性變化。

所以,相比起文學史上眾多的文學類型,生態文學呈現出快速發展與多元疊加的復雜狀態。因為生態文學是人類現代文明的產物,是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誕生的、富于現代性的文學類型。與人類生態狀況同步發展,它的思想資源是人類不斷更新的生態思想,它的表現內容是錯綜復雜的共時性的社會生態景觀。所以,為什么生態文學之初占據主導的是反思型與批判型?同時,它們又為什么產生在生產力相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正是因為現代科學技術推動了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催生出了現代生態思想。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沒有哪個階段表現出自工業革命以來巨大而激烈的二律背反,一方面社會財富以幾何級數的速度在增加,一方面伴隨財富增加的是日益糟糕的自然災難與人類生存狀況。因此,生態文學與自然文學體現出了既具有連續性又有發展性的特點,這一特點呈現出現代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及其對人類社會行為的反思上。

因為生態文學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所以,它也與社會發展共時性地體現出發展上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一方面是它與社會的對話和鮮明的介入意識,比如歐美生態文學的經典作品與社會現實的強烈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乃至現實化為個人與組織的環保行動。另一方面,由于科學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區的生態理念的發展也呈現出不平衡的狀況,以致在經濟不發達地區不但不能生發出本土性的生態思想,相反,卻呈現出對現代生態思想的抵制。其實,這樣的矛盾狀況即使在發達地區也依然存在,乃至使得生態思想與生態治理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與政治色彩。這一點在房偉的《太湖萬物生》中也有集中的體現。房偉真實地反映了蘇州太湖地區生態治理的過程,它不是對當下生態治理的結果性總結,而是在中國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大背景下,對蘇州太湖從生態的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性書寫。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品雖然是一部地區生態的文學表達,卻因為這一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而具有了中國生態發展的典型性意義。它以生動的案例展現了中國生態發展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經濟改革使得人們對經濟的發展訴求和對財富的渴望在幾十年的壓抑后得到了暴發性的釋放,太湖地區有著得天獨厚的資源,以水產、山石、水果等為支柱,催生了遍地開花的形式與性質多樣的村鎮企業和經濟體,在鄉鎮經濟發展與農民生活日益改善的同時,是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與生態狀況的嚴重惡化。作品引用西山金庭鎮文體中心負責人鄒永明回憶說:“90年代初,西山集體經濟是蘇州最富有的幾個地方,有上千條船停在碼頭上,拿現金來提石灰石原料?!笈谝豁?,黃金萬兩’,開采石料的炮聲,帶來了財富,也帶來了頻發的、血淋淋的安全事故。比如,風景秀麗的大鼉山,為太湖72峰之一,從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除了太湖采石公司這樣的國營單位,秉常村淘渣廠這樣的村企業也常年駐島開采,大鼉‘鱗片’撕裂,碎石飛濺,讓人好不痛惜”,與采石同等生態災級的是太湖水產養殖。這樣的情況同樣出現在太湖的網圍養殖上,超大范圍的網圍養殖,加上太湖沿岸雨后春筍般興起的企業和人口集聚而產生的工業與生活污水,使得太湖的水質嚴重下降,大面積藍藻暴發的頻率愈來愈高。第二個階段大概從1990年代末開始,針對山體破壞、水體污染與植被退化等生態災難,政府不斷出臺政策和地方法規,比如蘇州在1999年就制定了《蘇州市禁止開山采石條例》。2010年前后,為了扼制太湖藍藻的頻繁暴發,又開始對太湖網圍的拆除。一方面是治標性的單項行動,另一方面這種失之單一粗疏的方式因為未能對治理的愈后設計預案,從而造成反復和反彈,利益驅動形成了當時常見的污染游擊戰形態。只有到了第三階段,當生態治理走向綜合,當環境保護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當生態建設與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脫貧攻堅戰略與鄉村振興結合起來后,生態建設才迎來了跨越式發展。這是房偉對蘇州生態島生態建設過程的全方位敘述,更是他在理論上的自我建設與生態島的田野考察后的文學表達,也是生態文學呼應當代中國發展呼應現實生態發展狀況的現實主義體現。

表面上看,生態島的建設是人與自然關系的調整,其實本質上是人的轉變,是人的理念的轉變,是人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的轉變。生態建設必然給原先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獲取帶來影響。還以采石業為例,當年小小的西山島采石企業就有一百多家,采石禁令頒布后,有的人家五六口下崗,西山的下崗人數一千五百多人,“形成了不穩定的因素,鎮上的稅收又大大減少,進入了轉型期的陣痛”。與此相近似的還有網圍養殖,“雖然養殖非常辛苦,但收入同樣很高,當這種比較富足的生活被突然叫停,必然會引起所有人的反對”。太湖禁捕對世代生活在水上的漁民來說造成的影響是別人怎么也難以體會的。上岸后的漁民,很多人不適應。作品寫到一位沈姓漁民,“老沈習慣穿行在水面,船身搖擺的感覺,似乎在搖搖晃晃之中,身體才能怡然自樂。如今上了岸,他經常莫名其妙地跌跤,頭發暈,腳下仿佛纏了棉花,總感覺腳下的大地,上上下下亂動。在船上住了大半輩子,渾身老是魚腥味,岸上的人聞了,直皺眉頭,有的小孩更直接做出討厭的表情”。漁民上了岸,本來以采石為生的村民,其謀生方式也改變了,一個村子幾乎都成了“三保”村,即村民大都成了保潔、保姆和保安。對他們來說,這不僅是一代人生活方式的改變,實際上,是世代傳統的終結。

如果將《太湖萬物生》同時放在中國鄉土文學的背景上考察會發現許多新質。中國鄉土文學是以漫長的農業文明為文化基因的,它的敘事路徑基本上依賴于中國傳統血緣關系的家族與家庭結構,而權力話語則生長于鄉村自治的“小傳統”。因此,中國的鄉村變革是緩慢的,也是自下而上的。但是,當生態也成為中國鄉村的治理行為時,它不但不能依賴于小傳統,相反,它改變的恰恰是中國鄉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這樣的格局不可能是自下而上的,鄉村斷裂式的變革只能是自上而下。房偉觸及了中國鄉村現代化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當下中國鄉村治理轉型的問題。如果追根溯源,可能要接續到1920—1930年代的鄉村建設與“歸農”運動。中國的農村長期是鄉村自治模式,所謂政不下縣。但是,20世紀初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開始打破這一傳統模式,農村必須跟上現代化的步伐。而在現代社會體制下,農村不可能再在自我封閉的環境中運行,現代工業體制逼迫農村改變生產與經營方式,城鄉功能也必須在現代生產方式上進行分工。不管是費孝通等社會經濟學家的研究與考察,還是茅盾等人的鄉土小說書寫都關注到農村必然要進行的這種變革。這也是如定縣等鄉村建設實驗試圖解決的問題之一。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打破鄉村的自理模式,使農村與農民現代化,而這樣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像傳統那樣依靠農村自我生產,而要從外部輸入,這就是當時一大批知識分子鄉村建設的背景,也是當時知識界強烈呼吁歸農的原因,即促使從農村走出去的知識分子回到鄉村,參與鄉村治理,改變鄉土文化。這種歸農不是傳統的官僚歸隱與反哺,傳統的歸田與返鄉雖然看上去也是文化資源的注入,但這種文化在本質上是與鄉村文化同質同構的。而鄉村建設與歸農則是異質的,是現代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替代。這些鄉村實踐雖然最后都未能延續,它們開啟的鄉村現代建設模式雖然成為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結構,但長期以來依然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鄉村的小傳統依然在發揮潛在的作用。這也是迄今為止絕大多數鄉土文學依舊以小傳統作為敘述結構的深層次原因。

而在房偉的思考中,鄉村的生態治理這樣的現代化實踐與傳統鄉村不管是觀念還是行為都存在巨大的差別?!短f物生》沒有回避這一嚴峻的事實,更沒有回避村民們的困惑以及他們面對新實踐的抵觸,特別是他們轉型時付出的經濟、生活、心理與情感的代價,從現代社會理性的角度看,這樣的代價是這代人乃至幾代人要付出的。所以,在房偉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開始于1980年代,到了1990年代,生態問題逐漸凸顯。但是,自科學發展觀提出后,生態治理、環境保護已經成為國家治理理念。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逐步走上健康的道路。十八大之后,特別是兩山理論的提出,社會的整體生態意識不斷強化,制度設計不斷科學,執行力度不斷加大,工業生產開始了新一輪的產業轉型。中國不僅加快了自身的生態環境治理,同時向世界作出了碳中和的莊嚴承諾。這一切都說明,中國的生態建設已經進入常態化。這種常態化建設在農村治理中是外部的推進,類似于當年鄉村建設與歸農,知識下鄉意味越來越濃。政府主導的生態島規劃整體設計與多種經濟形式的引進,科研院所和專業技術人員的深度介入都使得生態島的建設迥異于傳統鄉村根性生長的方式,它彰顯出現代管理與國家制度的強大力量與先進性的優勢,正是這種哪怕是外科手術一樣的方式,正在塑造新的農村與村民。當然,這種外部力量總要得到地方的認同,并內化為基層民眾的理念與情感。沈姓漁民可以作為一個典型。“也有人和一湖之隔的湖州攀比,想多要兩個補償款。老沈沒說啥,默默地擦干眼淚,搬到了岸上。作為一個漁民,他也親眼看到這些年太湖水質的變化。過度捕撈,過度養殖,藍藻泛濫,都讓美麗的太湖,渾身污濁,病弱不堪。太湖要休養生息,就必須限制漁業。這也是生態轉型付出的代價?!边@樣的認知是生態建設的民眾基礎,也是鄉村書寫今后如何刻畫新人時的社會心理路徑與審美方略。如何處理現代鄉村治理中的內外關系,如何在這種張力中塑造人物形象,又如何安置傳統文化和世故人情等等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它們可能催生出新的鄉土文學類型。

與一般的單一性生態題材創作不同,房偉的《太湖萬物生》雖然是以蘇州太湖生態島的建設為中心的地方性寫作,但是,貫穿其中的理念卻是綜合的、全方位的。這涉及作者對生態概念的認識,考驗著作者在生態理念上的先進性。在房偉這里,生態已經是一個綜合的系統性的概念,以生態作為目標與方法,它所追求與調節的不僅僅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社會各種資源的合理配制,是人、自然、社會三方面要素的和諧共生。所以,作品雖然以人與自然作為蘇州太湖生態島的主要觀察視角,但是,它的敘述內容卻遠遠大于此。

生態經濟是生態島建設的重中之重,它是生態建設的物質基礎,也是生態治理可持續發展的保證。生態島是一個樣本,房偉力圖通過它展示中國生態建設的發展道路。不管是傳統產業,還是鄉鎮企業的崛起,抑或是生活方式對環境造成的壓力,這些因素的疊加在西山島形成了觸目驚心的生態危機,而強有力的環境整治與生態建設在解決了污染問題后又產生了新的生產與生活問題。這些問題不可能通過原初的生態主張也就是有限發展和回歸古典時代的方式來解決。發展是硬道理,發展中所產生的問題只能通過新的發展來破解?!短f物》所生萬物首先是物質財富,是西山人的不斷探索,是科學方式促成的產業轉型,是在新的生產方式中對本島資源的重新理解,是在新的產業方式中對傳統經濟的改造與升級。所以,采石禁止了,但水石出來了;太湖網圍養殖縮小了,新的養殖業誕生了。原本視為尋常的舊村落現在有了不尋常的價值,許多沉入時間的人文景觀拭擦出了新的光亮,因為生態修復,動植物也都煥發出了新的生機……這些不僅僅是湖島面貌的改善,它們在生態經濟的框架內都是不可多得的商機。

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還在路上。之所以說房偉筆下的生態島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典型、一個縮影,是因為它幾乎具體而微地展現了中國生態治理的起步、過程,階段性的成果以及無限美好的前景,也包括試錯、代價、教訓,依然存在的困難和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匱乏。對后者,《太湖萬物生》沒有回避,而是與生態島的建設們一同思考。蔣東村已經轉型了,但村支書依然憂心忡忡:“東村文化旅游資源豐厚,卻缺少人力資源和政策扶持,也缺乏集體的統一行動。東蔡是農業大村,想打造農文旅品牌,卻缺少民間資本介入。”蘇州文旅集團副總經理羅林對未來的展望是建立在三山島開發的教訓上的:“先是一窩蜂地上民宿,搞農家樂,然而,服務不規范,衛生條件不統一,價格也不好控制,時間長了,種種隱患就顯現了出來。”過去的教訓值得吸取,即使現在,也依然不容樂觀,一些看上去解決了的問題可能并不如此。比如太湖藍藻,太湖的水生態等問題。在東山鎮原副鎮長楊忠星看來,太湖水質并不是拆除網圍和人工水上清渣作業就能解決的,關鍵是如何恢復湖水的自我修復與自然循環機能。這樣的內容在作品中還有很多,正是類似的思考不但使作品具有了思想的深度與冷靜的筆法,而且真實地記錄了生態島建設中的思想累積。它們同樣是生態建設的成果,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生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品的第一章《綠島桃源記》是對西山島的歷史追記和文化尋根。通過這一章,房偉強調了他對生態島觀察與思考的角度,那就是文明與文化。“以蘇州吳中區的西山島為主,兼及東山鎮等太湖諸島,建立起的‘蘇州生態島’的概念,既與現代生態文明相聯系,又與西方自然荒野的生態追求有異。太湖生態島地理位置依山帶水,歷史文明悠久,文化積淀深厚。這也讓生態島建設多了人文氣息,與‘天人合一’的傳統文化相依托。江南遷徙的南渡史上,太湖生態島的這片勝地,不僅有隱士名臣、僧尼道士,也有名將烈士。他們的故事,不斷積累豐富的‘太湖桃源’氣質,為現代生態文明打下了堅實基礎。其地方也養成了‘隱秀’的文化特質”。所以,作品寫到了狹義的文化,寫到了生態島歷史文化景觀的發現和搶救性保護,寫到了古村的舊貌與新顏,寫到了生態島的文藝生活,更寫到了生態島的道義、人心與審美。

作品的最后一章《桃源文心記》是對第一章的呼應,也是對第一章的升華。在“棍徒與小吏”中,房偉打撈了暴式昭的故事,這是一個清官小吏的故事,又是一個以民間力量伸張正義的故事。暴式昭“既沒有轟轟烈烈的大事業跡,也沒有煊赫官職,但他同樣以‘廉潔’進入史冊。他是太湖生態島建設的文化先驅,其言行功績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調”。而為暴式昭鳴不平的草民蔡劍門則見出了“民間自有奇人義士,也自有正義民心。這些‘不法的暴徒’,更體現了西山人道義才華的力量,與深厚的文化影響”。在“陽光與家園”中,房偉為我們講述了志愿者李嵐的故事,這個本在外企工作拿著高薪的女性辭職回到西山,做起了公益,“她制定的‘共享陽光’‘擁抱暖陽’‘筑夢之家’‘揚帆計劃’等一系列公益項目,幾乎涵蓋整個金庭鎮所有困境兒童、失獨老人、殘障人士。她為貧困家庭制定的重塑規劃,讓很多停滯不前的家庭,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專心公益的時間里,李嵐從最初撰寫項目書,到參與一線助農、扶貧;從簡單的社會公益活動,到為困境兒童提供專業的救助;從單一的殘障人士幫扶,到推動整個貧困家庭走出困境、煥發生機……她不斷整合社會公益資源,匯聚多方愛心力量。對接愛心企業,到貧困、失獨老人家里,開展農產品采摘和銷售;多次邀請精神專家,入戶查看患者病情;引導外國友人,到貧困家庭做公益活動,送溫暖”。這是一個志愿者的故事,也是生態島精神之光的故事。在“湖水畫夢錄”里,房偉為我們開啟的是生態島藝術審美的旅程。他不僅為我們追述了以“吳門畫派”為核心的蘇州藝術史,而且為我們展示了生態島如今的藝術面貌,這里有駐島畫家,有“太湖畫院”這樣的藝術機構,也有“胥口書畫市場”已見端倪的文化產業。更重要的是,西山人已經在著手如何用藝術助推生態島的建設,引進國外的成功經驗提高生態島的文化品質,增加生態島的旅游附加值,為中國的“藝術鄉建”開拓新的可能?!敖⒐菜囆g良性生態,讓資本與藝術共生,讓藝術與生活共生,讓人類在流動的藝術館里,感受農業文明,放松疲憊心靈,促進一種新生態文明生成?!币赃@樣的內容作為全書的結尾顯然是有深意的,房偉以古西山的文明寫起,以生態島的新文明作結,突出的是生態島的道德與民風,是生態島的新文明實踐,是生態島正在探索的如馬克思所展望的未來社會全面藝術化的發展之路。這無疑是對生態文明的一種新的理解。也正如生態規劃專家陳雯對生態島的憧憬:“碧水青山螢舞果香的美麗島、永續循環節能韌性的低碳島、生態經濟民生幸福的富足島、綠色創新技術引領的知識島、地景天成情感共鳴的藝術島?!?/p>

從生態文學批評的角度看,房偉對生態的認識不僅體現在《太湖萬物生》的內容上,體現在對蘇州太湖生態島建設的全方位描寫上,同時也體現在對報告文學創作的理解上。也就是說,生態思想不僅是作品的表現對象,同時也是表現方法與表現形式。這主要體現為這部大體量的長篇報告文學藝術手法的多樣性。

生態文學批評就是以生態思想作為文學批評的基礎與核心理念,并將其轉化為審美標準。所以,一方面,生態文學批評以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為研究對象,對其表現出的生態內容進行評價,另一方面,它又是可以遷移的,在普遍的層面對其他類型的文學從生態美學的角度進行評論,比如,將多樣性作為其審美標準之一來檢驗文學的大小系統。我們知道,生態的多樣性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的物種多樣性,物種的遺傳與變異的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多樣性。而生態平衡則是指自然生態系統中生物與環境之間、生物與生物之間相互作用而建立起來的動態平衡聯系。生態批評就是以此為核心理念,將文學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去關注它的類型,它在文體、風格與表現手法上的多樣性;關注它的遺傳性狀,它的傳統性狀的存活程度,它的經典美學的生命力;關注它的變異,一些新的文學特性的產生;研究它在整個生態中的地位與影響,比如與其他藝術的關系及其消長,與社會生活的關注及其作用等。我們既要在宏觀的文學現實中關注審美的多樣性,又要從微觀的角度關注作家創作的多樣性、文體的多樣性,甚至一部作品在創作上的多樣性。正是從這些方面入手,生態批評開拓了許多研究空間并不斷提出問題,甚至發出審美預警。

《太湖萬物生》在藝術表現上的多樣性也許與房偉自身的多樣性相關,他的不同身份與工況自然融入了這部作品的創作中。他的學者工作習慣使這部報告文學帶有了研究的氣質,不管是對西山歷史的整體考察,還是對古村落、文化遺產與歷史人物的研究,都讓這部作品顯現出學術的光澤。學者的思路會讓他在一些問題哪怕是一些細節上盤桓再三,當然,學者的嚴謹更讓他對一切持一種審慎的態度。所以,與當下許多類似題材的作品不一樣,房偉對太湖生態島的敘述是平靜的,沒有什么大詞,更沒有抒情的腔調,它不是贊美詩,而是記錄。學者的理性使作品有意無意地流露出思想的品格,作品既對生態島建設者的思想感興趣,更是融入了自己的許多思考。所以,與一般的報告文學不一樣,《太湖萬物生》有著社會學田野調查的氣質。閱讀時,人們可能會時不時地聯想到在蘇州曾經做過多次調查并留下了經典的費孝通先生,聯想到他對江南經濟模式的許多思考。這樣的風格在《太湖萬物生》的不少章節上可以體會到,比如第二章《古村振興記》和第五章《生態經濟記》,這些章節視角集中,或以具體的村鎮為單位,或以某一生產領域、某種經濟行為為觀察對象,邊界清晰,外延周全,有過程,有人物,有比較,有結論,具有高度的敘事自治和思考信度。

從筆法上看,《太湖萬物生》固然有報告文學文體上的總體性特征,但在不同的章節卻又融入了其他文體的風格,比如散文、隨筆、科普、論文、小說等等。第一章《綠島桃源記》和第四章《美島風物記》就有散文和隨筆的味道。全書正文的開頭一節是這樣的:“夢中總是有一群峨冠博帶的古人。他們在水邊痛哭高歌,在山間煮茶吟詩,在翠綠竹林里賞月聽風,他們隱身于太湖島嶼,寫出一篇篇璀璨的詩歌,一個個動人的故事。”這是不是散文的筆致?第六章《桃源文心記》中的“棍徒與小吏”可以說就是一篇獨立的文史小品文。作為一位卓有成就的小說家,房偉在《太湖萬物生》中植入小說的調性是很自然的事。第四章《美島風物記》中的“禽鳥江湖”“良石生水中”都是很有小說風味的章節,它們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畫,看上去是對事件的敘述,但這事件在敘述中時不時地變成了情節,有了戲劇感。除了這些章節,更多的是大面積小說敘述語調的彌散,完全沒有閱讀記憶中的那種報告文學腔。

這樣的報告文學寫作的意義很值得說說。在生態批評看來,任何一種藝術元素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都是有活性的。報告文學也是如此。作為一種年歲并不是很大的新文體,報告文學近百年的生存發展史可以說是命運多變,它既受制于社會現實的牽制,又受到其他文體的擠壓,尤其是時代主流性話語方式對它的影響巨大,這多少使它在自己審美的成長上力不從心。到了互聯網和自媒體時代,報告文學這種帶有新聞性的文體受到的挑戰就更多了。然而,受擠壓越多,反彈力也就越大。報告文學的文體困局在新世紀初有了改觀,報告文學開始了自我革命,這種革命既有尋找出路的內在動力,也有其他文體乃至跨界藝術的助力,更有文體觀念上的解放。由此,報告文學打開了自己,自由度不斷提高,一方面是其他文體作者的加盟,另一方面則是大規模地吸納多種文體的藝術元素,從而形成了自由、開放、多元的報告文學文體生態。房偉的報告文學創作并不多,但是,他卻能以一個學者的理論自覺和一個作家的審美敏感意識到報告文學領域這一靜悄悄的審美革命,最大限度地汲取其成果,并運用到創作中。從生態文學批評的角度看,這是每個作家都必須具備的生態審美品格,不同藝術、不同文體間的互動,不僅是單種文類的生長方式,更是文藝生態平衡與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注釋:

1 房偉《太湖萬物生》,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340頁。后文所引皆出自本書,不再一一加注。

2 參見房偉《辰龍抒懷》,“收獲”公眾號,2024年2月12日。

[作者單位:江蘇省作家協會]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