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汪應辰是南宋初期一位重要的理學家、文學家，主要活躍于宋高宗、孝宗兩朝。汪應辰師從張九成、呂本中，繼承了二程的伊洛之學，同時與朱熹、呂祖謙等理學大家相交甚篤。汪應辰是朱熹的從表叔，南宋隆興北伐與和議期間(1163-1164)兩人交往密切，在政治上兩人都是主戰派，常論戰事，也正是在汪的提攜下朱熹得以登上政治舞臺。隨著隆興北伐失敗，朱熹意識到國家潛藏的危機，朝廷上下沉迷佛學、蘇學，遂決意進行批判，并與汪應辰就儒釋邪正問題展開論辯，在此基礎上完成著作《雜學辨》，為其后來集宋代理學之大成邁出堅實一步。

關鍵詞：汪應辰 朱熹 《文定集》 《雜學辨》

在中國文化史上朱熹（1130年—1200年）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構建的理學文化體系，全面系統闡述了儒學的倫理精神，成為東方儒學史上的一座豐碑。而在歷史上對朱熹思想形成產生過重要的人物汪應辰，較少有人知曉。汪應辰（1118年-1176年）是朱熹的從表叔，年長朱熹12歲。他賞識朱熹的才干和學識，多次向朝廷加以舉薦，為朱熹的仕途鋪路。可以說，朱熹早年得以登上政治舞臺離不開這位表叔的提攜，朱熹的政治立場的形成也與之息息相關。尤其是兩人在交往過程中的思想交鋒，更是直接影響了朱熹的思想觀念的形成。

汪應辰，字圣錫，世稱玉山先生，南宋信州玉山（今屬江西省玉山縣），是南宋時期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文學家、理學家、散文家、詩人，他少有才名，天資聰慧，18歲得中狀元，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年少狀元。《宋史》列有汪應辰傳，“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1]汪應辰年少成名，在官場上卻并沒有春風得意，屢屢碰壁，宦海沉浮卻沒有泯滅他的治學之心。他為官之余，筆耕不輟，著述頗多，有《二經雅言》二卷、《唐書列傳辨證》二十卷、《翰林詞章》五卷、《石林燕語辨》十卷，令人惋惜的是多數著作亡佚。明嘉靖年間的學士程敏政曾得見其文，抄錄十二卷。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夏浚在程敏政手抄本基礎上，編纂出十四卷本《汪文定公集》。至清乾隆年間，在編撰四庫全書期間，學者以夏浚版《汪文定公集》為藍本，又綜合《永樂大典》中的輯補佚文，編撰出二十四卷的《文定集》，留世至今。

現存《文定集》是研究汪應辰最重要的參考文獻，書中內容豐富，涵蓋奏議、狀劄、表、策論、制、序、記、說、銘、題跋、書、啟、祝、祭文、志銘、詩歌，達五百余篇，較為系統全面展現了汪應辰的思想、為官、文采、交往等情況。明清以來，學者對汪應辰的學術成就評價甚高，黃宗羲所撰《宋元學案》中收錄“玉山學案”。“先生于學，博綜諸家”，“骨鯁極似橫浦，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薇、而未嘗佞佛，粹然為醇儒”。一代醇儒評價可謂甚高，他所創創立的“玉山學派”亦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其弟子有“金華學派”創始人呂祖謙，與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并稱為“南宋四大詩人”的尤袤。可惜汪應辰的現存資料有限，難以為我們呈現出其思想全貌。學界對汪應辰關注和研究尚且不夠，通過朱熹與汪應辰之間的交往辨析，能夠讓我們了解這段塵封的歷史。

一、關心時局：南宋隆興年間汪應辰與朱熹叔侄間的密切交往

汪應辰與朱熹之間交往，與當時南宋與金朝南北的對峙政局密切相關，他們之間的交往不僅僅是叔侄之間的情感往來，更是滲透著政治觀點的交流。南宋立國以來，始終無法擺脫北方強敵的金朝的襲擾和攻擊，朝堂之上形成了主和派和主戰派兩大陣營，兩派的爭論始終是朝堂政治博弈的焦點。在這場長達數十年的斗爭中，直接影響了汪應辰和朱熹的處境，作為主戰派的代表，他們與主和派大奸臣的秦檜意見相左，在政治長期被打壓。據《宋史·汪應辰傳》載：

“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愿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2]

這個時期，朱熹在跟隨程頤二傳弟子李侗（1093年-1163年）從學，面對金軍大舉南侵，宋孝宗臨危即位，召求賢能直言的時局。1162年8月，朱熹在李侗的指點下，第一次向朝廷上書，陳述要求朝廷勵精圖治，抗擊強敵的觀點。他提出“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痛斥對金講和之說,要求宋孝宗及早制定主戰計劃。”其主戰的觀點與汪應辰是一致的，兩個月之后叔侄兩人就謀面了。

1162年10月的秋季，汪應辰將出知福州,赴任之前，兩人在建安第一次相見，面對這個有才華和血氣的表侄，他顯然十分高興，乃至有“一見如故”之感。他在給好友吏部侍郎陳俊卿的信中不乏溢美之詞。“其學材識為遠器，亦招其來此，帥司準備差遣。……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見宰執言之。”汪應辰稱朱熹為遠器，自然是十分賞識，到福州任上后，便把朱熹叫在身邊栽培。也就是從這個時候，兩人開始了長達數年的密切交往。在汪應辰為代表的主戰派團體提攜下，朱熹得以出入仕途，得到了面見宋孝宗的機會。

南宋初年，政局不穩，戰事時有發生。宋孝宗即位以來，對金朝的態度，始終在是戰與是和中搖擺不定，兩派政治勢力的博弈也是跟隨圣意起起伏伏。1163年宋孝宗傾向主戰，任命張浚為樞密使兼江淮東西兩路宣撫使，展現出銳意北伐的態度。汪應辰敏銳地意識到這個是把朱熹推向的政治舞臺的絕佳時期，他再次致書好友陳俊卿力薦朱熹。“朱迪功熹，進修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處之否。”也正是在汪應辰的保舉下，此年3月，朝廷召朱熹赴臨安；7月，宋孝宗召朱熹入奏登對，11月6日宋孝宗在垂拱殿中召見了朱熹。朱熹面奏皇帝直言自己對社會現實和金朝的政治態度，他希望宋孝宗能夠重用儒學，勵精圖治，“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出兵抗金的正義性，并提出出兵中原的方略。汪應辰對于這次面奏非常重視，親自寫信囑托朱熹。“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悟上意者多矣。”可惜，事與愿違，宋孝宗并沒有重視這些觀點，面奏之后朱熹遭到冷漠的對待，僅得到武學博士的閑職，難以施展抱負，一度讓朱熹受挫很深。

此后，隨著宋金戰局的發展，戰事的失利，讓主戰派處于劣勢地位。最終，宋孝宗選擇支持議和，主戰派領袖張浚隨即被罷免，致使主戰派徹底失勢。在這期間，汪應辰與朱熹多次在福州商討戰事，討論對策，終究無法左右朝局的發展。

也正是在這段密切的交往中，汪應辰和朱熹在政治觀念上達成很多共識。在治理國家方面，他們都希望最高統治者能夠革除痹證，任用賢臣，體察民情，德治太平，是傳統儒家思想的延續和發展。

汪應辰在《廷試策》中言：“臣聞治道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行霸道則霸，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3]在《論愛民六事疏》中言“臣竊以為昔人君大有為于天下，雖酬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為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4]朱熹同樣有類似的論斷，“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正綱”。

隆興年間的時局動蕩，深刻影響了兩人此后的人生軌跡。汪應辰在福州任上轉赴四川擔任制置使、知成都府，在仕途上得以升遷，得到施展政治理想的機會。與之相反，朝廷爭斗讓朱熹產生了厭倦，他決議潛心向學，深研理學，希望能夠通過思想明人倫、正人心，開啟了屬于他自己的一段救贖之路，為日后成為一代儒學宗師打下了基礎。

二、觀點交鋒：汪應辰與朱熹間的論辯

1160年至1170年是朱熹早期理學思想形成的關鍵時期，這個階段正是他與汪應辰頻繁交往的時期，期間兩人從對時局的討論中，也延伸到了思想討論。他的一部重要著作《雜學辨》，也正是在這個階段完成的。

面對宋孝宗左右搖擺的決策導致北伐失敗的局面，朱熹是十分不滿的。他認為造成這種原因的與朝堂之上沉迷佛學之風不無關系，他多次勸誡孝宗擯棄佛學，重用儒學治事，希望從思想源頭上找到解決時局困境的方法。1163年他在面見宋孝宗時就已經直言規勸皇帝不要沉迷佛學。“朱熹面奏三札，直指趙昚的君過。第一札講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的‘圣學’，意在反對佛老。”[5]從走我們看出朱熹對時局的思考是進入到更為深刻的治國理念上，他對佛學的態度比較明確，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其意圖是在推崇儒學的正統地位。汪應辰和朱熹都曾學習佛學，但在儒學與佛學的關系上，朱熹和汪應辰的觀點是不同的，這也為他們的論證埋下了伏筆。

事情緣起于朱熹與汪應辰的論爭始于對羅從彥的《龜山語錄》的討論。1663年朱熹將此書寄于汪應辰，同年4月在回信中指出《龜》書中一些“可疑者”即語涉佛學之處問朱熹。

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圣”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即是空”，恐難作一類語看。有《事君人者》一章，頃當問王丈信伯，有次第否?王丈云前兩句有次第，后兩句難分。又問同是一章，若如此說，則語脈不貫穿。王文云，恐如信善美須有次第，至于大也、圣也、神也，豈可分優劣?正與《事君人者》一章相似。[6]

“羅丈《語録》,得之甚幸,尚有可疑者,謹具別紙。”別紙所具“可疑”者,即語涉佛、老之處。朱熹在回信中直言對楊時雜引佛學之說的不滿，“以此知異學決不可與圣學同年而語也明矣。”此后，兩人接連通信，朱熹在《答汪尚書一》《答汪尚書二》《答汪尚書三》三封信中，逐步探討了對儒家與佛家的關系，并發展到對禪佛的思想批評。

在與汪應辰往復的書信往來中，朱熹吐露早年學佛的經歷。“熹于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然則前輩于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7]朱熹認為儒學可以借佛禪來解說,但不等同于儒佛同道，佛禪中有儒學可汲取的養分,但不能說儒佛相成。這不同于汪應辰所持的“儒、釋、道三教同源說”，成為兩人的分歧點。

汪應辰與朱熹早年學佛的經歷不同。他早年師事楊時弟子喻樗,“遂聞伊洛之學”，中狀元后又問學張九成和呂本中。呂本中與張九成是好友，兩人曾一同在大慧禪師宗杲處習禪。在兩位導師的引導下，向看話禪師宗杲問道佛學。他對宗杲評價頗高:“卓絕之識,縱橫之辯。乘鋒投機，間不容詢。嘻笑怒罵，種種方便。”宗杲死時,他雖然遠在福州,仍作文哭祭。可見，汪應辰對于佛家并不排斥，與其兩位老師態度是一致的。

此外，朱熹與汪應辰展開的論辯，不僅僅局限于兩人觀點的爭論，而是針對當時士大夫風氣不滿的有感而發。在這一階段，他先后與羅博文、江元哲、李伯諫等人也進行著論辯。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對當時士大夫好佛的持否定態度，認為：“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8]

朱熹與汪應辰關于儒學與佛學的論辯是一個持續展開的過程，在這過程中隨著汪應辰赴四川任制置使兼成都知府而發生遷移。蜀地是蘇軾蘇澈的故土，在此地盛行蘇學。當時，蘇學亦是影響朝局的學問，孝宗和朝堂上一群士大夫也崇尚蘇學。而蘇學與佛學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蘇東坡尚佛，蘇澈曾作《傳燈錄解》在佛學上有著極高的造詣，朱熹并不認同二蘇的佛學觀點，也致使這場并未熄滅的論證也隨之轉移到對蘇學的辯駁上了。

汪應辰在觀念上是親自蘇學的，這也與他師承密切相關。 他的老師呂本中繼承了江西詩學，在詩學傳承上認蘇軾為祖，這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汪應辰的喜好。他在與朱熹的書信中言道：

東坡初年，力辟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記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后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等游，又見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若概而言之，以與王氏（筆者注：王即王安石）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愿更察之也。[9]

對此，朱熹則反駁指出:

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于行事、發于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于邪。……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為圣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10]

在這場論辯中汪應辰與朱熹同樣展開了深入的討論，觀點的爭論并無高下之別。年輕氣盛的朱熹言辭激烈，直言不諱。汪應辰作為長輩則顯得謙和，雖然他并不完全認同朱熹的觀點，還是表現出規勸的姿態，提出“論法者必原其情”。

在這場論辯中受益最深的是朱熹，他并沒有止步于此，而是此基礎上展開了更為深刻的思考，并最終完成了他早期思想的重要著作《雜學辨》。《雜》書中包含了四篇批判性文章，分別體現了朱熹與蘇軾、蘇轍、張九成和呂本中等人在本體論、工夫論和知行觀等方面的具體分歧，體現了他早期的儒學思想特點。

事實上，朱熹對汪應辰的論辯中，其目的是向這位前輩傳輸自己的觀點，希望能取得支持，規勸其脫離佛學的影響，專攻于儒學的研究。他在信中強調：“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分。”朱熹的努力也確實對汪應辰產生了影響，使之在儒學上更為專研。后人黃宗羲評述其成就時，指出“未嘗佞佛，粹然為醇儒”，可謂是對這段論辯的一種回應。

論辯是觀點的爭論，是思想的延伸，在這場論辯中最為收益的無疑是朱熹，他對儒學發展的產生的舉足輕重的影響，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更無需多言。朱熹與汪應辰之間的論辯，可作古人論辯的典范。當代學者束景南對于這段論辯的解讀可謂準確，他說“這場佛學論戰,是他對十余年出入老佛的自我批判,是對師事道謙的痛苦懺悔,也是對影響最大的宗杲新派禪宗的思想清算”。[11]

雖然在論辯中朱熹不乏冒犯的言語，在內心深處他是十分敬重這位表叔的為人，感念其知遇之恩，從他在汪應辰的祭文中可窺一斑。“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高德備，而不自以為德；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12]

[該文系2023年溫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年度課題“汪應辰儒學思想及文化交往研究”資助（編號23WSK250YBM）]

注釋：

[1] 汪應辰：《宋汪文定公集》，《文定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418-419頁.

[2] 汪應辰：《宋汪文定公集》，《文定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419頁。

[3] 汪應辰：《廷試策》，《文定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73頁。

[4] 汪應辰：《廷試策》，《文定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49頁。

[5] 束景南：《朱熹“性”的救贖之路》，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95頁。

[6] 汪應辰：《與朱元晦》，《文定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201頁。

[7] 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集》，《朱子全書》（修訂版）第21冊，第1295頁。

[8] 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集》，《朱子全書》（修訂版）第21冊，第1297頁。

[9] 汪應辰：《與朱元晦》，《文定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206頁。

[10] 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祥：《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3頁。

[11] 束景南：《朱子大傳》，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35頁。

[12] 汪應辰：《祭文：朱文公熹》，《文定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427頁。

（作者單位：付桂生，清華大學；胡新新，溫州理工學院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