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過很多次揚州，除造訪有關文化、佛教、園林方面的歷史遺存外，對于明清時期的鹽商亦有所尋蹤。有道“揚州繁華以鹽盛”，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和運河集散的便利，成就了當年這個全國最大的產鹽區。尤其在明朝設兩淮都轉鹽運使司、清朝設兩淮巡鹽察院署和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后，揚州鹽業從此享有壟斷經營地位，使得從事鹽業的商幫，借助這個“動關國計民生”的支柱產業賺得盆滿缽滿，甚至富可敵國。史載清時揚州鹽商掌控的資本銀達七八千萬兩之巨，這是什么概念？當時清廷一年的財政收入不過四千余萬兩。

史載乾隆皇帝六下江南，行至揚州瘦西湖時，說“這里很像京城中的北海，可惜只差一座白塔”，一旁陪同的大鹽商暗暗記下，遂連夜起工。翌日乾隆再游瘦西湖時，驚訝地發現竟憑空出現一座白塔，嘆曰：“鹽商之財力偉哉。”此時的鹽商，華居室、美衣服、盛宴會，可謂奢靡至極。

不過在揚州生意做得最大的并非本地人，而是秦腔歙語的外地客商，大抵符合“本地人守成，外來人開拓”的一般規律。至康熙年間，陜退，晉轉，徽進，成為兩淮鹽商的主流。鹽商汪竹銘祖籍安徽旌德，原從事皮貨生意，后因太平軍兵燹肆虐，使汪氏產業毀于一旦，不得已舉家逃難至揚州。汪家長輩起初在鹽號打工，苦心經營多年，終于摸透門道，到第二代汪竹銘時，因競得外江口岸江寧、浦口、六合的食鹽專銷權而一夜暴富。“汪氏小苑”（以下簡稱“小苑”）即為汪竹銘發家后所建的私宅，也是現存揚州鹽商老宅中唯一保存完整的所在。

我曾三訪“小苑”，第一次去，年不及而立。依稀記得“小苑”中有從國外進口的浴缸、彩色玻璃、五金配件、瓷磚地磚和德國吊燈等。那是民國初年汪氏后人生活方式較為超前的體現。我第二次赴“小苑”，吃了閉門羹，那是疫情期間，這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正處暫時歇業狀態。前不久我又去揚州，冒著霏霏細雨三至“小苑”，除檢票方式改為掃碼進入外，門頭還是那座門頭，老巷還是那條老巷，暌違多時，卻不感陌生。

二

按照通常的敘述方式，得一步步交代游園的過程，我卻不想作瑣碎的景觀記錄，只就印象最突出的方面，摭拾二三如下。

首先要談到汪家的“安全意識”。成為巨富后，人身財產問題隨之凸顯，和很多富豪一樣，建一座宅子，必有相應的防護考量。“小苑”東縱和中縱之間，是揚州城一條出了名的“火巷”，由兩道徽式風格的硬山墻“夾擊”而成。青磚鋪地、狹長幽深，倘遇火情不得不舍宅逃生時，這里便是一條綠色的“生命通道”。相比于“防火”，“防盜”似乎更為緊要，“小苑”設有很多不為外人所知的“機關”，如暗門、暗室、暗壁、暗閣、暗洞等。西隅的書齋，倚壁一面大玻璃鏡的櫥柜，即為內藏暗門的裝飾。那時又沒通信設施可以向外傳遞信息，倘遇盜匪闖入，主人只須觸動機關即可閃身逃脫。

“小苑”后來并無歹人盜竊之事發生，種種機關的設置自始至終處于閑置狀態。想必主人的用意并非真的派上用場，而是圖個身財俱泰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吧？

“小苑”給我留下的第二個突出印象便是“低調”。從大門的外表看，對開的老木門，鐵皮包鑲，中飾“五福盤壽”圖案，門邊一對普通的石鼓，頂多一小富之家的標配。至于圍垣無窗牖，或為規避外人的“窺探”。入內觀察，不難發現與當年的官宅相比，“小苑”刻意放低了姿態。比如我曾去過的揚州“晚清第一名園”何園，系清光緒年間湖北漢黃德道臺何芷舠致仕歸隱所建，購買了石濤設計的片石山房，擴建為私家園林。除內景精致富麗外，1.4萬平方米的占地面積和7000余平方米的建筑面積，非只3000余平方米面積、1580余平方米建筑面積的“小苑”能望其項背。汪竹銘的財力，豈是何芷舠可比？但他心里明白，自己社會階層并不高，須臾不可忘“禍事只因強出頭”的老理。自晦于時，即為保全之策。當然這種“低調”風格的形成，也受到大環境的影響，汪竹銘造園時，鹽業已處于過了鼎盛期的清末，再充大炫富，顯然不合時宜。

非但不能與官宅爭雄，與前輩或同時代鹽商相比，也得“留白藏鋒”。倘把“小苑”與其他揚州鹽商豪宅如尊德堂、慶云堂、世彩堂、紹愷堂、青云山館和街南書屋作一橫向比較，其規模、面積和奢華程度僅居中游。

“小苑”的“小”字，讓我想起南潯的小蓮莊。莊主劉鏞家產高達2000萬兩（南潯“四象”之首），造園起名亦取一“小”（另有景仰家鄉先賢趙孟頫“蓮花莊”之用意）字，雖內藏錦繡，門面看起來卻比“小苑”還逼仄。劉鏞后來撥出巨款給自己捐了個四品虛銜，心心念念者仍是“階層跨越”。

“小苑”給我留下的第三個突出印象是它的“軟裝”。前文提到“小苑”很低調，不等于說它就不能關起門來打造自己的奢華。三橫三縱式組群建筑，總括100余間，中縱、西縱為汪竹銘于清末所建，東縱為其子于民國初年翻建。布局之規整、裝飾之精美、用料之考究和精巧玲瓏、花木扶疏、奇石駢列的園景，顯現出設計的巧智和匠心。尤其是充溢著人文氣息的“軟裝”，才叫“富中見雅”“雅中見品”。不說其他，單就“小苑”中的書法題寫，即令我大飽眼福。比如廳前屋后的門楣、石額、匾額、楹聯皆有耐人咀嚼的書跡，如“可棲徲”“小苑春深”“迎曦”“春暉”“綺霞”“居易”“秋嫮軒”等，就連雜物間和廚房也分別以“惜余”“調羹”替代。有些題匾，出典有據，寓意深邃，比如“可棲徲”取自《詩經·陳風·衡門》篇里的“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之意。書體含楷、隸、行、草、篆，還不乏鄭板橋、鄧石如的手筆。

三

至于園中的木雕、磚雕、石雕可謂應有盡有，取材為漢白玉、金絲楠木、紅木、柏木等。有陰刻及平、淺、深浮雕，也有單面、雙面透雕。所涉題材，以飛禽走獸、花鳥魚蟲、人物山水和幾何圖案居多。倘把“小苑”比作一座私家山林，那么“山林”中的種種優美則大多體現于細微之處，外行人一眼掠過，還未必看得出它所蘊含的價值。這是一種內斂的奢華，也是一種風雅向度，仿佛不假外露，或曰有所掩飾，只與若干識貨者會心一笑。別看鹽商們肚里沒多少“墨水”，卻也崇文重儒、好讀經史且敬惜字紙。人道是“大商人必無商人氣，大文人必無文人氣”，物之極者，必見其非。汪家做買賣暴富后，自然有提高文化品位的內在需求，尤其被視為“臉面”的宅子，“書卷氣”“文人氣”自然成為去“俗氣”的妙方和標配。倘客人一進你家門，便見墻頭上滿是花開富貴的大牡丹和“鵬程萬里”之類的俗書，豈不先看低你三分？又何以結縞纻、置文酒？

鹽業的壟斷經營可以一時，不能一世，由民間“剛需”所帶來的潑天富貴，終究要受到經濟規律和政策的制約。特別是朝廷廢除了“綱鹽法”之后，財富的天平便不再向鹽商傾斜。綿延了幾百年的景運，也到了日薄西山之時。

汪竹銘的商業嗅覺還是靈敏的，他先人一步預見到鹽業轉型之必然，為求得新的發展空間，不得不進行多樣化的商業布局。他的四個兒子，像是承載家族命運的“四張王牌”，都參與到汪氏商業版圖的規劃之中。可冥冥中的變數，非人力所能掌控，富甲一方的汪家，也就此背負上厄運：長子汪泰階，曾隨父見習鹽務，主管銷售環節。汪竹銘去世后，由汪泰階全面擔綱家族的基業。但在大勢日沉的當口，苦撐苦熬終非長久之計，僅8年時間，身心疲憊的汪泰階即因突發心肌梗死離世，只活了47歲。三子汪泰科，在家族鹽號“乙和祥”倒閉后，赴南京經營熟門熟路的皮貨生意。起初勢頭還不錯，可“南京大屠殺”的發生，使其所有財產被日寇搶掠一空。汪泰科只身逃往上海，因憂憤過度，也是四十幾歲即宣告不治。四子汪泰弟，投身當時熱門的金融業，曾任揚州中國銀行行長，抗戰后遷至上海分理處。因遭黑道綁架，路遇巡捕大聲呼救時被綁匪殘忍撕票，慘死于街頭。惟二子汪泰麟算是善終，當年他赴上海做房地產生意，業績尚可，死于1966年。四兄弟中，竟有三人過早離世，或死于非命，令人唏噓。

1937年日寇攻入揚州，汪家留守的成員不得不遷往上海法租界避難，“小苑”遂被侵占。后長期挪作他用，此處不作具列。

那日一人一傘，蹀躞于“小苑”或卵石、或板磚鋪設的幽徑，嗅青草的香氣，賞豐茂的榴樹，也感知闃寂的況味。遙想當年，“小苑”定是熱鬧非凡、迎來送往的大家族氣象，然猗歟盛哉，終化作過眼云煙；堂宇軒然，也落得人去樓空。惟勾連的院落，似還記得那些朝出夕歸的腳步；惟一道道門楣、格扇和漏窗，見證過家族的興衰、榮辱和悲歡。作別“小苑”時，回頭瞥見月門橫楣上“花好月圓人壽”的篆字，心頭不由一怔：“小苑”主人經由這六個字所傳遞出的對于人生、家庭和生活的期許，不也正是普羅大眾之所愿嗎？雖說“所愿”未必“滿愿”，還往往成了“宿愿”，卻早已成為日升月落間一種人性的共情，一縷塵世的幽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