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開創了中國詩詞抒發家國情懷的五種典型樣式：

第一類，去國之思，離國之痛。

《衛風·河廣》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客居異鄉，遙望思念自己的家國，情深而無奈。這類詩詞在宋朝達到了極致。

北宋鼎盛期，版圖只有唐朝的1/5至1/3；南宋偏居一隅，再來一個腰斬。范仲淹“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的“燕然”，蘇軾“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的“云中”，岳飛“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的“賀蘭山”，陸游“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的“輪臺”，都不在宋朝版圖之中。

陸游“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陳亮“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辛棄疾“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去國之思上升為離國之痛，終于到最后成為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亡國之悲。

第二類，懷古憂今，盼國中興。

《王風·黍離》云：“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遠行者經過故都，見宗廟宮室遺址上黍稷離離，內心憂傷不已。這類詩詞發展為后來的懷古詩詞。其中的不少詩詞，不僅僅停留于懷古，還深藏著對國家中興的期待。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曹操期待結束生靈涂炭、恢復天下一統的沉思，“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是王昌齡、杜甫的深情呼喚，“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是劉禹錫、杜牧對歷史興亡的感慨。

第三類，舍家報國，一往無前。

《秦風·無衣》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對于這首詩歌，曹植的名句“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堪稱最好的概括。這類詩詞在唐代邊塞詩中達到了高峰。

唐代的邊塞詩，題材廣闊，意象宏大，基調昂揚，大氣磅礴，歌行、絕句、律詩各種體裁兼備，堪稱唐詩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豐富、藝術性最強的一部分，亦是古詩詞中家國情懷的最好體現。

高適“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王昌齡“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維“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祖詠“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李白“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盧綸“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李賀“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李頎“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嚴武“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唐代的邊塞詩有犧牲的悲壯，卻沒有屈辱的悲傷。這是大唐的精神，也是值得推崇的家國情懷。

唐代的邊塞詩是高峰，但并不是說之后這類詩詞就沒有了。明代抗倭英雄戚繼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清代將軍楊昌浚“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讀來依然讓人血脈僨張。

第四類，時運不濟，憂國憂民。

《小雅·節南山》云：“不吊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無縫承接這一憂國憂民感情的人，當數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傳誦千古，綿綿不絕。

之后，唐代大詩人杜甫亦堪稱代表。“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如此悲天憫人的情懷，讓杜甫成為公認的“詩圣”。

李白與杜甫之高下，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竊以為，就藝術的天才性而言，杜不如李；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李不如杜。這個思想的深刻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家國情懷上。

杜甫之后，白居易“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憂民多于憂國。北宋李綱“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明代于謙“但愿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也值得一記。

第五類，歌頌英雄，安邦定國。

《大雅·皇矣》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萬邦之方，下民之王。”這里，歌頌的是周王文治武功、開疆拓土，救民于水火。

漢高祖劉邦“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是對自己的歌頌；唐太宗李世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是對重臣的歌頌；唐朝詩僧貫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是對吳越王的歌頌。

上述五種類型經常交織在一起，甚至在同一位詩人或同一篇作品中都有交織，使得任何分類都有些顧此失彼。但不加以條分縷析，又會失于籠統和混沌。

從“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到“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家國情懷”從來都不只是攝人心魄的文學書寫，而更近乎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精神歸屬。

（作者為上海市寫作學會常務副會長、上海江東書院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