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現代學科體系的細化，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越來越具有鮮明的獨立性。雖然一個在于文學理論和文學現象的研究，一個在于文獻的整理與探索，但是我始終強調文獻是做好文學研究的基礎，甚至對文獻的把握決定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沒有文獻的支持，文學研究終歸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當下，對于文獻的追求，其熱點莫過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如以前需要我們手翻的《四庫全書》，現在只要在系統中通過關鍵詞搜索就行，古籍善本也可以通過OCR文字識別技術，快速轉換成我們需要的WORD、TEXT等格式，并且這些技術會隨著科技的進步而不斷發展。對我們的研究而言，無疑有所幫助。

然而，我們也要反思一下，現代技術對文獻的搜索是建立在已知文獻基礎之上，其范圍是框定了的，如搜索李白的詩句，一般就在各種李白文集中尋找。不過，古人的作品有時并不完全等同于文集的內容，部分作品沒有收入所編文集之中，以致我們可能到現在仍然未能看到，是為散佚。如詹锳先生就認為因為安史之亂等原因，造成了李白作品存在大量的散佚現象，李白創作的作品肯定大于現存之作。還有就是，現在的OCR文字識別技術也有缺陷，精準度不能達100%，部分內容識別后，出現的是亂碼，或者空格。

因此，對于文獻的發掘和運用，不能局限于現有文獻，也不能完全依靠現代技術，而是要有一個自我求新的態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王世貞散佚文獻整理與研究》一書，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回應了當下的文獻發掘和運用問題。

《王世貞散佚文獻整理與研究》是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結項成果。作者賈飛剛拿到項目時，我有些擔憂，不知道散佚文獻的數量是否夠了，不知道散佚文獻的價值如何。因為王世貞在生前就集中整理過《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續稿》《弇山堂別集》，并且先后刊刻了《四部稿》《別集》，《續稿》雖然是后人刊刻，但畢竟是王世貞整理過的，不太可能發生大的變動。可喜的是，賈飛通過往返于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陜西省圖書館等收藏單位查閱文獻，還利用互聯網搜尋故宮博物院、湖北博物館等地收藏王世貞文獻的信息，并關注與王世貞相關的拍賣會動態，最終獲得149篇散佚的王世貞文獻，其中未見于《四部稿》和《續稿》等文集的文章有103篇，分別為詩作9首，墨跡跋4篇，記1篇，銘3篇，書后45篇，序5篇，時文4篇，贊15篇，書牘17篇；被修改的原作部分涉及詩作33首，文13篇。雖然從體量上看，王世貞《四部稿》有180卷，《續稿》更是多達207卷，兩者一起的詩作就近7000首，而目前搜集到的散佚文獻僅僅百余篇，但作為王世貞文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價值自然不可小視，且這些都獨立于現有王世貞文集數據庫之外。

讀罷全書，有幾點感受。

首先，散佚文獻內容豐富。在此書之前，還沒有學者專門對王世貞現有文集之外的資料進行搜集，當下的研究也多是基于現有文獻資料的研究。王世貞在整理自己的文集時，對文章有所擇取和刪改，如《藝苑卮言》就有六卷本、八卷本、十二卷本之分，內容也不盡相同。加之王世貞后人的才學無法與其相配，對部分王世貞文集保管不善，致使部分作品散佚，如《讀書后》有四卷是被王士騏在一個賣糖稀的鋪子中發現的，其文本內容不見于《四部稿》《續稿》。可見，王世貞散佚文獻有輯佚的必要。賈飛認識到這一點，也證實了這一點，從目前搜集的散佚文獻內容來看，是非常豐富的，對于王世貞研究極具價值。大到王世貞的生平交游、文學思想、佛道觀念，如通過對《薛道祖雜書卷》所有題跋的閱讀，發現王世貞和黃姬水、周天球、彭年等人一起欣賞此圖，并都有題跋，這真實地再現了王世貞與吳中文人的交游之樂，而對于此事，眾多王世貞年譜都未曾提及，可能他們未見到眾人的題跋全貌。在所有的題跋中，周天球言及：“嘉靖甲子八月既望，球從王元美伯仲縱游西山，歸舟示道祖此卷。”文嘉更是直言創作題跋的緣由時說道：“嘉靖甲子八月，元美按察攜示，命題因書。”因此可知此次集中創作題跋的時間是在嘉靖甲子八月，該年之前，王世貞因父王伃冤死而守孝，是年除服后，他與彭年、黃姬水、周天球等人交游興盛，此為王世貞與眾人游玩之際所作。小到不同時期王世貞的身體疾病情況，如在散佚書牘中，王世貞先后向俞允文言及“連日苦瘡瘍，爬騷甫畢，呻吟繼之”“今夏暑濕，不時脾家積食飲之毒，得秋氣輒發，宜滋味時，以白粥補之，香連丸類恐太峻，或非高年所宜也”等語，從中不僅可以感受王世貞與俞允文之間情誼深厚，還可以推測王世貞身體情況的變化。

其次，散佚文獻整理有序。從書中搜集的散佚文獻來看，涉及五言排律、七言絕句、記、銘、贊、書牘等多種文體，對這些詩文，賈飛皆遵循王世貞編撰其文集時的體例，沿用其文集中的文體名稱給予分類。這既是對先賢的尊敬，同時也避免了古今文體概念不同所帶來的混亂。如在《四部稿》中，王世貞將其不足百首的“詞”列入“詩部”，而現在“詞”卻被視為與“詩”并列的文體，此書沿用王世貞文體觀念，把搜集到的詞作統一列入“詩部”散佚之作中，這是很得當的。

再次，該書有所創新，即單列第四章，對部分托名為王世貞的作品進行集中整理，還將可以辨認的偽作和現在仍不可辨認的存疑之作進行區分，第一節為“詩部”證偽，第二節為“文部”證偽，第三節為存疑之作，從而減少這些托名之作和王世貞原作之間的混淆。如此做，是非常大膽的，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部分作品被一些名家認為是真作，且在權威期刊上發表過，沒有十足的把握，質疑“公認”的真作，可能會帶來很多負面影響。如一名為《王世貞尺牘》的私人藏品，共有尺牘14通，歷來多有古今名人認為此品為真，并以此為基礎評論王世貞的詩文、書法等觀念。在成書之前，賈飛也向我提及過，我告訴他如果非常有把握，那就本著求真務實的態度，進行商榷也未嘗不可。賈飛后來對這些文獻進行認真研究，從文中所言之事與王世貞生平經歷不符、部分地名為清朝時期才有、部分官職為清朝時期才有、部分稱呼和落款不符合王世貞的習慣用法等方面，對其真偽性進行全面考證，最終認為《王世貞尺牘》為后人偽作，這種謹慎的研究態度值得肯定。因此，第四章的設計非常成功，也很有價值。

另外，散佚文獻合理闡釋也值得一談。此書下編集中論述散佚文獻中的核心觀點，是建立在文獻基礎之上的理論研究。可貴的是，賈飛沒有片面夸大散佚文獻的價值，而是根據散佚文獻的篇幅內容，結合王世貞現有文集及他人文集，對散佚文獻的核心觀點進行歸納提煉，進而全面闡釋。如在散佚文獻《綠野堂集序》中，王世貞言及“詩詞之道，本乎性情，尤關于學養之深邃”，即認為詩詞創作與性情、學養有緊密聯系。對于此論的闡釋，此書便從散佚文獻出發，結合王世貞早年參與文學復古運動時的主張以及其晚年對恬淡自然的追求，全面論述了王世貞的“至情”之論，進而揭示其早晚年文學主張的一致性，這也符合王世貞才思、格調并舉的文學主張。此書還首次對王世貞的科舉之作進行研究，探究其科舉之作與文學觀念的內在聯系，這在之前學界的王世貞研究中，是沒有學者涉及的，這更多的是源于新資料的獲取。除此之外，此書還大膽地嘗試一些新的研究內容，如第七章根據王世貞身體狀況探究其寫作心境，就是很有意義的研究。王世貞先后患有眼疾、濕痛、風痰、流火、脾疾等多種疾病，但他始終筆耕不輟，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伴隨著王世貞的人生軌跡，呈現出不同的心境。可見不同時期出現的身體疾病，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王世貞的文學創作，而文學創作又治愈著作者的內心，使之舒暢，進而有助于作者身體的康復。這種嘗試值得推廣，可能也適用于對司馬遷、李白、杜甫等諸多作家的研究。

《王世貞散佚文獻整理與研究》一書的出版，提醒我們不能僅僅依靠現代科技，固守已知文獻，而要主動地探索求新。在現有文集之外的散佚文獻是一片沃土，值得我們細心耕耘。

（作者：詹福瑞，系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