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老舍先生誕辰125周年，也是他逝世58周年，他已確乎成為一個“古人”了。然而老舍文學并沒有“古典化”，反而以各種面貌、各種藝術形式活在當下。我們在當代文化的各個角落，在社會生活的層層疊影里，都可以發現老舍及其筆下人物的分身。老舍文學如此持久而強勁的生命力，究竟從何而來？

在世界文化的潮汐中

近年來，老舍研究逐漸走向深入。一個堅實的歷史判斷逐漸浮出水面：盡管在思想和語言方面老舍沒有直接參與新文化運動，但老舍的文學創作具備了和新文學相同的“世界性”特征。土生土長于北京的老舍，不像魯迅、胡適、郁達夫、徐志摩那樣，在學生時代就有留學經歷，但他同樣是東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產兒。

老舍從一個普通城市知識分子成長為一個卓爾不群的作家，與他1924年到英國倫敦東方學院教書，受到外國文學的直接影響有關。域外文學經典的滋養與本土生活經驗的化學反應，使他寫出了《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等一系列早期長篇小說，初步形成了獨特的喜劇風格。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爾貝》《匹克威克外傳》等作品，在政治觀念、題材選擇、人物塑造、幽默筆法等方面都對他有深刻的影響；康拉德的小說藝術教會了老舍如何講故事，以及如何豐富自己的經驗、培養自己的想象，并且嚴肅慎重地對待自己的作品；但丁的不朽名著《神曲》俘獲了老舍的心，使他成為一個“但丁迷”，他因《神曲》而明白了何為偉大的文藝，感嘆道：“世界上只有一本無法摹仿大書，就是《神曲》，它的氣魄之大，結構之精，永遠使文藝學徒自慚自勵。”老舍浸淫在歐洲文化的海洋中，不僅閱讀了沃德豪斯、雅各布斯、莎士比亞、笛福、斯威夫特、菲爾丁、威爾斯等英國作家的作品，而且廣泛涉獵了從古希臘、羅馬詩歌戲劇到近世歐陸小說等文藝作品，為自己的創作儲備了豐富的營養，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在世界文藝領域“自學成才”的經驗，使老舍深具開闊、自由、多元的現代世界眼光。老舍回國后，面對思想文化界不時吹拂的保守主義風氣，在他的《文學概論講義》中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是生在‘現代’，我們治學便不許像前人那樣褊狹。我們要讀古籍古文；同時，我們要明白世界上最精確的學說，然后才能證辨出自家的價值何在。”又說：“藝術是普遍的，無國界的，文學既是藝術的一支，我們怎能不看看世界上最精美的學說，而反倒自甘簡陋呢？”他特別注意“現代”“今日”等時代的要求，強調在當代中國必須具備世界眼光，充分吸收世界文明的精華，所以文藝工作者“亦宜把遺產二字含意擴大，要為世界的文藝遺產之承受者，不可只抱著幾本線裝書自稱家資巨萬也。”

老舍文學所實踐的“世界性”是雙向互動的，不僅體現在主動借鑒域外文學的優長，而且表現在積極走出國門，推動現代文學重要作品“出海”，塑造中華文化形象，促進中外文化交流。1945年《駱駝祥子》英譯本的出版，使老舍在英語世界名聲鵲起。《每月一書俱樂部新聞》向讀者著重推介了《駱駝祥子》，并集中刊發了美國著名批評家、耶魯大學教授、每月一書俱樂部編委會主席亨利·坎比、《紐約先驅論壇報》書評人路易斯·甘尼特、林語堂等人的評論，同時配發了楊剛的長文《老舍》，全面向美國讀者介紹老舍及其作品。1946年，老舍與曹禺應邀赴美訪問，在大洋彼岸刮起了一陣強勁的“老舍旋風”。美國輿論界認為，《駱駝祥子》有著鮮明的地方性和人道情懷，堪稱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坎比提出，老舍借助祥子的視角來表現北平，“18世紀偉大的英國小說曾以這種方式極為生動地描寫了倫敦，《駱駝祥子》置身其中，毫不遜色”；亞歷山大·布雷德則認為，在表現苦難方面，《駱駝祥子》“可以和《悲慘世界》這樣的小說并肩,在世界文壇上擁有一席之地”。1948年，老舍與郭鏡秋合作，翻譯出版了英譯本《離婚》，再一次獲得了英語讀書界的好評。《星期六文學評論》書評人哈里森·史密斯稱贊此書是認識中國人民性格的捷徑：“看完這部小說，讀者會發現自己對中國人性格的復雜性及其溫度的了解，比在十幾種西方作品中所能發現的還要多。”小說家約翰·馬昆德則認為，《離婚》再次證明了老舍可以用東西方都能理解的方式寫作，小說描寫了典型的中國普通人生活，“任何對中國人的觀點和態度感到好奇的人，都將會在這本寫得很好的小說中，得到比他在數千頁最具智慧的闡述中所發現的要更多更好的答案。”在美期間，老舍勤奮譯介，除上述兩種長篇小說之外，相繼完成了英譯《四世同堂》《鼓書藝人》《五虎斷魂槍》，顯著擴大了中國現代小說在歐美的影響，提升了中國現代文學在世界文壇的地位，打開了國際社會通過文學作品了解中國文化和民眾的窗口。

在本土經驗的厚壤中

老舍文學的生命力，還來自于他所立足的文化傳統。從地域性的北京文化，到民族性的京旗文化，都是老舍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這已經成為學界常識。在這里我更想強調，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老舍本土經驗的精華是“庶民性”的形成。在一定意義上，“庶民性”既是北京文化的底色，也是老舍詩學的核心。葛蘭西在《獄中筆記》中提到的“庶民階級”包括的人群要大于無產階級，也包括其他被壓迫階級或階層。老舍文學所表現的人物涉及社會各階層，但溫情與厚愛主要集中在“庶民階級”，所贊頌的也主要是“庶民文化”。不僅如此，老舍文學還體現出濃厚的庶民美學風格，包括庶民價值觀、庶民文化主體性、地方性與世界性的共存、樸素的家國情懷、現實主義筆法、關注日常生活、重視大眾趣味、追求雅俗調和等等，可以說，正是庶民性的存在，才使老舍具備了獨特的文學風貌。

庶民性既是生活經驗的提煉，也是寫作者文化身份自覺的產物。筆者曾在文章中提到，所謂庶民性并不是一個先驗的范疇，而是創作者通過人生經驗、在思想和情感中體認和選擇的結果。創作者選擇認同庶民，庶民因此成為價值主體。庶民性就是要求創作者放棄體制化、貴族化、學院化、精英化的立場，還原為普通人，以庶民的、平視的角度來進行創作。這就能很好地解釋，老舍出身于正紅旗而能終生書寫城市中下層市民的深層動因。如果不能理解領會老舍文學的庶民性特質，則會在傳播、改編老舍文學的過程中出現“貌合神離”“形似而神不似”的問題。如在對老舍作品的話劇改編中，有些劇目如《我這一輩子》，因為有導演的生命體驗和文化積累灌注其中，充分體現了老舍文學的庶民性，就獲得了觀眾的認可支持；有些劇目則過于重視形式的翻新，追求商業化的噱頭，抽空了原作庶民性美學的社會批判內涵，或者將這種內涵鬧劇化、段子化，消解了它的嚴肅性，其改編劇作的生命力也就難以持久。

因此，庶民性應該是今天北京文學與老舍實現跨越時空、心靈呼應的本根性的內在通道。汪曾祺曾在《老舍先生》中寫道：“老舍是屬于全國人民的，首先是屬于北京人的。”如今，新北京文學不是要在表面上抹上一層“京味兒文化”的油彩，滿足于“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式的點綴，而是要重返弗·杰姆遜所說的“美學上的民眾主義”，站在庶民文化的立場，繼承庶民性之精華而棄其糟粕，進而把握老舍文學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實現老舍文學傳統的轉化與發展。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