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

首都圖書館館藏的戲曲抄本總集《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以下簡稱《曲本》），是清代北京車王府收藏的戲曲、曲藝手抄本的總稱，卷帙浩繁，內容宏富。戲曲包括昆曲、亂彈、弋陽腔、吹腔、西腔、秦腔及木偶戲、皮影戲等；曲藝包括鼓詞、子弟書、雜曲三大類，內含說唱鼓詞、子弟書、快書、牌子曲、岔曲、蓮花落、時調小曲等曲藝形式，時調小曲中又有馬頭調、嘆十聲、湖廣調、南園調、鮮花調、樂亭調等曲調。曲本中作品取材廣泛，有商周以來的歷史故事和傳說，也有根據古典文學名著改編、敷演的劇本，更重要的是不少曲藝作品對當時的社會生活、風土人情有大量描繪，內容極其豐富。已故著名戲曲藝術家歐陽予倩譽之為“中國近代舊劇的結晶，于藝術上極有價值”。

這部戲曲曲藝寶藏發現于1925年

這部戲曲曲藝寶藏的發現是在1925年的夏天。據琉璃廠的雷夢水先生在《學林漫步》第九輯中講道，當時孔德學校的圖書館館長馬隅卿先生和著名學者劉半農先生，致力于收藏小說戲曲方面的舊籍，而琉璃廠東口宏遠堂趙氏向他們推薦，“西曉市”有售賣自北京一個蒙古車姓王爺的府內流散出來的大宗戲曲小說。崇文門外“西曉市”就相當于現在的北京古玩城潘家園市場的“曉市”，都是販賣者在拂曉時分進行古舊文物與書籍交易的場所。馬隅卿先生在《孔德月刊》上說：“這一批曲本，是十四年的暑假之前，買蒙古車王府大宗小說戲曲時附帶得來的，通體雖是俗手抄錄，然而幾百幾千種聚在一起，一時亦不易搜羅；并且有許多種，據說現在已經失傳了。十五年暑假中，承顧頡剛先生整理，編成分類目錄。最近因各方索問者眾，爰在本月刊分兩期發表。”（《孔德月刊》1927年1月號）

孔德學校是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為安置北大教工子弟而倡議成立的學校，馬隅卿先生主持教務期間購買了大批小說戲曲方面的珍貴舊籍，后來都轉入首都圖書館收藏。《曲本》購買了兩批，第一批入北京大學收藏，第二批入藏孔德學校圖書館，后來轉入首都圖書館收藏。

車王府曲本第一批152函、2154冊，其中戲曲783種，曲藝662種，共1445種，大部分是原抄本，僅有刻本數種，署京都泰山堂、寶文堂刻本，現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顧頡剛先生曾整理目錄發表在1927年1月的《孔德月刊》上；第二批230種、2360冊，與孔德學校的其他藏書一起歸入首都圖書館。同一來源的戲曲曲本寶藏無意間被拆分兩處，不利于研究和利用，首都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都希望曲本成為全璧。首都圖書館歷來以收藏戲曲文獻著稱，所以對補全曲本尤其重視。上世紀60年代初首都圖書館與北大圖書館達成協議，安排人員互相抄補缺少的部分。經過這次抄補，首都圖書館成為車王府曲本收藏最多的單位。

第一批曲本在中山大學還有一份抄錄本。顧頡剛先生在整理目錄后不久離開北京大學，轉而南下廈門、廣州，任教于中山大學。他派人將第一批曲本錄得全份，這就是后來中山大學所藏《曲本》的由來。

《民俗月刊》第四十五期（1929年4月）曾記載此事，也刊登了簡目。但是后來我們核對中山大學、北京大學和首都圖書館的曲本目錄，卻發現中山大學比北京大學、首都圖書館的曲本還要多出些許，尤其是同名劇，北京大學、首都圖書館只有一種，而中山大學是兩種，不知當時的抄錄情況如何，時隔幾十年已很難考證。

除了這兩批大宗曲本藏本之外，間有少量曲本流散于它處，如“碧蕖館”“雙紅室文庫”以及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處所藏曲本中，曾偶見原車王府藏本，但為數不多。傅惜華先生“碧蕖館”所藏20種曲本，我們經過比對，發現與北京大學、首都圖書館的藏本存在差異，是否即是車王府故物，尚有爭議。

這樣一批重要的戲曲曲藝文獻寶庫，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幾十年深藏大庫，無人問津。

上世紀90年代開始整理編輯出版工作

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市民委的馬熙運先生經常到館查閱《曲本》中的子弟書，館里安排對曲本做了調研，當時的館長馮秉文先生建議整理出版《曲本》，于是成立4人小組，開始整理編輯出版工作。我們的整理工作包括分類排序，編輯目錄、索引，專家咨詢，聯系印制，校對修訂，下廠監制，出版發布等。

戲曲文獻的編輯工作專業性很強，我們組建了專家團隊作為編輯顧問，當時邀請了著名戲曲作家、理論家翁偶虹先生、故宮博物院的朱家溍先生、中山大學的王季思先生、山東大學的關德棟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吳曉鈴先生、吳祖光先生等老一輩專家學者，以及北方昆曲劇院的老藝術家侯玉山，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李翔仲先生、戲曲研究所的馬少波所長等。這些老專家和老藝術家聽說我們要整理出版《曲本》都非常支持，認為是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我們多次上門請教幾位專家。朱家溍先生因為離首都圖書館比較近，經常自己騎車來我們組和我們一起給《曲本》的劇曲種做鑒定。這套《曲本》整理出版時的書名，就是翁偶虹和朱家溍等先生提出的。在館藏卡片目錄著錄里這套曲本就叫《車王府曲本》，他們認為叫《車王府曲本》不妥，沒有體現出時代特征。最后和專家協商，一致同意定名為《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既表明了曲本的時代特征，也揭示了收藏者蒙古王爺的身份，并以此作為影印出版的書名。

1988年我們到中山大學向王季思先生請教。王季思先生熱情贊揚了我們的整理工作，說南方人搞京劇研究不如北方人，并欣然承諾為我們整理的這套書作序。序是他的弟子王建執筆寫的草稿，后來王先生在稿子上加上了“比之安陽甲骨、敦煌文書，它發現較遲，受人注意較少。但也正因為如此，它有點像初露礦苗的礦藏、未被開墾的處女地，開發前景必將更為可觀”等語句，高度肯定了這部《曲本》的價值和地位，評價之高超出我們的預料。

翁偶虹先生家里我們也去過多次，每次拿著大摞的《曲本》去請教，哪些是高腔唱本，哪些是昆曲唱本。很多戲曲唱本中既有京腔，也有高腔，有的還有昆曲曲牌，朱家溍先生將之定義為清中晚期出現的“昆亂不擋”時期的“亂彈”。我們決定遵循朱老的建議，不用京劇的名稱，改稱此類為“亂彈”，以反映京劇在北京的發展與演變過程。書即將出版的時候，我們請翁偶虹先生題詞，翁先生欣然作詩一首：“車王嗜曲廣搜求，鐵網珊瑚歷歷收。滄海遺珠光照眼，燦然駭囑溯源頭。”

首發式盛況空前

此書由我們首都圖書館與北京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在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我們要把整理成冊的稿件發往上海，經印刷廠制片打樣出來后，我們再派人到廠校對稿件。因為稿件數量龐大，工作時間很長。當時是按兩個人一組，輪流在上海古籍印刷廠校對，一個月輪換一次，年節都在上海住，這樣前后持續了近一年，終于完成。

《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影印本每套共315函、1661冊。為了便于檢索，我們編制了劇曲目目錄和筆劃索引、音序索引，與專家學者的題詞合為第一函。寫來題詞的名人包括王任重、劉瀾濤、王光英、耿飚、程思遠等，溥杰先生為本書題寫了書名、書簽。著名篆刻家駱芃芃女士為曲本的出版篆刻了“首都圖書館珍藏”的印章，原石尺寸為5厘米×5厘米。該印章鈐于1990年首都圖書館和北京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的《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的函套書簽上。

1990年《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影印出版后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隆重的首發式，由北京出版社和首都圖書館聯合主辦。為本書題詞的名人和專家學者基本參加了首發式，盛況空前。當時首都圖書館并沒有圖書出版的費用，是委托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外文部趙旸主任等幫助預售，中圖公司預先支付了3套圖書的書款，此書才得以順利印制出版。后來中圖公司又委托日本丸善圖書公司在日本獨家發行。此書的出版給首都圖書館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此，首都圖書館在國內外圖書館界率先走出了一條文獻整理、開發的新路。

《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出版后，相關學者對于此書的研究逐漸多了起來，學界基本確定車王爺是蒙古的車林巴步，住北京東四三條，后來家道衰落，變賣了家中的《曲本》。此書的成書大約在清代道光至光緒年間，產生于中國昆曲藝術逐漸衰落、各地方戲曲興起的演變時期，是研究近百年中國戲曲與說唱藝術的珍貴史料，也是研究清代王朝由盛轉衰時期的民情、風俗、民族關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珍貴資料。就京劇而言，早期形成過程中的劇目已大多失傳；就弋陽腔而言，國內能演唱者屈指可數。當時我們采訪請教侯玉山先生，老先生已經98歲高齡了，仍然可以拿著我們帶去的曲本把高腔唱出來，并且告訴我們哪些已經失傳了。此書收錄的劇目，體現了“昆亂不擋”時期的演變過程，并保留著幾十種已失傳的弋陽腔劇目。《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作品語言豐富，保留了很多當時流行的方言，文學藝術價值很高。

今年是首都圖書館建館111年，1913年建館之初，秉持魯迅先生“啟迪民智”的宗旨，館藏以收錄大量通俗小說、戲曲為特色，逐步形成頗具規模的特藏。如今，《清蒙古車王府藏曲本》影印本入藏海內外各大學術機構，成為研究中國戲曲曲藝的文獻寶庫，越來越多地得到廣大專家學者的重視和研究利用。這批豐富的藏書，也成為首都圖書館古籍書庫的鎮庫寶藏！

（作者為首都圖書館北京地方文獻中心原主任、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