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嘉靖建陽縣志·書坊書目》《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寶文堂書目》《百川書志》《澹生堂藏書目》《笠澤堂書目》為代表的明代各類書目，在承繼傳統目錄學知識體系的同時，專置“小說（家）類”進行類別改良與作品歸并的變革探索，呈現出既著錄子部文言小說，亦著錄《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西游記》等通俗小說的新變。

傳統目錄學作為歷代文教環境中一類重要的知識形態，其組織架構與知識意義深受社會文化的制約。明代書目亦以政教思想為編纂指導，強調人倫道德與“風俗人心”的書籍史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明代書目凸顯“小說家類”作品的教化與道德規范功用，并借此重新歸并當時社會所流傳的各類小說，最終影響明人對小說的評價方式、知識定性及意見表述。這反映出明人對小說的知識探索主要集中于認識視角的變更，而非本質意義的革新，從而波及明代小說的演變史跡。

文治視閾與明代書目關于小說的變革探索

在文治視閾的主導下，明代書目對“小說（家）類”的文獻形式、小說特征及作品歸置的各種變革探索，主要圍繞明代國家治理需求展開。在官修書目中，《文淵閣書目》以明代文治教化與維護政統為指導，并通過首列“祖訓”或“御制”等專類加以展現。由此導致其所著錄的《薛仁貴征遼事略》《宣和遺事》等“小說”，是一種基于政教意圖的學術價值評判。

《國史·經籍志》作為史志書目的代表，是焦竑從史官學養與職責要求出發，強調書目編纂應有助于引導“風尚”“世道”以利于統治，實現“闡明公道，昭示來茲”的政教意圖。這種做法致使《國史·經籍志》以“史之職”作為小說創作者應該具備的學養，以“史之權”作為小說作品內容應該體現的內涵，強調小說應承擔起考訂征信與政教啟示等功用，且以此作為小說作品的核心內涵。

明代私家藏書目對“小說家類”的探討既具有“賬簿”式特征，亦蘊含著經世致用的思想。然因認識的異樣，對“小說家類”的歸置呈現出諸多異趣。《百川書志》稱《三國志通俗演義》“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非俗非虛，易觀易入”之類的審美，體現出由書目的知識體系及明代文教思想等現實關系所支配的價值取向結構。

《寶文堂書目》“子雜”類雖著錄《三遂平妖傳》《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然其有關小說的認識以所錄小說是否具有征信的成分作為遴選的標準。而《趙定宇書目》《澹生堂藏書目》等書目對“小說家類”的“退置”變化與類別改良，是“主體介入”的目錄學傳統能動性改造小說作品存在意義的典型。《趙定宇書目》“小說書”所錄是該書目剔除了“天字號·史書”“經類”“經濟”“理樂書”等部類之外，體現于個人仍可益于身心修養、體現于社會仍可裨益教化等難以明確歸并的作品。由此也導致《趙定宇書目》“小說書”類所錄作品不僅形式不一、體裁各異，且內容龐雜。

《澹生堂藏書目》則將“小說家類”細分為“說匯”“說叢”“佳話”“雜筆”“閑適”“清玩”“記異”“戲劇”八類小目，對“小說家類”作品的存在形態有較為清晰的體性判斷。此舉既肯定“小說家類”在“說”的形式下具有“匯”“叢”等不同編纂體態，亦看到小說創作者在“佳話”“雜筆”等創作方式中的松散取向。

可見，明代書目的“小說家類”雖承繼了《漢書·藝文志》滿足“時君世主”的傳統，卻不再過于突出“小說家類”的學術流派意義，對所著錄小說的特征描述與價值表達，往往突出是否含有裨益政教與人倫道德的成分，呈現出別樣旨趣。

明代書目著錄通俗小說的批評策略

《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通俗小說在明季的興起與傳播，首先得益于宣德、正統時期對雜劇、戲曲等說唱文學與“稗官小說”的思想“松綁”。明代中后期的藏書家及書目編纂者漸漸購買、收藏、閱讀、探究通俗小說，不僅推動當時人強調小說的“輔正史”立意，且認為小說應隱含“潤色附史之文”以“傳奇”的傾向。這使得明代書目予以著錄具備了廣泛的輿論支持，也產生了相應的文獻管控需求。明代書目進行通俗小說著錄時的部類歸屬，或置于史部“野史”類、或于“雜傳”類、或于“子雜”類、或于子部“小說家類”、或于子部“釋類”，甚至進入明季都察院、文華殿的藏書序列與司禮監、山東“登州府”及“魯府”的刊刻范圍之中。

例如，《百川書志》卷六史部“野史”著錄《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寶文堂書目》“子雜”類著錄《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古今書刻》“都察院”著錄《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傳記類”著錄《水滸傳》；《笠澤堂書目》子部“小說家”著錄《三國志演義》；《紅雨樓書目》子部“釋類”著錄《西游記》。這并非為通俗小說重新進行設類與作品歸置，而是納入現有目錄學體系中進行考察，關注此類通俗小說與彼時政治、文化的關聯程度，且集中于小說與史書的關系、政教式文學功用及征信內容等方面。

同時，明代各類札記所載明人對《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西游記》的評判意見，反映出明人主要從學術價值與思想意義層面評判這些作品。此舉導致明代書目對情調、目的、題材、讀者等“小說”的“內在形式”與格律、結構等“外在形式”進行著限定，忽略或排斥其他形態，從而左右明人對小說的準確定位。這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小說的多元性演進，使得目錄學視閾對小說的表達更多是一種官學視角，其間的民間視角則被有意或無意地淡化。

明代士人群體對小說目錄知識的擴容

目錄學是明代士人群體價值信仰、知識體系、精神來源及閱讀規范的重要習慣，也是其介入當時社會文化構建的重要途徑，更是其日常知識消遣的主要憑借。明代士人群體在目錄學知識傳統的約束下，對通俗小說的知識特征與知識意義進行了諸多擴容探索。例如，謝肇淛有關小說的認識，一方面深受傳統書目知識結構的影響，仍從“街談巷語”、征信等角度展開小說評判；另一方面，基于《水滸傳》《金瓶梅》《西游記》的實際閱讀感受，從政教、征信等知識意義尋求予以合理對待的視角，最終形成“虛實相半”的認識。謝肇淛所言《西游記》為“俗傳”“演義”的稱引背后，帶有濃厚的目錄學知識的影響因子。

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胡應麟因不滿于《漢書·藝文志》等傳統書目對“小說（家）類”的內涵歸納，試圖基于目錄學的認識視閾，從歷代“小說”的演變動態予以重新界定，認為“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明確強調“演義”小說屬于“街談巷語”的范圍。這使得胡應麟在突出“小說”政教內涵的基礎上，亦強調文采、文辭、閱讀趣味性等特征。此舉致使其重新界定的“小說”內涵既能夠涵蓋于此之前的觀念傳統，又大體符合歷代“小說”的演變實際，以便尋求一種在歷史傳統與現實演變之間的合理的新平衡。

明代通俗小說序跋廣泛使用“稗官”“稗官野史”“稗乘”“野史小說”“稗官小說”“小說傳奇”“小說演義”“野記”等稱謂，是對“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等目錄學知識傳統的轉化表達，是目錄學知識體系作用下“百花齊放”的探尋結果。在“史部”與“子部”之間判斷通俗小說的知識特征或存在意義，已成為明代通俗小說序跋無法回避的話題，乃至序跋者刻意為之的認知表達。這是明代通俗小說序跋者基于目錄學體系而總結的慣用詞匯，意圖形成一種新的評價策略。它反映出明代通俗小說序跋深受目錄知識傳統的制約，并影響了明人對通俗小說知識特征的概括與社會角色的評判。

明代書目著錄小說的學術史意義

從目錄學知識體系的演變來說，明代書目在宋元書目關注小說虛構與真實相互關系的基礎上，以更包容的態度對待明代小說新出現的各種“駁雜”特征。尤其是明代書目將通俗小說納入現有分類體系的探索，限定此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極鄙俚”的知識意義，借此挖掘小說“小道”教化方面的各種知識特征。這使得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在“稽古右文，聿資治理”的主導下，切實地推進小說“敘述雜事”“記錄異聞”及“綴輯瑣語”的流派劃分。

從符合政教需求的角度看，明代書目的小說批評是以人倫道德與價值評判為先的功能性敘述。此類探索促使明代書目突出小說的征信價值與教化意義，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所錄小說的文體形式與審美功用。但是，《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被多次著錄，表明明人仍嘗試將通俗小說納入資考證、廣見聞的特定文化背景中，考察相關作品的內涵指向及其文體限定。此類以學術評判為歸旨的小說批評，促使通俗小說的文類特征在明清政教限定的情況下仍隱含被探索的可能性。這就為通俗小說強調教化與娛樂并重的近代轉型，做了觀念先導。

總之，對中國古代小說觀念與小說批評的討論應建立在古代重體用、輕體裁的歷史語境中，充分還原古代小說批評注重政教的知識特質，而不應以西方文藝理論為指導來簡單強調通俗小說的娛樂、故事、虛構特征。這是建構適合中國古代文學演進實情的批評體系的關鍵所在，能夠有效避免“以今度古”與“以西律中”的過度闡釋。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知識學視閾下明代書目小說著錄研究”負責人、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揚州大學圖書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