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機是古代中國發明的。當年鄭和下西洋的寶船就使用了蒸汽機，《永樂大典》中有記載……”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網上反復流傳的一段謠言。

造謠者編出兩條“史料”：

其一，稱《永樂大典》之《機器秘談》之六十四篇《論火船》云：“火船為祖沖之父子所發明也，其法為鑄一竹筒形大鐵鍋，上下蓋皆密閉，鍋身置二角管，左角管直而與鍋身傾斜，與鍋相通……因其只燒火加水，人不費力，又謂之千里船。”文理不通，分卷亦錯。

其二，稱明代《海外談·船運》記：“次年，船運司長鄭和公乃引閩越人轉石磨之旱缸，以火燒水令旱缸內塞往復來往而驅使寶船前行矣。二百船東行，時停時止，費三月又八天而至畢魯。”明內官僅四司（惜薪司、鐘鼓司、寶鈔司、混堂司），并無船運司。

現代蒸汽機經瓦特改良而成，它推進人類從傳統走向現代，這本是常識，個別網友為抓眼球，偏要大喊“牛頓、愛因斯坦抄襲了《永樂大典》”“《永樂大典》藏著西方崛起的秘密”“不喝熱水的西方人怎會發明蒸汽機”“Machine的 詞源 即Mo(磨）和China（中國），是中國人發明蒸汽機的明證”……這些謠言假扮成學術討論，繞過網絡監管，一邊傳遞了虛假的歷史知識，一邊用反智精神影響網民。

蒸汽機的發明、改進與普及是復雜事件，《永樂大典》時代絕不可能完成，具備科學素養的現代國民對此應有正確認知。

懂蒸汽不等于懂蒸汽機

通俗故事常稱燒水時蒸汽頂起壺蓋，啟發了少年瓦特，可能是編造的。蒸汽蘊含動力，古人早知。古羅馬數學家希羅在公元60年時，發明“汽轉球”，用蒸汽驅動旋轉。西漢劉安則在《淮南萬畢術》（約完成于公元前2世紀，萬畢猶言萬法畢于此）記“銅缶雷鳴”現象，“取沸湯（開水）置甕中，堅塞之，內（納）于井中，則作雷鳴，聞數十里”。

均無實用，只是玩具。

據學者何繼江整理，此后熱爾貝（1120—1125年）、達芬奇（15—16世紀）、卡丹（意大利數學家，1557年）、貝松（法國數學家，1578年）、波塔（1601年）、布蘭卡（意大利設計家，1629年）等都曾利用大氣壓強進行創新發明。古代中國人也設計出風箱、水排，后融入到蒸汽機中。

1671年，來華傳教士南懷仁（1623—1688年）和閔明我（1610—1689年）發明了一輛汽車，曾向康熙展示。

在1687年德國《歐洲天文》上，南懷仁撰文：“在車之中部，設一火爐。爐內滿裝以燃燒之煤。爐上則置一汽鍋。在后輪之軸上，固定一青銅制之齒輪……當蒸汽在較高壓力之下，由汽鍋經一小管向外急劇噴射時，沖擊于輪葉之上，使輪及軸迅速旋轉，結果車遂前進。”從記錄看，只是汽動車，非蒸汽機車，很難投入使用。上世紀40年代，美國學者曾提出，人類第一輛汽車的發明者是南懷仁。

1680年，法國醫生帕潘發明了高壓鍋，因此成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帕潘是著名學者波義耳和惠更斯的學生，1690年，他根據高壓鍋的原理，構想出蒸汽機，并撰文《花錢少而能獲得最大動力的新方法》。

英國從“勤業”轉向工業

1712年，英國工程師紐科門發明蒸汽機，法國、德國均購多臺，很快放棄，因熱效率僅0.5%。英國煤礦主能接受，因英國煤礦埋藏淺，挖3噸煤，燒2噸，仍有利潤；法德煤礦深，挖出的煤不夠消耗。

自然條件好之外，英國技術史學者麥克法蘭認為：“軟因素”亦不可忽略，即：“歷史上的每一個文明都走上了‘勤業道路’，去從事更加勤勉的人力勞動，卻沒有走向工業化。”

歷史上的快速增長階段，每次都因人口、戰亂等，迅速轉向停滯，此即“馬爾薩斯陷阱”，英國首次從“勤業”增長轉向“工業”增長，也是“經濟增長”首次長時段跑贏“人口增長”。

英國的秘訣是：

首先，通過大航海，英國把持全球市場，不只靠自身需求緩慢增長，致商業活力陡升，對新技術產生巨大需求，當時英國紡織業依賴水力，紡織廠集中在水力資源豐富的蘭開斯特地區，但水力供給不穩定，亟待改善。

其次，確立專利制度。在《上帝與黃金》一書中，學者米德感慨道：古代中國人設計一款捕鼠夾，鄰居們會贊美他，稱他是“鼠夾王”，但大家都免費用他的技術，幾十年后，沒有任何創新；英國人卻已升級無數次，每個升級者都賺到了錢。

其三，基礎教育進步，打破身份藩籬，讓學院知識與工匠知識充分融合。

其四，學習世界各國先進技術。伊斯蘭的數學、中國的四大發明、印度的紡織印染技術、新大陸的種植技術……在科學理論上，英國人被斥為“什么也沒做”“什么也不懂”，只是將不同文明的技術成果組合起來，成為強者。

差點去俄羅斯打工

瓦特本是普通工匠。據學者遲紅剛、徐飛在《瓦特蒸汽機技術創新的社會視角分析》一文鉤沉，1756年，瓦特本想在老家格拉斯哥開店，遭行會拒絕。格拉斯哥大學給了他一個“大學數據儀器制造”的職位。在與大學生羅比森（后成著名物理學家）交談中，瓦特首次聽說蒸汽機。

1763年至1764年，學校讓瓦特修理一臺廢舊的紐科門蒸汽機，瓦特發現它的效率太低。1765年，瓦特做了一個簡單裝置，但深感開發費用驚人，打算收手。熱力學教授布萊克將瓦特介紹給企業家羅巴克，瓦特常聽布萊克的課，曾就改良蒸汽機，向他討教。羅巴克正打算開煤礦，立刻為瓦特提供了研發資金。

1769年，瓦特完成第一臺樣機，卻解決不了相關工藝，無法投入生產，羅巴克的公司也倒閉了。瓦特沮喪地說：“在人生的一切事物中，沒有比搞發明創造更愚蠢的了。”瓦特想去俄羅斯打工，新投資人博爾頓經營工廠多年，手下有大量熟練工人，他們幫瓦特蒸汽機突破了工藝瓶頸。

當時英國法律規定，專利權期限不超14年，瓦特實驗階段用了6年，剩8年，遂請求英國議會延長，竟真的延長到1800年。瓦特將上市的首臺蒸汽機命名為“議會號”，以表感激之情。

為收回成本，買瓦特蒸汽機的用戶除交機器錢，還要交專利費——每節約一噸煤，要給瓦特的公司一半錢。用戶們大為不滿，經漫長的法律博弈后，英國政府再次支持了瓦特。1799年，瓦特一次獲賠3萬多英鎊巨款。

跌跌撞撞，瓦特終于完成了“18世紀難度最大的發明”。

只達到博物學層面

常有人問：“蒸汽機為何只誕生在英國？”其實，蒸汽機研發成功是小概率事件，或有無數偉大發明死在成功的路上，已被后人遺忘。歷史不能“倒放電影”，將“現存”誤為“必然”。

改良蒸汽機，兩點不可缺：

一是資本支持。羅巴克、博爾頓投資瓦特，不是想為人類做貢獻，而是為了發財，但游戲規則好，自私、貪婪等個體惡也能轉化為公共善。

一是專業語境。在《科學和技術分別為瓦特蒸汽機的發明貢獻了什么》一文中，學者何繼江指出，蒸汽機的發明不來自理論突破，但研發前，瓦特已知從水變成水蒸氣，體積增2000多倍，紐科門蒸汽機把“大約有四分之三的蒸汽白白浪費掉了”。有科學實驗方法和量化方法加持，瓦特才能成功。

科學進步離不開共同認可的術語系統、思維方式、實驗手段、判斷標準等，保證相互溝通，這被稱為“范式”。在古代中國，定義模糊，很少實驗，科技論文難懂，未形成“范式”，只及博物學層面，達不到科學層面。

《永樂大典》即博物學的書。明成祖給它的定位是：“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只為儲備舊知識，非生產新知識。

《永樂大典》初期由解縉負責，他召集了147人，第二年完成。明成祖認為“所纂尚多未備”，又讓姚廣孝主持，召集2169名朝臣文士、宿學老儒，也只用了兩年。正如學者張忱石在《〈永樂大典〉史話》中指出：“由于急于成書，又出于眾手，故違乖體例，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是不少的。”

研發不能只靠科學家

瓦特蒸汽機的熱效率只有4.5%。瓦特后來又進行兩次重大革新，此后又有無數發明家參與。事實是：會燒水，不等于能研發蒸汽機，還需突破冷凝、密閉、熱效率提升、材料選取、定制生產等瓶頸。

近代以來，教科書、大眾媒體強調科技重要的同時，對研發之難往往一筆帶過，沉浸在“靈感＋汗水”的通俗敘事中，忽略了有沒有人用、經濟效益如何、怎樣獲取研發經費、如何有效組織……而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只靠科學家。

中國古人想研發蒸汽機，還有一大困難，即在觀念上必須突破傳統對氣的理解。學者余出說：“‘空氣’壓根沒有被（傳統）中國文化意識到。”古人的氣是“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指宇宙生成論或道德實體，未經客觀化，無法推導出大氣壓力、真空等。

《永樂大典》中涉氣內容，當代國人都讀不懂，當年西方人又怎能讀懂，豈能推動產業革命。

《永樂大典》編成后，一直藏在皇宮，1562年—1567年錄了副本。南明（1644—1662年）時，西洋傳教士可進入皇宮，此時西方在諸多科技領域已領先，根本不需要《永樂大典》提點。

1609年，當徐霞客開始壯游，伽利略已發明天文望遠鏡，開普勒發表了第一定律、第二定律；1667年，顧炎武完成《音學五書》的前一年，牛頓創立微積分，并完成對白光的分析……胡適先生發現，當時東西方的研究方法相似，關注內容卻大不同。歐洲學者致力于科技改變世界，中國學者忙著整理道德學問和古人智慧，日漸喪失現實感。雙方呈現出代際落差。

清政府放不開手腳

1792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禮品中有瓦特蒸汽機模型，瓦特曾很擔心專利權流失。或因跪拜禮之爭，使團工程師未能向乾隆演示。

許多學者認為，因乾隆顢頇，中國錯過這次重大歷史機遇。但歐立德在《乾隆帝》一書中認為，乾隆事先咨詢了迎擊喀爾廓（今屬尼泊爾）入侵的福康安，知侵略軍指揮是英人，遂態度改變。學者沈艾娣在《翻譯的危險》一書中認為，馬戛爾尼出使是成功的，雙方約定再派使者詳談，乾隆頗顯傲慢的詔書，只是對英方的臨時要求不快，馬戛爾尼表示理解。

1820年，國人才知蒸汽機。海外歸來的謝清高口述《海錄》時，在《咩哩干國》（即美國）中稱：“其國出入多用火船，船內外俱用輪軸，中置火盆，火盛沖輪，輪轉撥水，無煩人力，而船行自駛。”

清代末期，曾國藩意識到蒸汽機的價值，令華蘅芳、徐壽等研發，后者設計出樣船，曾國藩高興地在日記中寫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然而，晚清引入蒸汽機幾十年，并未帶來巨變。一是專利保護成各方圈占利益的工具，二是以為引進外國設備，拆解一下即可，結果做出來的皆低仿。開明者意識到應學習現代科技，可大儒倭仁上綱上線，稱這是“以夷變夏”“上虧國體，下失人心”，清政府亦不敢放開手腳。

直到1910年，清朝機器設備進口只占17.5%。惜倭仁式人物后繼不絕，只是改去寫“網文”。至于《永樂大典》，正本久佚，副本在上世紀初大量流失海外，應該不是被西人拿去再發明蒸汽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