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遺產的“石窟寺”門類中，我國石窟寺數量位居世界第一。據國家文物局最新消息，經過70多年努力，莫高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等重要石窟寺重大險情基本消除。

石窟寺是我國不可移動文物的重要類型之一，主要指開鑿于山崖上的洞窟式寺院遺跡，是建筑、雕塑、壁畫等藝術的綜合體，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據統計，我國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共5986處，包括石窟寺2155處，摩崖造像3831處，共保存了484867尊造像、427處壁畫、285尊泥塑、1108處彩繪。石窟寺主要分布于河南、山西和甘肅，摩崖造像集中分布于四川、重慶、西藏和山西等地。

我國石窟寺的開鑿約始于3世紀，興盛于5至8世紀，最晚的可至16世紀。由于石窟寺在賦存環境、主體構成、建造材料等方面的特殊性，對氣候變化的敏感性大于其他門類的文化遺產。歷經千余年的歲月洗禮，石窟寺結構失穩、風化殘缺、裂隙滲水、微生物等典型“病害”多發，尤其是巖體開裂、坍塌等病害可導致石窟寺毀滅性破壞，對石窟寺的保護與利用提出諸多挑戰。

我國石窟寺保護經歷了一個從新中國成立前看守調查、新中國成立后搶救性保護，到21世紀以來多學科介入，技術得以快速發展應用的階段。中國在借鑒西方相對成熟的保護體系和方法的基礎上，結合本國石窟寺獨特的地理、歷史、傳統文化特色，在石窟寺本體修繕加固、監測預警與數字化保存等方面形成了獨特的石窟寺保護理念與方法，有力提升了我國石窟寺的保護利用水平。

實現巖體保護加固與文物修復的技術新突破。近年來，敦煌研究院逐步總結形成了壁畫彩塑、崖體保護加固、石窟監測預警、文物數字化等成套關鍵技術體系。這些研究成果已應用于敦煌研究院管轄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慶陽北石窟寺6處石窟寺的日常保護管理。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大足石刻等石窟寺也陸續建立保護機構。此前，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項目團隊從保護理念、病害機理、勘察技術、加固技術等方面深入回顧梳理了石窟寺巖體保護加固當前研究與實踐現狀，說明巖體保護加固始終是我國石窟寺保護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內容。近年來，中國工程院院士、重慶大學教授劉漢龍的項目團隊致力于新興的微生物巖土工程研究，將微生物礦化過程應用于巖土工程，以提高土體強度、滲透性。通過大量實驗，驗證了微生物礦化加固技術對石質文物、土遺址和可移動文物等修復的有效性和實用性，并且具有兼容性好、強度高、耐候性強、綠色環保等優勢。目前，該技術已應用于大足石刻等多處文物的保護，修復效果良好。

建立預防性保護監測預警體系。近年來，作為中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的敦煌石窟率先引入現代風險管理理論，識別、評估、監測和控制可能對莫高窟造成負面影響的風險，實現了主動的預防性保護。在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監測中心，有一整面墻的巨大實時監測屏，依托在窟區范圍內投放的600多個不同類型的傳感器，建立閾值管理、防沙系統、預警監測等體系，進行全面而精細的環境與文物監測。這套體系對自然大環境、洞窟微環境、文物本體、崖體、游客承載量等數據的實時采集和交互分析，為預警監測及開展預防性保護提供了可靠的數據支撐。這一模式，已在被稱為“中國石窟藝術之鄉”的甘肅推廣，目前已完成6處石窟群的實時監測聯網，下一步還將拓展至中小石窟群，建立甘肅省級監測預警平臺，并向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進行技術輻射和推廣。

科技賦能保護利用，數字化讓石窟寺“活”起來。“數字敦煌”項目形成了一套科學的敦煌壁畫數字化工作規范，制定了文物數字化保護標準體系。日常數字化采集與后期處理工作，實現了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續利用”；新媒體傳播和文化創意也插上了“數字敦煌”的翅膀，讓石窟文物“活”起來。據悉，“數字敦煌”資源庫第一期中英文版本已于2016年和2017年先后上線，實現了在保護前提下30個洞窟整窟高清圖像的全球共享；石窟寺考古探索建立數字化考古信息采集、存儲標準規范，未來，實現互聯共享的石窟寺資料信息數據庫也向更多的國家和公眾詮釋著我國對文化和歷史的呵護與守望。

當前我國重要石窟寺重大險情基本消除，其實踐工程的研究性、示范性作用，將為提升中小石窟寺抵御自然與人為風險的能力提供借鑒。石窟寺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杰作，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獨特載體和歷史見證。我國倡導國際合作與交流、多學科交叉融合，探索形成“價值闡釋—監測預警—環境控制—災害治理—保護修復”于一體的中國石窟寺綜合保護理念，將進一步提升石窟寺整體性、系統性保護利用水平，為國際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張曉瑋，系故宮博物院考古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