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認知中，關于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文學如何表現時代精神等問題在基礎理論研究層面似乎已不再是一個問題。但當下的現實情形則似乎又不是完全如此，呼喚文學貼近時代、表現時代精神的聲音依舊此起彼伏。究竟怎樣看待和分析這種現狀，于是就有了如下的札記。

一

無論你愿意還是不愿意、喜歡還是不喜歡，文學與時代總是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必然聯系：或直接或間接、或鮮明或隱匿，或強烈或淺淡。

無論你承認還是不承認、樂意還是不樂意，在具體的文學創作中，文學與時代的聯系不僅始終客觀地擺在那里，而且還必然或濃或淡地、自覺不自覺地鐫刻著某個特定時代的烙印。

關于文學與時代的這種必然聯系以及聯系方式的多樣性，我之所以敢在這里說得如此斬釘截鐵、底氣十足，無非只是因為有無數的先賢與智者早已留下了自己的觀察、判斷與思考，無非只是由于有眾多的文學實踐與傳世經典在那存在著。

早在公元400多年時南朝的劉勰就有“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之說。

而差不多1400余年后的王國維依然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的判斷。

東方如此，西方也不例外。

狄德羅稱：“什么時代產生偉大的詩人？那是在經歷了大災難和大憂患以后，當困乏的人民開始喘息的時候。”

馬克思說得更直接：“每一個時代都需要自己偉大的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

丹納則說得“文氣”一點：“有一種‘精神的’氣候，就是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氣候起著同樣的作用。”

如果說上述學者、作家還是身處20世紀之前，那么，在20世紀以后的各種現代乃至后現代作家或學者那里，強調文學與時代關系的言說也依然十分強勁。

法國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存在主義文學代表作家薩特著名的“介入說”便是典型代表。他在《什么是文學？》中明確表示：“如果文學不要求一切，它就毫無價值可言。這就是我所說的‘介入’。如果文學變成純粹的形式或者頌歌，它就會枯萎凋謝。如果一個寫下的句子不能在人和社會的某一程度上產生反響，那么它是毫無意義的。”

二

強調文學與時代間的必然聯系當然不止于學者、理論家的描述、闡釋與強調，同時更是大量客觀地存在于古今中外優秀作家具體的創作實踐之中。雖然他們各自的文學主張未必相同，有的甚至大相徑庭，其中也時有公開張揚文學要遠離現實、淡化時代之言論，但這些大多不過只是圖一時的口舌之快而已，當不得真。

中國現當代文學百余年發展的歷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無論是“魯郭茅、巴老曹”筆下對吃人封建社會的批判與控訴，還是“三紅一創”對建立和建設新中國奮斗的文學書寫，莫不如此。至于自1978年開啟的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更是從各個不同視角、運用豐富多樣的藝術表現方式，將改革開放45年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和深刻變革給展現得淋漓盡致、琳瑯滿目。

域外文學創作的狀況看上去雖更復雜和斑駁一些，但耐著性子抽絲剝繭般往里看，本質依然不例外。

被譽為西方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小說《堂·吉訶德》的產生就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塞萬提斯沿用騎士作為主角的寫作形式將當時西方的騎士制度和騎士精神漫畫化；在雨果的《悲慘世界》中，主人公冉·阿讓經歷的背后呈現的是18世紀末到19世紀上半葉法國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被譽為俄國批判現實主義高峰的《復活》，托爾斯泰通過瑪絲洛娃的苦難遭遇和聶赫留朵夫的上訴經過，勾畫出的是俄國農奴制走向崩潰邊緣的社會圖景。

如果說在上述經典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作家筆下折射出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風貌和時代精神尚不足為奇的話，那么在以標榜非理性、非人物、非情節、非線性為主導的各種現代、后現代主義作家筆下，他們作品的外觀的確與此前傳統文學有著大相徑庭的藝術風貌，有的干脆就是以各種藝術極端乃至怪誕不經的方式進行呈現。即便如此，我們同樣也能透過他們的字里行間捕捉到時代的風云際會，無非是多了一層妝色或包裝而已。

弗蘭茲·卡夫卡創作的《變形記》，面上呈現的是主人公格里高爾·薩姆沙某日一早醒來變為甲蟲這樣一個荒誕的故事，骨子里承載著的則是作家對于“孤獨”與“異化”的思考，反映出資本主義制度下對金錢頂禮膜拜和對真情人性不屑一顧最終被社會擠壓變形的現實。詹姆斯·喬伊斯筆下的《尤利西斯》盡管有“天書”之稱，“意識流”的創作手段使得作品的內容龐雜且費解，但人們還是從中讀出了“一戰”后整整一代人所面臨的生存矛盾與精神危機。威廉·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講述了南方沒落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劇。多角度的敘述并未影響人們從中讀出，每個人的現代景觀雖各不相同，但卻共同表現出現代人的希望與恐懼、憂患和矛盾。

古今中外，這樣的書單大約誰也無從說出究竟需要多長才能打住。但文學與時代間的不可分離，文學書寫時代、時代在文學中得以多姿呈現……這樣的基本事實與基本格局則是毋庸置疑的。

三

行文至此，一個矛盾的現象出現了：一方面，古今中外客觀存在的大量文學實踐表明：無論表現形式如何，文學與時代的必然聯系就是那樣“剪不斷理還亂”地客觀存在著，不同時代也的確存有不同時代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在如此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面前，呼喚文學表現時代的聲音為什么還依然不絕于耳？有時甚至還很強烈。

為何頻繁出現如此選擇性的無視？這很有趣，值得研究。

時下的確沒有人做過一些基礎性的統計和分析，或者是有著具體條件設定但在統計學上又是絕對認同的抽樣統計分析，不是不能做而是沒有做、沒人做。

比如，以小說和非虛構文學為文體限定，以新世紀開端至今的各種生活為題材限定，選取某個半年時段中出刊的50種文學期刊和首版的50種長篇小說圖書為統計樣本，看看各個樣本中符合上述兩種“限定”的作品究竟占比多少？

說符合上述條件的作品就是表現當下時代的現實題材創作肯定不為過，至于所傳遞出的時代精神如何那則是另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本人的閱讀量當然不能稱之為大，但絕對也不能算小，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以當下時代現實為題材的創作數量未必是最多，但肯定不是最少。

那么問題來了：一面是表現當下生活題材的作品數量并不少，一面則是呼喚創作關注當下時代，特別是凸顯張揚時代精神的聲音也不小。如此反差意味著什么？倘不能透過現象探本質抓本質，這種表淺的矛盾之問將會永遠不絕于耳，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文學創作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四

無法否認的是：當下從各個領域、各種視角、運用不同文體、采用不同手段表現社會現實生活的作品數量并不少，尤其是非虛構作品。閱讀這些作品，的確可以從中感知大量當下社會生活的鮮活狀態，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獲取了信息，許多過往不熟悉、不曾見的新生活、新人物、新行當、新變化、新風尚撲面而來，其中不少也都是過往社會生活中鮮見甚至未見的全新狀況……但說實話，閱讀這些作品時絕大多數的感受大抵也僅限于此。其效果不外乎：一是知道了事，而干這些事的具體人物形象則很少留得下來。二是這些人物何以干出了未必驚天動地但卻可能改變人生乃至整個社會的大事？三是種種社會生活的新業態新狀態何以在某個時段集中呈現集中爆發？四是這些新業態新狀態的出現除去給他們個體的生活乃至整個社會增長財富之外，還可能帶來哪些變化甚至是革命性的改變？五是在這些作品中我們更多地只是能夠看到那些領軍人物的相同或相似的行為動力，至于他們個體間的差異哪怕是并不那么纖細的差異都不多見……凡此種種歸結在一起的共性則是見事不見人、見外不見內、見同不見異。

如果說上述現象的確是當下文學創作中一種普遍或比較普遍的存在，那么問題就來了：這樣的閱讀效果除去文學外，用新聞中的大特寫、大通訊等文體不同樣也能夠實現嗎？而且其表現、其反映的速度和呈現的生活面比文學還會更快更寬。至于透過這些生活面上的種種新事物新人物新現象，探尋發現剖析更深層的時代精神與人物的內存氣象，這些本該主要由文學而非新聞承擔的功能則缺失較多。

和經過時空淘洗而得以傳承后世的文學經典相比較，關于文學如何表現特別是科學深刻地表現時代精神的問題是否可以得出至少以下兩點結論：一是與題材的選擇、特別是現實題材確有關聯，但一定不僅只是題材和取材問題；二是相比于題材選擇，作家個體的人文素養和文學的綜合表現力當更為更要，這是文學創作問題但又一定不僅僅只是限于文學這個領域。

如此說道總歸還是比較空泛、比較抽象，不妨分析一兩個創作的典型案例或許更為直觀。

記得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文學界在創作上的反應不可謂不快，第一時間出現的當是在網絡上傳誦的抗震詩和悼亡詩，緊隨其后的則是文學期刊趕制而成的專輯或專號，再往下則是長篇紀實文學或長篇小說等出版物的面世。這些作品當然自有其存在的影響與價值，但能夠得以傳承至今者又確是鳳毛麟角。今日乃至后人若說起有關于“5.12汶川大地震”的文學作品，阿來的長篇小說《云中記》我想無論如何都不可無視，而這部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優秀長篇小說則是阿來在“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后的那一天才開始動筆。他思索，面對5.12汶川大地震如此慘烈的現實，文學除去謳歌災區民眾的頑強、抗震志士的英勇和全國人民的愛心外，是否還有值得進一步思索與挖掘的內容？正是這樣的問題苦苦縈繞了阿來十年，直到他有所心得、有所感悟，才開始了《云中記》的寫作。于是，在這部長篇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十余年前那場人間大悲劇的慘狀，更觸發起大家對人類與自然、生存與死亡這類全世界共同面臨的終極問題的深層思考。一部《云中記》，地震、記憶、人心、自然、生命……一曲《安魂曲》，肅穆、沉重、莊嚴、壯麗、升華……在這樣一部多聲部多色調交織的長篇小說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具體事、認識了具體人，更獲得了這些以外的更多，有時代精神、有人生感悟，還有更多的其他。

再說今年新面世的長篇小說《云落》。張楚以足以承載中國社會全息式圖景的最基層單位——縣城為場景，透過生活于其中一位普通女性的生活史與心靈史折射出中國基層生活空間中的人生百態。這當然是張楚對當下中國社會現實的某種觀察、呈現與思考，但讀者卻能從中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筆下的現實感與時代性。

而無論是《云中記》還是《云落》，兩部作品取材相距甚遠，藝術處理也是各顯神通，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現實的，且這種現實不僅浮現于現實生活的水平面，更有一種時代精神深潛于其中。

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三點最基本的判斷：一是表現時代特別是時代精神看上去是一種題材取向，但又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題材選擇問題；二是表現時代特別是時代精神看上去是個單一的時間維度，但更是一個時空合體的多維度；三是表現時代特別是時代精神看上去是一個內容指向，但更是對一個作家是否熟悉生活、深刻認識生活、擅長表現生活等多種能力的綜合考驗。

五

行文至此，可以對本文作一點最基本的小結了。

在現實題材文學的創作中，無論作家如何呈現與包裝，要想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需要面對的就不僅僅只是一個時間的確認與題材的選擇問題，不僅僅只是各種現實生活表象的羅列與呈現，不僅僅只是包裝形式或面上語言文字的講究與用心。意欲寫出時代精神、表現時代精神，可以套用的五個形象而準確的大字當是——“功夫在詩外”。

（作者系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原副總裁、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