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隴蜀詩路，是他人生第四期漂泊西南的開端。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初，立秋后不久，杜甫放棄華州司功參軍之職，離開關中，攜眷西行，翻越隴坂，進入隴右，先后寓居秦州、成州（同谷縣、栗亭縣），年底到達成都，歷時半年時間。伴隨著隴蜀道行，詩人“以詩為記”取得了重要文學成就。在明代詩人看來，杜甫隴蜀詩把描摹生動與時序如史難得地統(tǒng)一起來，造就了詩賦上的創(chuàng)新和奇跡，是極難能可貴的。通觀杜甫隴蜀詩路，從入隴到入蜀可分三程。

乾元二年，杜甫西向適秦，開始了他的入隴之行，也即隴蜀詩路第一程。詩人經(jīng)隴州翻關山越隴坂，于七月底八月初到達隴右秦州，這程詩路就是“隴山（隴坂）—城北寺（秦州）—驛亭—渭水濱—南郭寺—東柯谷”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其中的《佐還山后寄三首》《發(fā)秦州》《赤谷》等反映了他從秦州城到東柯谷西枝村往返遷居的時間與地點，也佐證了他曾寓居秦州的一段歷史事實。從《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來看，他甚至試圖卜居東柯谷西枝村，還做過一些基礎性的工作，但終因生計維艱以及其他事情掣肘，未能遂愿。以《秦州雜詩二十首》為代表，杜甫用詩歌表達了時局危亂的擔憂，生活困頓的艱難，異常孤寂的社交和日常的不愉快，僅就創(chuàng)作題材比過去擴大到議政議軍，關塞風光，思親懷友，旅居生涯，寫景詠物等領域，詩風也由平實、中和變得蒼莽峭拔又沉郁頓挫。《秦州雜詩》系列是杜甫五律詩作達到的新高峰，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審美價值。詩人在寓居秦州的三個月里創(chuàng)作了共計87首作品，幾乎每日一首，體現(xiàn)了他“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的歷史擔當和責任感。他在秦州的創(chuàng)作，用客觀冷靜的“詩史”筆法，并沒有著意美化鄉(xiāng)村景色，渲染山水恬然和適意幽微的氛圍，即使描寫山川寂靜也并未過分強調隱逸、出世的思想，沒有喪失平定叛亂的信心、匡扶國政的執(zhí)念。

杜甫離開秦州南行成州，是隴蜀詩路第二程。這次行程的本因是一封邀約書信，但詩人想象過于美好，造成了他在成州同谷縣（今甘肅省成縣）人生的巨大落差。十月初，杜甫接到了同谷“佳主人”的書信邀請：“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積草嶺》）杜甫深深被書信里的描述所打動，決定攜家人六口南下同谷。行前，他做了一番頗有憧憬的推想：“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發(fā)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詩人把“南州”比作“樂土”，而且對“山水幽”“栗亭嘉”“良田疇”“多薯蕷”“崖蜜易求”“密竹冬筍”“清池方舟”等景象充滿了無盡向往。從《發(fā)秦州》《赤谷》二詩來看，杜甫一行在十月中旬的某日半夜從秦州城出發(fā)，經(jīng)鐵堂峽、鹽官、法鏡寺、龍門鎮(zhèn)、泥公山等地，于十一月底到達同谷縣城。依據(jù)史地資料和杜甫詩作，詩人攜家“發(fā)秦州”后，他隴蜀之行的路線是先向南到達今秦州區(qū)的暖和灣、皂郊鎮(zhèn)一帶，然后折而向西至平南鎮(zhèn)、天水鎮(zhèn)、禮縣鹽官鎮(zhèn)，西和縣的長道鎮(zhèn)，再折而南行，經(jīng)西和縣境南青羊鎮(zhèn)、八峰崖至成縣西北的府城村，東向一直到達今成縣城區(qū)，最后寓居于城南飛龍峽鳳凰臺下。在隴蜀行旅的第二程，杜甫以“詩史”筆法，按照時空順序寫下了《發(fā)秦州》《赤谷》《鐵堂峽》《鹽井》《寒峽》《法鏡寺》《青陽峽》《石龕》《龍門鎮(zhèn)》《積草嶺》《泥功山》《鳳凰臺》等十二首紀行詩以及《同谷七歌》和《萬丈潭》。這些作品的紀行特點鮮明突出，藝術造詣淳樸厚重，對個人情感的抒發(fā)和現(xiàn)實生活的描繪令人感佩。

杜甫從同谷縣出發(fā)到達成都府，是他隴蜀詩路的第三程。沿途南行，每歷一地，都以詩紀行。千里山川，因杜詩文字描寫明白如畫，就像展開在眼前一樣。宋人朱弁評價說：“又《發(fā)同谷縣》，有《萬丈潭》《木皮嶺》《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柜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成都府》。皆以其畫工之筆，寫造物之奇，泣鬼神之情，作驚人之語。然皆出于現(xiàn)前閱歷，非托意造端，故皆不置一解。以人人讀之，可心領神會，如置身丘壑間也。”（《風月堂詩話》）所謂從隴南到成都這一組紀行詩的畫工之筆，是說在這段詩路上，作者通過文字記錄了地理、歷史和文化信息，作品具有圖經(jīng)的特征和功能，實踐了所謂“杜陵詩卷是圖經(jīng)”這一歷史論斷。這組詩的造物之奇在于詩句的意境開闊遠大，增加了讀者想象的空間，而通過選取不同的意象對比，抒發(fā)了生動復雜的詩情而感天地、泣鬼神，遣詞的特別突出了意象之間的距離感、空間感，讀來令人驚奇。這些成就的取得，全在于杜甫走過這段詩路的親身閱歷，并非托意創(chuàng)造，即便后人閱讀也容易理解，如同身臨其境。宋人葛立方指出：“《發(fā)同谷縣》云：‘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韻語陽秋》）杜甫的這一詩路歷程，是他“四行役”的最后一段，可見他的這一程，并不像評家所言那樣輕松。他過青泥嶺是在微月星夜下艱難跋涉，渡嘉陵江到飛仙嶺也是從夜到晝的苦行，所以江西詩派論家把杜甫的隴蜀紀行詩與司馬遷的史家筆法相提并論：“兩紀行詩，《發(fā)秦州》至《鳳凰臺》，《發(fā)同谷縣》至《成都府》二十四首，皆以經(jīng)行為先后，無復差舛。昔韓子蒼（韓駒）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并駕，學者宜常諷誦之。”（宋崔德符《杜工部草堂詩話》）蘇軾也贊同這一觀點：“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宋許顗《彥周詩話》）這種寫法上的筆力變化，就是以詩為史，后世號稱為“詩史”。

杜甫隴蜀詩路的“詩史”之說，早在他生前就已出現(xiàn)，而“詩史”筆法經(jīng)后續(xù)歷代發(fā)展已形成體系。晚唐孟啟論及杜甫的隴蜀詩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本事詩·高逸第三》）就明確在杜甫經(jīng)歷隴蜀詩路后不久，將沿途所見、所思、所感都細致入微地以詩做了表達，當時就稱“詩史”。這一觀念，也深刻地影響到了宋人，且為正史所載錄。《新唐書》載：“杜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誠可信云。”（《文藝傳上》）唐宋人的這種“詩史”理念，在明清詩論家不僅大為接受，而且有新的發(fā)展。明蔣金式說：“少陵入蜀諸詩，與子厚柳州諸記，剔險峻奇，幽深峭刻，自是千古天生位置，配合此奇地奇文。”（郭曾炘《讀杜劄記》引）就是把杜甫“詩史”筆法與柳宗元山水散文橫向比較，即用白描手法，詳略得當、真實準確等記敘山川的奇姿異態(tài)方面，二者多有比較，相似值當，但幽深奇崛，杜甫隴蜀詩自具高格。明人江盈科所評：“少陵秦州以后詩，突兀宏肆，迥異昔作。非有意換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獨能象景傳神，使人讀之，山川歷落，居然在眼。所謂春蠶結繭，隨物肖形，乃為真詩人真手筆也。”（《杜詩詳注》卷八引）就是為“詩史”筆法挖掘出深刻內(nèi)涵，因隴蜀詩路而顯現(xiàn)的創(chuàng)作風格發(fā)生急遽變化，作了恰切的注腳。

清代李因篤說：“萬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險，歲月之暄涼，交游之違合，靡不曲盡，真詩史也。”（楊倫《杜詩鏡銓》卷七引）此論顯然是把“詩史”筆法擴展到杜甫從關中入隴，再從隴南入蜀達成都的詩路書寫各方面，且并入關涉詩人路途的時令變遷和交游與創(chuàng)作，為“三吏”“三別”入“詩史”系列張目。清沈德潛評價說：“自秦州至成都諸詩，奧隘、清削、雄奇、荒行，無所不備，山川詩人兩相觸發(fā)，所以獨絕古今也。”（《唐詩別裁集》）意在歸納杜甫隴蜀道詩諸種藝術特點了。杜甫隴蜀詩路的創(chuàng)作，詩史筆法上偏重客觀寫實并對隴蜀、秦隴山川勝景、風土人情和苦難生活加以生動呈現(xiàn)，與以往紀行詩偏重抒情不同，從而凸顯出鮮明的特點：詩骨堅實，詩髓豐盈，詩體鮮活，詩運多變。明人周珽對此一語道破：“少陵入蜀諸篇，絕脂粉以堅其骨，踐豐神以實其髓，破繩格以活其肢，首首摛幽擷奧，出鬼入神，詩運之變，至此極盛矣。”（《杜詩詳注》引）論贊恰切，自然就無需再多言了。

（作者：蒲向明，系隴南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