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讓-保羅·杜波瓦（Jean-Paul Dubois）憑借小說《每個人》摘得法語世界最重要的文學獎項龔古爾獎。故事從主人公保羅·漢森在蒙特利爾監獄服刑開始寫起，回憶從寒冷狹窄的監獄伸往更廣闊的空間，法國、丹麥和加拿大，他去過的地方，遇到過的每個人，在故事里逐一浮現。

法文版封面

“保羅·杜波瓦的作品有他一貫的調性，他的文風總是憂傷的，又不全然是絕望，會讓你看到生活的光亮，”日前，《每個人》中譯本由世紀文景·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為譯者，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黃葒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分享了她對于這位作家的閱讀感受。

《每個人》中譯本書封

“法語的書名直譯是‘每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方式都不同’，那是主人公保羅的父親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可以譯得更像諺語：‘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不要用自己的活法去評判別人的生活方式，每個人都有隱痛，都有不為人知的苦衷，同樣也都有堅強和柔軟的一面。最后確定的中文譯名更簡潔，更含蓄，每個人都能在《每個人》這本書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產生共情。”黃葒說。

回歸小說的傳統

1950年，杜波瓦出生在法國圖盧茲，那也是小說《每個人》主人公保羅出生的地方。“杜波瓦每部小說的主人公都叫保羅，和他本人的名字一樣，主人公的妻子也常常和他現實中的妻子一樣都來自加拿大。所以在杜波瓦的書里，會有一些自傳的痕跡，但并不能說他的書是自傳體的，”在黃葒看來，法國文學經歷了新小說、荒誕派戲劇、自傳體小說等浪潮，很多小說家的作品基本上已經脫離了情節甚至人物，先鋒性更強。“而杜波瓦更多地回歸了小說的傳統，他的小說故事性強，有清晰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情節和懸念，他的作品更大眾，可以打動更多讀者。杜波瓦獲龔古爾獎說明這個獎也為‘說好故事’的傳統保留了一個賽道。”

在杜波瓦筆下的故事之間，總是存在著某種連續性：主人公通常出生在圖盧茲，感情破裂在他的作品中屢見不鮮，死亡主題也是如此，特別是海洋事故和飛機事故。此外，橄欖球、汽車、小狗、美國、加拿大也都是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黃葒認為，杜波瓦的作品向來有黑色幽默的風格，“憂傷又溫暖，殘酷又幽默”。與此同時，他一直以第一人稱來書寫“保羅”的故事，認為第一人稱會讓作品更具有視覺性，宛如電影中的畫外音，告訴人們“這就是我，我將要告訴你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杜波瓦是個相對陌生的名字，在《每個人》之前，他在中文譯介里的唯一一部作品是出版于2006年的《一個法國人的生活》（Une vie Fran?aise，也可譯為《一種法蘭西生活》），早在2004年就曾獲得法國的費米娜文學獎。事實上，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杜波瓦在法國幾乎每三四年就會有新作出版。黃葒認為，小說在進入另一種語言和文化時可能會有延時，也可能會水土不服。“比如薩岡的《你好，憂愁》寫的是小資群體的憂愁，在上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的時候，當時國內還沒有這個群體，現在的中國讀者去讀它，可能反而會有更多的共鳴，”黃葒指出，“不過《每個人》是一本接地氣的書，因為它雖然是法國作家的作品，但書中的跨國性與多元文化背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已然成了一種世界性的景觀，一種生活的日常。”

讓-保羅·杜波瓦

一種世界性的景觀

在《每個人》中，現在和過往的生活穿插并行。杜波瓦在故事里記錄著一個“正在消失的世界”，那也是他經歷過的世界。和杜波瓦一樣，小說主人公的青年時代是法國新浪潮電影、“五月風暴”的時代。保羅的母親經營著一家影院，那里會放映各種歐美電影和實驗電影，在“五月風暴”時期又一度成為各種社會辯論發生的陣地。革命、自由、實驗、對于未來的暢想，在小型影院的空氣里發酵，又在回憶里蒙上了懷舊的色彩。“不僅是法國人，全世界可能都會懷念新浪潮、新小說，那個時期代表了一種顛覆和創新，人們希望社會有所變革，渴望沖破很多東西，對未來充滿希冀，這種無限的可能性是特別吸引人的，”黃葒說，在任何時代，革新總會讓人興奮。但對于主人公保羅的牧師父親來說，這一切只會讓他感到不安甚至羞愧，最終，保羅的父母分道揚鑣，父親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賽特福德礦城謀得了新的牧師職位，遠赴他鄉。

“1975年，我二十歲那年，一個世界終結了，我們的世界，漢森夫婦的世界，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世界……他們忍受著這一切，直到筋疲力盡，最終還是走向分手、疏遠、離異、撕裂和破碎。”小說里的保羅回憶道，后來，他選擇離開法國，跟隨父親去往加拿大開始新的生活。個人生活里的遷徙和變化，也被卷入到更大的世界性的流動里。

“出國留學、跨國旅行、跨國婚戀、跨國公司……跨國性已然成了現代生活的日常，”黃葒在采訪時說，“不只是法國，整個西方還有我們國內的當代文學都不可避免地在描述全球化和全球化對個人生活的沖擊。”她形容杜波瓦是一位“兩棲”的作家，“他常年在法國、北美兩地生活，寫作風格也非常世界性，你看他的書，不會覺得他很‘法國’，反而有時候更接近美國小說，在某種程度上，他游離在法國文學圈的邊緣地帶。”

對于小說里法國、加拿大和丹麥多地的文化背景，黃葒在翻譯的過程中查閱了大量的背景知識，并在譯文中羅列出很多相關的腳注，“這些文化背景可能會通過電影的名稱或是當時發生的社會事件來顯現。我覺得這些腳注不僅是幫助我加深對這部作品的理解，對普通的讀者來講，他們在閱讀的時候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在這些地方會出現這些內容，因為那即是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

當代人的生活

在開始寫小說之前，杜波瓦當過很長時間的記者，曾先后在《西南報》（Sud-Ouest）和《巴黎晨報》（Le Matin de Paris）等報社供職，寫過體育報道和電影報道。20世紀90年代早期，他成為《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的美國新聞通訊員，開始在法國、美國兩地之間往返。這些經歷影響了他的小說創作，他常常帶著戲謔的口吻描述法國人和美國人，似乎站在旁觀者的視角，參與不同的文化，與此同時不屬于任何一邊。

小說的即時性可能是杜波瓦的記者生涯帶來的另一重影響。黃葒指出，杜波瓦的小說通常描述的是當代生活。“今年三月，他剛剛推出了一部新書《淚之源》，講述的是一個有心理疾病的人的故事。因為成長的經歷，他憎恨自己的父親，以至于得知父親在加拿大去世以后，他去參加父親的葬禮，對著他的尸體開了兩槍。后來，他進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療。”黃葒介紹，杜波瓦的這部新作故事的時間設定在2031年的“近未來”，同樣名叫保羅的主人公是個非常孤獨的人，唯一陪他聊天的伴侶是一個AI，“如今像AI、多元文化這些當代議題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當代的文學作品里，”黃葒說道。

孤獨是杜波瓦筆下每一個“保羅”身上的烙印。在《每個人》的中文版封面上，一個人躺在蔚藍的泳池里。那是主人公保羅作為精英公寓樓看門人負責日常維護的地方，也是給他帶來牢獄之災的源頭。“精英公寓樓就像它的泳池一樣，很脆弱，同時反復無常，任性沖動，”保羅說，那大概也是他努力維護仍隨時面臨崩塌的生活。好在希望總還存在，如同保羅父親反復提及的那樣，“教堂被掩埋了，我們畢生的義務就是挖掘，把沙子刨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繼續每個禮拜天聚在一起，在信仰中找回自己。”故事的結尾，回到公寓樓的保羅躍入泳池，再從那里出發，一直“游”回父親來時的丹麥海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