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觀念在近代中國的轉變是促成清末以來小說創作和研究的重要背景。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前有梁啟超等人的小說“熏染刺提”工具論，后有魯迅、胡適將小說作為專門之學進行史學梳理、考據分析的科學化主張，中間亦有文壇及學界人士對西方小說理論的引介、對小說本源、形式及特點的各種探討。總體上，視小說為“稗官”的傳統學者，其所專注的學問仍為經史文章，小說雖被提及，也多是作為經史學問的一部分而展開的。然而，也正因如此，這些學者的小說觀念才同樣重要，因為小說在他們眼中可能尚未剝離“稗官”“小道可觀”的標簽，但又足以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對小說性質的歸納與指認是剖析小說觀念轉變的重要依據，對于厘清近現代時期“小說學”的建立過程也是十分必要的。劉師培是專注于經史研究的近代學人，他與梁啟超同時，故不可能不注意到小說的功用價值，但小說在他那里卻是作為“文”（文學）的部分問題被提及的。而作為“文”的部分，劉師培又特別在意“文學”在語言上的演進，所謂“俗語人文”又可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言文一致”相連接，這不能不說是探析小說觀念轉變的又一條線索。

溯源：小說乃《春秋》之支流

劉師培關于小說起源的觀點主要見于《論文雜記》（1905）。在此文中，他繼續《漢書·藝文志》的觀點，認為“小說家者流，出于稗官”，稱“古代小說家言，體近于史，為《春秋》家之支流，與樂教固無涉也”。即劉師培同樣認為小說“出以鄙俚”，同樣稱贊小說所寓的“勸懲之意”，認為其有“感發人民”的作用。然而，劉師培又進了一步，將小說稱為“《春秋》家之支流”而納入史官。

他在《古學出于史官論》一文中，依據《漢書·藝文志》對《虞初周說》等“小說”做出的“考周事”“古史官記事”等注解，指出：“小說家出于稗官，而《虞初周說》雜伺其間，小說家類又有《周紀》《周考》以及《青史子》五十七篇，皆古史官所紀。則雜家、農家、小說家，亦莫不出于史官。”

從其論斷小說的淵源來看，劉師培仍遵從傳統學術對小說的定位，“小道可觀”“稗官野史”是他對待小說的基本態度。不過他又將小說的源頭略微拔高，將《漢書·藝文志》中屬于“諸子”的小說家歸為“《春秋》支流”。《春秋》在《漢書·藝文志》中被列在“六藝”，既有經典的地位，又開史部的門庭，就此來看，小說的地位在劉師培這里似乎又提高了不少，故而他所說的“感發人民之一助”也不僅僅是“小道可觀”那么簡單，可以說是他對小說功用的積極肯定，畢竟當時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主張已呼吁了三年。

辨體：小說之體已開俗語人文之漸

在小說的本源上，劉師培繼承“九流十家”之說，又將其追溯到史官。同樣地，在小說的體式上，劉師培也將其放置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將其納入“文”的范疇。劉師培所持的是一種廣義的文章（文學）概念，他的《論文雜記》從文字著于竹帛開始，論至有清一代的文章，詩、賦、詞、曲、小說、戲劇等體裁全部在他所論“文”的范圍之內，小說也被置于“文章流別”的發展脈絡中進行討論。

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說：“宋代以下，文詞益淺，而儒家語錄以興。元代以來，復盛興詞曲。此皆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小說之體，即由是而興，而《水滸傳》《三國演義》諸書，已開俗語人文之漸。陋儒不察，以此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簡趨繁，何獨于文學而不然？”他從語言文字發展的角度看小說的興起，將小說放在文詞（文學）的淺深、文質、繁簡的演進過程中進行討論。

在體式上，他首先對小說作出了“俗語人文”的論斷，從語言文字演進的角度，認定白話小說這一文體出現的必然性。此時的劉師培熱衷于進化論，信奉社會進化的觀點，因而在論述中國語言文學的興變時，亦看到各種文體的興替及其與語言、文字的演進關系。在《論文雜記》中討論中國戲劇的源頭時，他也提到“傳奇小說之體，既興于中唐，而中唐以還，由詩生詞，由詞生曲，而曲劇之體以興。故傳奇小說者，曲劇之近源也”，即他認定小說之體是由中唐以前的文體發展而來的，而這亦是他依據“天演之例”來論證文學“進化”歷程的證據。在文學演進的理論基礎之上，劉師培認為小說的興起與“儒家語錄”的出現有極大關系。宋代以后儒家語錄不斷出現，文詞由深入淺；也是在宋代以后，小說作品逐漸增多。語錄體是言文合一的征兆，白話小說的出現也是言文合一的必然結果。同時，在體裁的內涵上，劉師培認識到傳統“說部”中包含的考古、記事類筆記，并不能完全歸入“文學”行列，也點出了小說的文學性問題。

定性：小說具有“虛構增飾”的文學性

“美術”是劉師培文論思想的核心觀點之一，其強調“美術以飾觀為主”，與后來的“純文學觀念”相近。“純文學”觀念即要剝離一切非文學性的作品，也即劉師培所說的“言之無文”者。

他在《論說部與文學之關系》中將唐宋以來的“說部之書”分為三類：考古之書、記事之書、稗官之書，認為三類之中只有“稗官之書”才屬于“小說”內容，是富于辭采的文章，其余兩種則是學術札記、述聞筆錄，其“無文”之處，正是混淆了“文學”的體質。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一文中，他區別了“說部”與“文學”的關系，直接指出“唐宋以降，凡考經定史之作，咸列為筆記，附于說部之中，誠以言之無文，未可伺于文學之列也”，由此強調了文學的審美藝術特性。而在《論美術與征實之學不同》一文中，劉師培又進一步說明文學作品與非文學作品的區別，稱“小說一端，有虛構事實者，亦有踵事增華者，皆美術與實學不同之證。蓋美術以性靈為主，而實學則以考竅為憑。若于美術之微，而必欲責其征實，則于美術之學，反去之遠矣”。

在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師培評判小說性質的三個層次：首先，他將小說作為“美術”之一種，與“實學”區別開來。其次，他談到小說創作的兩種類型：虛構事實與踵事增華。小說家雖出自史官，但隨著文詞的由簡入繁，考據筆記與傳奇小說便別分兩途，就如“文言質言，自古分軌”。既然“詞章之文，不以憑虛為戒”，那么小說的“憑虛”便也是創作時的重要選擇。踵事增華主要在文詞的修飾與擴展，在小說的創作中，“飾觀”“求工”“貴美”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他指出“美術以性靈為主”，即也視小說為抒寫性靈的作品。

作為一個偏重經史的“國粹派學人”，劉師培能夠對“文學”“小說”有全新的認識，既是他自己考鏡學術的成績，同時也是近代思潮推動的結果，如文學進化的潮流、言文一致的潮流、俗文學地位上升的潮流、“純文學”的潮流等。文學的進化是隨著“天演論”“進化論”思想的引入而出現的，言文一致的潮流與俗文學的“被發現”是同時發生的，小說的工具化在清末的時代背景下在所難免，而小說概念的含混不清也是文學演變過程中的必經階段。劉師培未能給小說以全新的定義，但他將學術筆記等“征實之學”從“美術”中析出，已帶有新的小說觀念的意味。

雖然劉師培的小說觀念連同文學觀念也存在自相矛盾之處，其在考校中國文學時也有不少左支右絀的情況，比如，他認同文學的“進化論”，但又認為唐宋以后的文學逐漸衰落；再比如，他一方面肯定“俗語人文”，肯定小說的功用價值，另一方面又輕視小說，不能拋棄《漢志》視小說為“街談巷語”的固有思維。但他又能在時代思潮的驅動下，偶爾放下經學家的身段，對小說的“俗”與“美”作統一觀察，這便是他之于近代中國小說觀念演進的價值。

（作者系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