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吳思敬從事詩歌批評四十余年，形成了鮮明的批評品格：善于從美學的角度切入分析詩歌創作，深入詩歌內部探討詩歌發展的藝術規律；善于從宏觀的高度來把握新時期以來詩歌思潮的發展流變，用比較的方法概括出不同時期詩歌思潮的不同特點；善于運用辯證思維來考察詩人創作及詩歌思潮的發展，既肯定其優點，又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吳思敬的詩歌批評不僅具有現場感，而且具有一定的預見性，對于當代詩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吳思敬 詩歌批評 美學 宏觀 辯證

進入改革開放以來，新詩在文壇上扮演著先鋒的角色，以其新穎的詩學觀念和大膽的探索創新而引發文壇關注，甚至產生很大的社會反響，其詩學觀念與傳統的詩學觀念之間發生碰撞沖突，出現了一次又一次的詩歌論爭。從1980年代初朦朧詩論爭到1980年代中期第三代詩論爭，再到20世紀末盤峰詩會論爭，不僅彰顯出新時期詩歌的生命活力，而且呈現出詩學觀念的急劇變化。面對詩壇的這種復雜局面，許多讀者感到困惑迷茫，亟需專業人士的批評與引導。正是在這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之下，吳思敬登上了詩歌批評的舞臺。他從1980年代初開始從事詩歌批評，不僅是新時期以來新詩發展的見證者，而且是四十多年詩歌發展的參與者。他發表了大量的詩歌評論，以其詩歌批評影響、引導了當代詩歌的發展，對許多青年詩人的創作、成長提供了詩學意義上的幫助。綜觀其多年來的詩歌批評，尤其是其在歷次論爭中所寫下的文章，會發現其詩歌批評形成了鮮明獨特的品格。

一

多年來，文壇盛行一種運用政治學、社會學的理論方法來分析作家作品的風氣，以政治作為唯一或者重要標準來衡量評價作家作品。這一風氣在新時期受到了挑戰。1980年，章明在《詩刊》上發表了《令人氣悶的“朦朧”》一文，對《詩刊》上發表的杜運燮的《秋》表示難以理解，并將此類詩歌命名為“朦朧體”。此后，文壇圍繞以北島、顧城為代表的朦朧詩展開討論，開始了一場長達五年的論爭，參與的人數之眾、發表的文章之多，實屬空前。論爭中形成了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出現了兩派立場不同的陣營，一派以臧克家、程代熙等為代表，用政治理論來批判朦朧詩，對朦朧詩持否定態度；一派以謝冕、孫紹振等為代表，從美學的角度來分析朦朧詩，對朦朧詩持肯定態度。

吳思敬在1981年《詩探索》第2期上發表了《時代的進步與現代詩》一文，參與了這次論爭。面對朦朧詩的論爭，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認為闡明時代的進步與現代詩的關系才能澄清種種誤解。他從美學的角度切入探討詩歌的現代化問題，“詩歌現代化則是就新詩的發展趨勢而言的，它意味著對我國傳統詩歌包括在蘇聯美學理論影響下出現的某些定型的新詩的突破，意味著對古今中外詩歌珍品包括現代流派詩歌的借鑒，意味著藝術個性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創作方法藝術流派的多元化，意味著以現代化的藝術語言反映現代中國社會的時代精神，反映現代中國社會的生活節奏，反映現代中國人的思想風貌和心理情緒”1。他認為把詩歌現代化與西方的現代派等同起來是一種誤解，主張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現代化，沒有將現代化絕對化、固定化。在他看來，現代化是一個發展的、變化的東西，其本質是求變創新。他不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批評詩歌，不是給詩人扣帽子、打棍子，而是從詩歌美學的角度切入來探討詩歌的藝術問題，深入詩歌的內部來探討詩歌發展的藝術規律，這一特質在其后來的詩歌批評中保持下來，成為其詩歌批評的一個鮮明品格。

1980年代中期，文壇上出現了“第三代詩”，相對于朦朧詩而言，“第三代詩”創作者更多，詩學主張更加激進，詩歌創作更加復雜，不少人從社會、政治甚至道德層面對“第三代詩”進行簡單粗暴的否定批判，而吳思敬則從美學的角度出發對“第三代詩”進行具體分析，在肯定其成績的同時，也指出了口語詩、生活流詩所存在的問題，“照相式的敘述，市民趣味與市民心態的堆積，引起讀者的‘非詩’批評也就很自然了”2。他從美學的角度來考察把握新生代詩人的創作特點，其觀點經受住了后來詩歌發展的考驗。

20世紀末，“盤峰詩會”上又發生了一次激烈的論爭。在論爭過程中，有些人將論爭歸結為兩派詩人的“爭權奪利”，吳思敬則發現了這次論爭與以往論爭的不同，指出朦朧詩以來的詩歌論爭基本上是以先鋒詩歌陣營為一方，以恪守傳統詩學觀念的詩人和詩論家為另一方，陣線分明，帶有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而這次論爭是先鋒詩歌陣營內部的論爭，論爭的本質是兩種詩學觀念和審美觀念的不同。他認為以王家新、西川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寫作”，是一種強調提升精神世界、強調超越的寫作，他發現了1990年代社會經濟文化發生巨大變化對詩人寫作心理的影響，“詩人們開始在新的層次上探索，在尋求超越具體現實的前提下，力圖對人類生存歷史的全部復雜經驗，進行更宏觀的、抽象的藝術把握，以現代人的眼光對民族文化心理進行縱深的開掘。他們在失望、痛苦的精神狀態中依然執著地營造理想的殿堂，追求著精神的終極關懷”3。同時也指出了這一群體詩人創作所存在的問題，“至于一些作者情感與本民族的詩歌傳統‘斷裂’，喪失了對自己民族的聲音傾聽的沖動，反過來對西方詩歌的思想內容與藝術手法卻心向往之，靠頻繁變換的詩歌模式來獲得一種貧困的心態平衡。而他們所追求的詩歌理想、所遵循的寫作規范，又往往是對翻譯詩體的照單全收或蹩腳的改制而已，造成讀者的反感也就很自然了”4。同樣，他對以于堅、伊沙為代表的“民間寫作”也給予中肯的評價，“‘民間寫作’，強調的是寫作的平民立場，熱衷于日常經濟的描述，從‘形而下’的凡俗生活表象中，開掘隱蔽的詩意。在這些詩人看來，世界萬物無所謂現象與本質之分，現象也就是本質，本質也就是現象，真實地描述出現象，也就抵達了本質。故詩人不必避諱極其瑣屑的日常事物，只要抓住身邊的事物，把它們記錄下來，就有可能直逼隱匿的詩性”5。同時他也指出民間寫作不可能把所有的生活經驗全部記錄下來，“那些看似隨意拈入詩中的生活景象，實際上正是詩人主觀世界一直想尋覓的對應物，詩人之所以選擇它，主要不是靠判斷推理，而是靠的直覺。因而這類詩歌的寫作更強調詩人的內在質素，即他活到一個什么份上，他的藝術觀念在一個什么層次上。這種寫作表面上率性而為，實際上也要表現對人生與世界奧秘的深層思考，做到這點并不容易，控制不好，很易失之油滑或低層次的欲望的宣泄”6。他看到了一般人所沒有看到的日常生活寫作的本質，指出了提升日常生活寫作的路徑。

詩歌是語言的藝術，從語言的角度切入分析詩歌作品，才能把握詩歌發展變化的內部規律。面對朦朧詩的論爭，他從語言思維的角度來分析朦朧詩的特點，指出由于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引起人們思維能力的變化，“既然這種不同概念的快速縱使在現代人的思維活動中越來越司空見慣，那么某些詩人為了捕捉微妙的感覺，為了表達主觀的情緒，嘗試運用抽象變形、意象暗示、隱喻通感、省略跳躍等藝術手法，不是用具體物象、不是用直射，而是用心靈感覺、用曲折暗示的方法來反映客觀現實，不也就十分自然了嗎？” 7他從語言的角度來探討現代詩與傳統詩歌的區別，“某些現代詩人處在疾馳的現代生活的漩渦之中，在這異化的世界上，他們總是心潮難平，想擺脫因襲的桎梏，所以他們往往從物象的常態中脫穎而出，從心所欲地表現自己的內心。他們從現實中感覺到的東西，不再按自然狀態重現，而是把它們打破、敲碎、切細，經過頭腦的自由組合，形成一幅理想的畫面”8。他主張將“想象的作用在于創造而不在于認識”作為了解現代詩藝術語言的一把鑰匙，“在現代詩中，詩人按自己的意志塑造了一個具有藝術真實的世界，它不同于客觀世界的常態，又同客觀世界相呼應”9。1990年代詩人的語言觀念發生變化，韓東提出詩到語言為止，周倫佑則提出詩從語言開始，“在這種觀念指導下，詩人通過形形色色的語言實驗，也確實推出了各種各樣的詩歌文本，豐富了現代漢語詩歌的表現手段，使人們意識到，在回到語言本身的詩中，語言已不能再簡單地視作某種意義的載體，而是一種流動的語感，讀者雖難給予確切的解釋，卻可以像體驗生命一樣體驗出它們的存在”。同時他也指出這種語言回歸所帶來的另一種后果，“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代詩人在‘回歸語言’的旗號下玩起了語言，他們打破了傳統的詩語言與非詩語言的界限，在‘實驗’的旗號下，一些輕飄的語感訓練和無聊的語言游戲紛紛出現，更嚴重的是對語言施展暴力”10。從語言的角度來分析朦朧詩和新生代詩的特點，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詩歌是一種精致的藝術，要運用不同的藝術手法來構建詩歌藝術殿堂。吳思敬能夠敏銳地把握不同時期的詩歌藝術手法，“舒婷、北島那一代朦朧詩人，著意將生活的秘密溶解在意象中，將深摯而多層次的情感寄寓在冷雋的暗示與象征中，不是按現實的時空秩序，而是按詩人情感的流向和想象的邏輯來重新安排世界。詩中的意象不是客觀事物的直接反射，而是經過詩人心靈世界的過濾后有所模糊、有所省略、有所變形”11。這不僅概括出朦朧詩的藝術特征，也是打開朦朧詩之門的一把鑰匙。針對1990年代詩歌中出現的敘事化傾向，吳思敬指出其與傳統的敘事之間的差異，認為傳統敘事的基本元素是故事、人物、環境，其主要特征是對已發生的事件進行客觀的講述，“當代詩人的敘事不是以全面地講述一個故事或完整地塑造一個人物為目的，而是透過現實生活中捕捉的某一瞬間，展示詩人對事物觀察的角度以及某種體悟，從而對現實的生存狀態予以揭示，這是一種詩性的敘事”12。他以朱文、西渡、伊沙的作品為例來說明1990年代詩歌敘事的變化，文本分析與宏觀概括相結合，可謂有理有據。

吳思敬善于從美學的角度來分析詩人的創作，概括出不同詩人的創作個性。在他看來，西川提出了一套“詩歌煉金術”，強調詩人集過去、現在和未來于一身，“他詩中那種參悟了人生和世界后的智慧與達觀，在柔和的微風下顯示的內在的力度，構成了‘西川體’的獨特風貌”13。他認為王家新是個獨特的游離者，他處于朦朧詩和新生代詩的邊緣，熱衷的是個人不計代價的精神歷險，“他的詩嚴肅，厚重，深沉，是詩與思的自然結合”14。他認為“韓東用他的作品粉碎了許多神話，讓詩的歌詠對象由英雄回歸到平民。與此相聯系，他還揚棄了朦朧詩人慣用的意象組合方式，走出了象征的森林，而代之以經過提純的口語寫作”15。他看到了于堅詩歌創作的復雜性，肯定了其在1980年代中期的探索，“80年代中期，他嘗試以生活的原形態入詩，寫出一系列后來被人稱作‘生活流詩’的作品。他強調的是‘在’，即詩人所置身、所知覺的當下與現在。他的這類作品摒棄了美麗的想象與隱喻，代之以客觀物象的直接呈現，避免感悟的直接宣泄，而盡量做到以冷靜的心態寫作，或者叫作‘零度寫作’”16。吳思敬通過文本分析，恰切地概括出詩人的創作特點。

詩歌美學側重于詩歌內部研究，涉及詩歌語言、結構、文體、藝術表現手法等諸多因素，需要經過專業訓練才能把握住詩歌藝術的本質。吳思敬善于從詩歌美學角度來評價詩歌，深入詩歌內部探討詩歌發展的藝術規律，對詩歌發展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二

吳思敬長期擔任《詩探索》主編，他常常站在主編的高度來觀察新詩的發展，敏銳地發現新詩發展中所出現的一些新現象、新問題，并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這些問題，高屋建瓴地把握新詩的發展趨勢。

新時期以來，新詩發展走過了四十多年的歷程。在不同時期，吳思敬寫下了一些宏觀考察詩歌發展的文章，對特定時期的詩歌進行分析，概括出其基本特征。在《90年代中國新詩的走向》一文中，他對1990年代詩歌進行了宏觀分析，考察了在全民下海經商環境中詩人們的不同的選擇，概括出1990年代詩歌呈現出的新變——精神的逃亡與心靈的漂泊、寂寞中的堅執、個人化寫作的漲潮、先鋒情結的淡化、對傳統的重新審視、將半空懸浮的事物請回大地；通過與1980年代詩歌的比較，把握1990年代詩歌呈現出的特點，既概括出當時詩歌的創作特點，又揭示出詩歌的未來走向。面對新時期女性詩歌的繁榮局面，吳思敬概括出當代女性詩歌的發展路徑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舒婷的出現預示著女性詩歌春天的來臨。1980年代中期以翟永明、唐亞平、伊蕾等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詩歌，以對女性深層心理的開掘及對男性中心話語的反抗，在詩壇形成了強烈的沖擊波。進入1990年代，女性詩歌出現了新的變化，一是詩人們調整了女性寫作立場，與商業社會中女性身份消費化的傾向形成鮮明的對抗；二是日常生活中發現詩意，走向世俗；三是與歷史對話的姿態，表現出新的女性理想；四是對女性意識的超越，關注國家、民族、社會，關注人類命運。17在概括出女性詩歌發展總體趨勢的同時，也揭示出不同時期女性詩歌的不同特點。

吳思敬具有歷史的視野，善于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出發來考察當下詩歌發展的特點，這是學院派批評的一個特點。在分析1990年代詩歌的平民化傾向時，他從周作人在“五四”時期發表的《平民文學》切入，以周作人對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的分析為指導（二者的區別不在于其讀者是平民還是貴族，而在于其文學精神）來分析1990年代詩歌的平民化傾向，“關鍵是看詩人是否能真誠地面對自我、面對藝術，能否真誠地傳達出一定時代的帶有普遍性的人的意識、情緒、心理……”18通過孫文波的《改一首舊詩……》發現其詩歌創作由想象虛構向現實生活回歸的傾向，認為孫文波的這種變化代表了1990年代青年詩人的一種相當普遍的心態，“即由過去對現實的漠視、回避，轉入對現實存在狀況的敞開與關懷，由對隱喻、象征意象的迷戀，轉入讓存在在詩中直接呈現自己。這種對詩與現實關系的反思，自然地滲透在90年代詩人的創作觀念中，導致他們回到民間去尋找詩情與詩魂”19。在他看來，民間不僅是一般指稱的社會下層生活，而且包括在我國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卻為主流意識形態所遮蔽而居于被忽視的位置、但本身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觀念、風俗和生活方式等，這無疑拓展了對民間的認識。1990年代詩歌關注生存問題，展示對普通人的溫熱樸素的人性，表現普通人在不盡如人意的生存狀況中對生活的自信與執著，詩人“直面生存處境，從尋常瑣屑的生存現實中發現詩意，將日常生活經驗轉化為詩歌材料的可能性”20。《回顧與思考：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新詩》一文是一篇微型的新時期詩歌史，梳理了新時期以來新詩發展的脈絡，提綱挈領地概括出新時期以來詩歌發展的總體特點——思想的啟蒙和現實主義精神的回歸、詩歌主體性的重建與強化、朦朧詩人的崛起與圍繞朦朧詩的論爭、新生代詩歌群體的喧嘩與躁動、“個人化”寫作的漲潮與重建詩的良知、對世界敞開與中外詩歌文化交融、語言觀念的變革與形態的出新、激活古典詩學傳統與樹立文化自信，抓住了四十年詩歌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既是對過往詩歌的回顧，又是對未來詩歌的展望。

20世紀末、21世紀初，隨著網絡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中國文壇出現了網絡詩歌，大量的詩歌網站、眾多的網絡詩人涌現出來，網絡詩歌作品更是以幾何級數增長，令人目不暇接，詩歌生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吳思敬關注21世紀以來詩歌發展所出現的新現象，對新媒體的發展與當代詩歌的新變、大國崛起與當下的詩歌熱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發現了新世紀詩人的介入意識，概括出其對弱勢群體的關注與底層寫作、重視日常經驗寫作、貼近世俗人生等創作特點。21

吳思敬對當代詩歌發展的宏觀把握，并非憑想當然的想象，而是建立在大量文本閱讀的基礎之上，通過對具體文本、具體詩人的分析發現詩歌創作出現的新現象，概括出詩歌發展的整體走勢，通過比較分析把握不同時期詩歌發展所呈現出的特點，得出的結論具有預見性。

三

當下文壇上流行一種“片面而深刻”的批評模式，批評者常常根據自己的主觀好惡，或者根據自已的圈子屬性，對批評對象不是捧殺便是棒殺。而吳思敬則避免了這種做法，其詩歌批評總是用一種辯證思維來考察批評對象，無論是對詩人還是對思潮，都既肯定其成就，也指出其存在的問題，由此得出的結論客觀公允，得到批評對象的認可。

新時期以來詩歌的發展呈現出復雜的局面，出現了許多帶有悖論性的問題。面對這一情況，吳思敬并沒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而是針對不同的問題，給予深入辯證地剖析。朦朧詩剛登上文壇時，許多人喊讀不懂，對其晦澀朦朧的語言難以理解。針對這種現象，吳思敬從時代變化與藝術語言變化的角度切入來進行分析，認為藝術語言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創新，“創造新的藝術語言的出現不等于是對舊的藝術語言的完全否定。新、舊之間往往有著內在的聯系。抽象、變形、象征等現代藝術的常用手法，其實既不古怪，也不神秘，在藝術發展史上，它們早就出現了。……實際上抽象與具象、寫實與變形、直說與象征往往是互相交叉、互相補充、互相轉化的，談不上哪種是高級，哪種是低級”22。他辯證地分析詩歌現代化與傳統的關系，認為詩歌現代化不是要割斷傳統，傳統是客觀存在，是誰也割不斷的，誰也否定不了的，但傳統的長河要有源源不絕的活水流入，才不會枯竭和凝固，“我們承認傳統、尊重傳統，然而我們卻要不斷地打破傳統，特別是在社會生產力發生巨大變化，文學面臨重要的突破和變革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強調打破，強調同古典作家分庭抗禮”23。針對新生代詩人創作的語言詩，他既看到了其創新的價值，也指出了其帶來的問題，“詩人通過對現有語言規律的破壞及種種實驗，可以使語言自身的魔力得以充分地顯示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詩確實拓寬了新生代詩的表現范疇。不過，這種激烈的破壞與實驗自身，很難獲得普泛的讀者認同，有可能斷送閱讀的前程，因而注定是一種孤獨的冒險”24。20世紀末詩壇上出現了網絡詩歌，許多人歡欣鼓舞，認為詩歌寫作迎來了大好時機。對此，吳思敬保持清醒的頭腦，他既看到網絡給詩人帶來的寫作發表自由，“網絡詩歌的出現取消了發表的門檻，模糊了普通詩歌習作者與詩人的局限，使青年詩人脫穎而出成為可能，從而徹底改變了專業作家控制詩壇的局面”25。同時也發現了其所存在的弊端，“網絡詩歌發表沒有門檻限制，導致信息資源的爆炸與過載，某些網絡詩作者濫用了網絡提供的自由，消解寫作難度，不加節制地放縱情感，宣泄欲望，出現了一批浮泛濫情、泥沙俱下、品格低下的‘口水’之作，制造了大量垃圾”26。新時期女性詩人的寫作涉及性別問題，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吳思敬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辯證分析，一方面指出女性寫作的合理性，同時又反對將男性與女性對立起來，“男性與女性之間有其對立的一面，尤其是強調男性權威的宗法社會更加劇了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矛盾，忽視這點是不對的。但男性與女性之間向來就有互補與協調的一面，有作為人類的整體的統一的一面，忽視這點也同樣不對”27。他認為成熟的女性詩人應該有鮮明的女性意識，又要超越這種意識，女性詩歌既是女性的，又是全人類的，“過分意識到自己是女詩人未必好，不要把女性的特殊性和人的共同性對立起來。性別意識的淡化應該是女性文學的一種進步”28。由此出發，吳思敬發現1990年代女性詩歌所關注的已不僅僅局限于女性自身的問題，而是把更多的東西納入自己的視野，性別對抗不再成為燭照女性命運的主要文化背景，而是更多地表現人類生存的大背景。

吳思敬常以辯證的態度來對具體詩人進行分析。海子是當代著名詩人，對他的評判常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吳思敬認為海子是天才的抒情詩人，是暗夜中的歌者，既看到了其詩歌的獨特之處，又指出了其詩歌所存在的問題，“他熱愛自然，熱愛風景，更熱愛自然與風景中的靈魂，他的詩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自我表現，而是打開自我，把自我與自然融為一個整體，因而他筆下的麥地、村莊等意象，也就不僅僅是風景，而成為生命的律動。海子的史詩企圖建構起一個太陽神話，他深受《新舊約全書》、希臘神話，以及但丁、歌德的影響，而未能從本民族文化中獲得堅固的支撐，再加上他的青春燃燒式的寫作方式與古典主義的理性建構的固有矛盾，使他的史詩創作未能達到預期效果”29。以李亞偉為代表的“莽漢主義”詩歌引發爭議，有人對其作品中表現出的頹廢思想予以批判，吳思敬認為莽漢主義有點類似美國1950年代以金斯伯格為代表的“嚎叫派”，“莽漢主義既是一種詩學主張，又是一種人生行為。莽漢實際上是一群中國的流浪漢”。“他們的行為不值得稱贊，但他們在詩中敢于裸露真實的自我，卻又有某些可愛之處。”30對以周倫佑為代表的“非非主義”詩歌理論主張，吳思敬也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就80年代中期的情況而言，‘非非’這些頗帶有異端色彩的理論，對彌漫詩壇的陳舊的藝術趣味與僵化的意識形態，是一次強烈的沖擊，對當時青年詩人的精神方面的影響不小，而在其激烈的藝術主張的背后也不無合理的內涵。不過，在‘非非’所要追尋的‘前文化世界’與其具體的手段之間存在著無法擺脫的兩難處境，他們要逃避語義、超越語義，但他們的表述卻根本不能擺脫現代漢語的某種具體語義；他們要超越邏輯、語法，但他們的詩行卻大多符合現代漢語的邏輯、語法；他們要逃避思想、理性，但他們的作品卻暗含著另一種意義的思想和理性。實際上，‘非非’的‘前文化世界’，不過是一種語言的烏托邦而已。因而，關于‘非非’理論的下列評述也許不無道理：這是一些反叛意識強烈的詩人用理論文字寫下的另一種形態的詩，其情緒的宣告意義要大于其理論建樹的意義。” 31他指出了非非主義詩歌理論所包含的矛盾，這種評論可謂中肯。周倫佑后來拋棄其語言烏托邦向語言現實回歸，與外界的這種批評應該不無關系。

吳思敬的辯證分析并非無原則地和稀泥，兩邊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擺事實，講道理，從詩學理論出發來進行深入分析，闡明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在20世紀末的盤峰論戰中，吳思敬并沒有簡單地選邊站，而是從詩學理論出發，看到了兩派理論的互補性。他認為“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各自強調了詩歌創作的一個側面，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也有其各自的局限性，理應和睦相處，互相競爭，不應互相對立、互相敵視，應該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模式，尋找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匯合點。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絕沒有互相排斥的理由，知識分子的自由職業特點和非體制性，使之先天地具有民間性，民間寫作的骨干成員無不具有知識分子身份；他認為盤峰詩會論爭的話題，有些實際上是偽命題，雙方的藝術分歧被人為地夸大了，“就具體詩學主張而言，‘知識分子寫作’強調高度，追求超越現實與自我，表現對世界終極價值的尋求，不能因為它不易為一般讀者接受而否定其存在的價值。‘民間寫作’強調活力，強調日常經濟的復現和對存在狀態的關注，也不能因為其夾雜若干草莽與粗鄙成分就視為敝屣”32。從實際創作來看，“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可以互通有無，以臧棣、西渡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寫作”進入1990年代后越來越將日常經驗視為非常重要的詩歌資源，而以于堅為代表的“口語寫作”的作品也并非都是口語，由此得出結論：“‘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盡管有詩學觀念的不同，但是它們之間并非勢不兩立，而是有著很大的互補性。”33透過“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論爭，他看到了其背后所存在的為爭奪詩壇話語權力而交鋒的成分，并對雙方的這種堅執表示理解，“不能說這種堅執中沒有堅持真理的自信，不能說這種堅執中沒有對繆斯的忠誠。我們也理解這些詩人的內心的苦衷”34。與此同時，吳思敬也從中發現了1980年代的“先鋒綜合癥”在他們身上的延續，并認為年輕詩人應加強品格修養，對思維方式做適當的調整。他肯定盤峰詩會論爭的詩學意義，認為這是先鋒詩壇內部的一次坦誠對話，是一件好事，“因為詩的領域從事就不應是整齊劃一的，眾聲喧嘩的局面才是正常的”35。兩種寫作方式的沖撞為先鋒詩歌未來的發展帶來了契機，“一方面，這種沖撞沖決了詩人固有的審美觀念和思維定勢，為詩的創造開辟了新的途徑；另一方面這種沖撞也會帶給讀者審美習慣的變革”36。吳思敬從詩學的角度來分析“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矛盾癥結，為解決這一矛盾提出了策略，同時也為新詩未來的發展指出了方向。

吳思敬善于用辯證思維來分析問題，但辯證并不意味著中庸。他善于從詩歌美學出發，對詩歌現象、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不因個人的偏好而得出結論，也不因與詩人的私交而進行溢美寫作。他雖身處北京，卻并沒有門戶之見，對北京和京外的詩人一視同仁；他雖身處學院，卻并未對學院派詩人有所偏向，對民間派詩人也欣賞有加。他的批評之所以能夠得到批評對象的認可，這與其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批評品格是密切相關的。

吳思敬從事詩歌批評四十余年，形成了鮮明的批評品格：善于從美學的角度切入分析詩歌創作，深入詩歌內部探討詩歌發展的藝術規律；善于從宏觀的高度來把握新時期以來詩歌思潮的發展流變，用比較的方法概括出不同時期詩歌思潮的變化特點；善于運用辯證思維來考察詩人創作及詩歌思潮的發展，既肯定其優點，又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吳思敬的詩歌批評不僅具有現場感，而且具有一定的預見性，對于推動當代詩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百年中國文學思潮中的美國因素研究”（項目編號：19BZW09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7 8 9 22 23 吳思敬：《時代的進步與現代詩》，《詩探索》1981年第2期。

2 13 14 15 16 24 29 30 31 吳思敬：《“新生代”詩人：印象與思考》，《詩學沉思錄》，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40、242、244、244、248、241—242、245、246頁。

3 4 5 6 32 33 34 35 36 吳思敬：《世紀之交的先鋒詩壇：裂變與分化》，《詩學沉思錄》，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295—296、296、297、297、298、299、300頁。

10 11 12 18 19 20 吳思敬：《90年代詩歌的平民化傾向》，《詩學沉思錄》，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276、276—277、271、272、276頁。

17 27 28 吳思敬：《中國女性詩歌：調整與轉型》，《詩學沉思錄》，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291、290、291頁。

21 25 26 吳思敬：《當下中國的詩歌生態》，《中國新詩理論的現代品格》，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49—155、149、150頁。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