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愁河的浪蕩漢子》2009年開始在《收獲》刊發。前面二十萬字，是黃先生早已經寫好的，曾經在《芙蓉》上發表過，為了這部作品的完整（當時屬于正在展開），據說也是為了激勵黃先生寫下去，李小林老師決定重新以連載的方式刊發，黃先生為每期連載的內容配插圖，插圖是新創作的。這部長篇巨著的第一句話是：“他兩歲多，坐在窗臺上。”黃先生配的插圖是一個娃娃——也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序子——趴在窗臺上，雙手搭在欄桿上，正往外看。窗外有房子，有城墻，有山，有太陽正放光芒。近景有一只座鐘，時針指在九點上，那序子看到的太陽就是冉冉升起的太陽了。小說連載到2020年，最后一期寫的是走南闖北的序子闖蕩臺灣，遇到了險情，結尾是這樣的：

早飯剛吃過，戴鐵郎來招待所找序子：

“我爸爸在門外桄榔樹那邊等你，有話說。”

見到坐在路邊鐵椅上的戴美浪：

“明天中午十二點，臺灣警備司令部彭孟輯要抓你。明天大清早六點鐘有一部老貨車停在你門口。不要問，帶好行李上車。去基隆。下車有人接你，給你去香港的船票。”

（未完待續）

這是最像連載小說的一個結尾了，只是自傳體小說，結果肯定是有驚無險了。

攏共算起來，大約有兩百多萬字，序子從兩歲長到二十多歲。

我是編校人員，從頭算一個字一個字讀下來的。

《無愁河》的每次刊發是一個小小的工程。先是黃先生手寫在帶格子的稿紙上，鋼筆豎寫，然后再由人輸入電腦，然后打印出來，好像是經李輝老師寄給我們美編李筱老師，或者把電子文本Email過來，由李筱老師打印出來，然后由我來編校，同時黃先生的手稿也復印一份寄過來，編校的時候打印文稿要跟原稿對照著看。有一些字輸入者可能會認錯，或者認不出來留著空白，有些字要根據上下文去猜測。這方面，鐘紅明老師是行家，遇到“疑難雜癥”，就得請她出手，從字形到字義，到黃先生的寫字習慣，努力猜出一個妥帖的字來。實在猜不出，最后還得請黃先生明示——在返給黃先生親校的校樣上打上問號。有一次，我好像誤會了黃先生寫到的一個植物“胡蘿卜”，改成了其他植物，黃先生直接在返回的校樣上畫了一個胡蘿卜，還附有一行小字：請編輯大人明察。

饒是如此反復校對后，最后李小林老師把關的時候就好像前面沒有校對過，各種錯誤還能層出不窮。黃先生有驚人的記憶力，多么久遠的生活都能如數家珍地呈現出來，到我輩這里只覺亂花漸欲迷人眼，只想“一日看遍長安花”，細處經常失察，幸虧李老師亦具驚人的記憶力，能“兵來將擋”。比如序子兒時見過的一個人物，到序子青年時期又出現了，而這個人物三個字的名字可能會差異一個字，李老師會打電話說：“小王，我記得前文提到過這個人，好像不是這個名字，你核對一下。”此時，所謂“前文”可能已經是五十萬字前面的事了。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凡是李老師讓核對的，一核一個準。

黃先生的寫作是“一個人的社會史”，先不講內容，單講用以表述內容的文字就很豐富，有古老得只能在《漢典》里查到的字，比如胡同的同，黃先生多用繁寫的“衕”。還有民國的簡化字，也有新中國的“一簡”“二簡”的字，比如建設的建寫成走字旁加一個占有的占。如果沒有那么嚴格的規范化寫作的要求，這不同的字體本身都有呈現不同時代氣息的用處。用“衕”表達朱雀城的巷道就比用“胡同”更有古意，更準確體現序子兩歲多時朱雀城的情景。我查了一下，明沉榜《宛署雜記·街道》里說：“衚衕本元人語，字中從胡從同，蓋取胡人大同之意。”元張可久《小桃紅·寄春谷王千戶》里寫道：“紫簫聲冷彩云空，十載揚州夢，一點紅香錦衚衕。”到《兒女英雄傳》里還在用：“我也沒那大工夫留這些閑心，橫豎在前門西里一個衚衕兒里頭。”黃先生筆下的朱雀城不是跟現代都市相對的浪漫淳樸的“邊城”，而是承古融今的斯文之地。這個“斯文”既能通古，也能接今，有點像保守主義保守又改良的架勢，是“衕”——《說文》里解釋“通街也”。至于新中國成立后的“一簡”“二簡”，我小時候是學過的，因為后來廢除了，后來幾乎再沒見過，更不用說使用了，偶爾在黃先生的手稿上看到幾個“一簡”“二簡”的字真是分外親切。如果有“唯二”的話，大概是在編賈平凹先生的手稿時看到過這種“一簡”“二簡”的字。以賈先生的年歲，這種字的出現比較“適齡”，倒沒有留下特別印象，而出現在黃先生的手稿上，有點類似在二十年代的朱雀城里看到了七十年代的招牌，這種穿越，就是仇家相見也有點老鄉感了，其中還有點魔幻的味道。有些時段的狀態，真要精準地表現，局部地使用這些字其實更貼切，就像有些地方的事物或關系只能用方言傳其神一樣。這是文字本身的社會性，任何主義任何規范到不了的“境界”。所以黃先生要再現他的“社會”，在《無愁河》里大量使用了方言，方言很多時有音無字，只能找同音字加引號表達。比如“帕犭+面”（打不出這個字）代表“果子貍”，比如“夏”，指代“竹背簍”，比如“又還有個上海客，是個有匡的”，這個“有匡”是指“有錢”。還有“滿”是“叔叔”的意思，等等。我不是朱雀城人，沒有第一時間的那種親切的“感同身受”，但是浸淫久了，這些方言能更直接地進入小說中朱雀城的世界里。如果是湘西的讀者，肯定會在第一時間里感到親切吧，就像我讀《金瓶梅》，里面出現家鄉的方言時，會產生非同尋常的真實感。方言里的詞語可以找到對應的普通話里的詞語，但是只是大致的對應，里面的韻味卻不是完全對應的。比如“朱雀有幾個著名的‘朝’神”，這里的“朝”是指人精神不正常，但是如果說“朱雀有幾個精神不正常的人”則完全不能表達黃先生要表達的意思。朱雀城里的那幾個“朝神”，也就是幾個精神不正常的人，如果放到“文明”社會里基本上是要打入另冊的，但是在序子兒時的眼睛里，他們不是“朝”而是有點“神”，羝懷子，小孩子逗他唱戲，他唱完會說：“不曉得怎么搞，今天的嗓子硬是特別之清亮……”羅師爺，頑童糾纏他，他會說：“莫鬧！你鬧，我只要稍微一抬手，你就會摔幾丈遠，不得開交。”還有個唐二相，是朱雀城打更的人，似“朝”非“朝”，遇到真情的人，他喜歡，他信服，會捏著你手桿問：“喂，昨夜間，我那個三更轉四更的點子密不密？妙透了是不是？”這些都是序子陌生的“朝神”，序子有一個親二舅，自小害過一種病，四十多歲的人還是十一二歲的心態，熟讀詩書，不能解其味，但是經常在日常生活中“引經據典”，他挨母親的打，會說：“伯俞泣杖還不到時候，家婆手底還重得很。”跟幾歲大的序子一見如故。“我也疼狗狗（序子），我把狗狗當兒。”他還補充道，“不是真的當兒，我心里把他當兒。”序子家變，先躲到深山里，后再次來到外婆家，外婆說：“他想狗狗得很……他盼狗狗多年，講他發夢忡都叫狗狗……”二舅自己則說：“是是是，我填了一闕《臨江仙》，題為‘雪濕夢’，我要和狗狗論一論。”黃先生筆下這種形象的人，用“不正常”或者“神經病”或者其他詞來形容都是不能道出其中的意蘊的，這個“朝”字在某種意義上勾連著整個朱雀城的人文意蘊。這些“朝神”的意蘊跟文光小學的先生們的意蘊，跟義字當先的王伯、隆慶的意蘊，跟老師長、爺爺、音樂家父親、黑幫當家的意蘊是牽扯在一起的，有莊子《齊物論》的痕跡，它不一定是思想的結果，而可能是生活自然而然的“智慧”，因為日常生活里，童心是持久的結構性的一種力量，有“非理性”的一面——自然地親近“朝”。福柯說“瘋癲與終極性的聯系一旦消失，也就同時意味著它的獨立性的消失：瘋癲不再是揭示理性所無法達到領域的力量了，而逐漸成為理性的儀仗和隨從。”什么是“理性所無法達到的領域”？比如超功利的境界。“昨夜間，我那個三更轉四更的點子密不密？妙透了是不是？”這是一個典型的“無用之用”。黃先生筆下所有他喜歡的人物，不管是老學究，還是留學士，抑或鄉間野人，都有一點“朝”的精神。黃先生自己說，想在死前就開追悼會，找個躺椅躺在中間，“趁自己沒死，聽聽大家怎么夸我。”而《無愁河》里確實描寫了這樣一場別開生面的追悼會：“死者”是劉三老，“留學東洋和西洋，周游列國。曾與章炳麟、蔡鍔等人交游”。他躺在靈床（一條長凳）上，一幫好友奏哀樂，致悼詞，各種追思。別人說得不對的地方，他忍不住從靈床上坐起來糾正……應該是“‘朝’之至”了。

從2009年開始連載，到2020年結束，每年六期，那么就是刊發了七十二期，編輯下來自然有很多感受，但有一個感受貫穿始終，就是每期兩萬左右的文字里，總埋伏著一個精彩的點，有時候是一個人物，有時候是一個場景，有時候是一件軼事——它連載的不是前面故事的“下回分說”，而是正在展開的生活會帶來什么“迷人”的東西——就不例舉了。但編校下來，我還是最鐘意《朱雀城》。朱雀也近乎邊城了，但是《無愁河》里的這個邊城，不是跟人性迷失的都市概念相對立的概念，而是人性的集合處。得益于作者特殊的身份，《無愁河》幾乎再造或者說再現了這個城，也可能不是無意的，黃先生在小說里幾次提到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他寫朱雀城的街道、店鋪、學校、寺廟、公館……以及各種風土人情都是不吝筆墨，有點像喬伊斯寫都柏林的架勢，當然最重要的自然還是寫人。而寫朱雀城里的人，黃先生先天條件真好。他們家算朱雀城里的書香門第，家門楣上書有“拔貢”二字，用序子的父親的話說是耕“硯田”的。民國了，不再設私塾什么的，序子的父母搖身變成了小學校長，自然廣有人脈了。另外，父系母系都是大家族，單是姻親這層關系，幾乎就將朱雀城的各類人馬一網打盡了，上至達官貴人（最達的是熊希齡，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其次湘西王陳渠珍），下至販夫走卒，都有“自己人”，作者只寫“熟悉的生活”就將全城的人寫到了。黃先生寫人不是本著某種主義去寫，而似乎是本著情誼去寫各種主義，國民黨的、共產黨的，地方軍閥的，黑道的、白道的、中間道的，經濟的、人文的，漢族的、少數民族的，男性的、女性的，理性的、非理性的……都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很社會，很共和，而寫人最豐饒最蘊籍的是寫人的人情世故，善的、惡的，溫馨的、冷酷的，正的、邪的，都不極端，極難的地方也留有轉圜余地，即便是像序子的父母作為共產黨員被追殺這樣的事情，也有消息泄露，有機會逃逸，而序子還有更好的機會被帶到深山里藏匿，過了一段桃花源的生活。而這個小小共和國的“道統”，或者說人情世故再往上一點的境界就是“朝”，就是“無用之用”的逍遙精神。

說是“無愁河”，也恰是要說愁事多，是說“一江春水向東流”。還是幼兒的時候，序子的父母雙方逃亡，生死未卜……生活正常了，爺爺過世，家境衰落，然后父親又失業，湘西王被調走，朱雀城百業凋敝，不得已父親到外地謀生，序子自己小小年紀也開始背井離鄉，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經常身無分文，靠各種僥幸混一口飽食，有一次理發，一顆炸彈就在身邊爆炸，理發師死了，他無恙……換一個角度寫可能就是“茫茫黑夜漫游”，但是憑著一點“無用之用”的斯文，愣是將“茫茫黑夜漫游”寫成了“無愁河的浪蕩”，在局促中轉身，在山窮水盡處柳暗花明。

但是有一個地方，有一段經歷，序子卻永遠沒有“轉過身來”，那就是“幼麟心血來潮，居然把序子送到左唯一那座實驗小學做四年級學生”。作者寫道：“序子以后的一生變化、幻遇、魔劫都得益于這次冶煉。‘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這十字真言對于序子的未來，是再準確沒有的了。”在作者看來，這次經歷“是實驗的地獄，是刀山、油鍋、望鄉臺。”兩百多萬字編校下來，其間序子經歷各種困頓，黃先生從沒有下過這么重的“斷語”，這只是四年級小學生的一種經歷，而耄耋之年回憶起尤不能釋懷，雖然用了“得益”兩個字，但兩百萬字讀下來，這個“轉身”轉得好像有點硬，體會不到黃先生的灑脫，序子得到的益處似乎沒有在以后的磨難中用上過。序子的生活“一江春水向東流”，但終究是流逝了，只是這一愁，卻如巖石一樣一直艮在那里，消化不了。

關于實驗小學，黃先生好像寫得語焉不詳，不乏矛盾之處。比如這個學校其實很簡陋，校舍設在一個并不為人待見的傅公祠里面，學校教職工只有兩個人，一個領導（沒有成文批他為校長），一個員工。上下課的鈴鐺都是這兩個人輪流搖，高年級的各種課，公民、書法、國語、自然、歷史、算數等等都是領導一個人上，員工管低班。因為領導不擅長音樂美術，所以這個實驗小學的音樂和美術課就不發達。學校里經費也不多，以至于領導自己寫大字賣給學生臨摹（屬于作業）籌集經費。但是，“有頭腦或自以為有頭腦的朱雀城鄉親父老，都興高采烈地把親生骨肉奉獻到傅公祠實驗小學”，饒是序子的父親本人貴為小學校長，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這里來，簡單諷刺他們“自以為有頭腦”肯定是不恰當的。

這個學校的特點，在序子看來，最突出的就是體罰——打板子，不管犯什么錯，首先就是板子伺候。而犯什么錯，也沒有章法：“你們進實驗小學，開門見山頭堂課腦殼里頭就要預備一個道理：‘一點不要想講道理。’對錯都由不得你。”關鍵是領導自己都不知道哪是道理哪不是道理，如果被打的人不服，就加打板子。然后是懲罰性大體量作業，比如每天交一張五百字的小楷和一張三十個字的大楷。有一個學生為了省事，小楷寫的是“一、二、之、小……”這雖然有偷懶之嫌，但是并不違規，在另一處文光小學里面的先生看來，肯定是一樁趣事，實驗小學卻要打板子。這個同學重新寫了“科、長、員、八、神、雞”等，不行，領導親自布置了字，這些字是：鸕、鸚、鹮、鸝、鸞……還有一個特點是我總結的，大概就是主張正能量。序子寫了一篇作文，很紀實地寫了自己大屋著火的事情，然后寫到朱雀城木頭房子多，經常發生火災，還有孩子燒成焦炭，自己想不出救治的辦法，哀嘆了三聲。在領導看來，“張序子的心跟別個人的心不同，別個人寫朱雀城家山如何之秀麗、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景色之變化，城里城外老百姓過日子如何之太平融洽，父母兄弟在家如何之快樂溫暖。他不寫，他都看不見，他就喜歡寫燒屋。自家的屋燒掉不算，還希望全城所有的房屋都火燒連營……這種人，絕對是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因此要打序子板子，引得序子英雄氣起，狠狠地咬了領導一口，然后開始了漫長的灰溜溜的逃學生涯。

為什么朱雀城有頭腦的父老鄉親要把孩子送到這樣的學校？

序子的父親是這樣想的：實驗小學在教學中將采取“辯證唯物主義”和“階級”學說。

戴國祥做旅長的父親是這樣想的：“打得好，打得好，這小狗日的總要有個人怕才行……嚴師出高徒嘛！放心打！”

湘西王陳渠珍是怎么想的，小說里沒有直說，只是序子父親的一個朋友說：“讓玉公失望，虛有共產黨之表。”

黃先生開脫說，這個領導背叛了共產黨，投降國民黨也不招人喜歡，他是兩頭招恨，也恨兩頭，所以“就拿伢崽們發氣糟蹋，這要不得得很，不是辦教育的樣子”——歸結為他個人的惡，只是惡到序子想“不曉得十殿閻王要不要他……讓他上刀山，下油鍋”，又擔心閻王也怕他，“萬一他一腳把閻王爺踢下寶座，自己當上閻王爺那如何得了？”

也許是個人的惡，也許不是，反正黃先生給這個實驗小學的領導取名叫“左唯一”。

《無愁河》只寫到抗戰勝利后的事，再后面的事還沒有寫。同事們在一起聊天，都是很希望看到黃先生如何寫再后面的事，其實是不能這樣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