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青年寫作應該有怎樣的文學抱負和責任意識，以及有怎樣的可能，我還沒獲得很清晰確定的答案。身為青年的一員，我又深知，面對問題應盡一己之力去探尋，而不是被動地等待他人給出完善的答案。因此，我嘗試自問自答，拋磚引玉，期待引發形式不一的共鳴與回響。譬如精妙的啟發，或是反對的聲音。

一

我們需要一種寫作的辯證法，或是關于寫作的辯證認識：從地方出發的寫作，最終要走向世界；以世界為視野的寫作，最終也需要落實到地方，借此獲得寫作所需要的具體性與獨異性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想首先需要有歷史的縱深視野，也就是在歷史的脈絡中去看當下。身處不同的時代，每一代人要完成的任務，要承擔的責任，可能會不太一樣。從文學史、文化史、社會史的角度看，我們前面的很多代作家，他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魯迅所說的“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是講述他們那個年代的中國故事，是參與構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民族國家，是為了把世界帶進中國，讓國人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走向世界。這些目標，我們的前輩已經基本完成了。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則是堅持從世界看中國，讓中國始終保持在世界之中。全球化雖然是大勢所趨，但是逆全球化的風險并沒有完全消失。種種形式的沖突，在世界各地仍持續發生。包括戰爭、流行病、利益沖突在內的全球互聯的負面形式，可能導致互聯的徹底中斷，讓世界變得四分五裂。

從這樣的時代語境出發，我認為，當下的青年寫作起碼要注意以下兩點。

首先，要有世界公民的意識。在今天，我們既要立足于中國自身的經驗去寫作，也要有世界的視野。夏志清曾談到中國現代文學有“感時憂國” （obsession with China）的傳統，這是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特征的指認。在指認的同時，他也指出，這會構成一種限制。如王德威所言：“夏志清當時對‘感時憂國’這四個字的描述其實是有貶義的。他其實是認為，一個偉大的批評者，一個偉大的文學創作者，不見得只應該把眼光局限在一時一地的歷史辯證上而已，尤其是黨同伐異的宗派姿態。文學以及批評的創造者當然立足家國，但他的心胸應該是無限開闊。換句話說，它應該同時也是個cosmopolitan，就是一個四海一家、有世界觀的、世故的文化人。”夏志清的相關判斷，有二元對立的、簡化的風險。實際上，作家不妨有國族意識，是國民的一分子，同時也應該是一個世界公民，是人類共同體的一員，如埃德加·莫蘭所主張的，同時應該以地球為祖國。這兩者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作家自然也不必做非此即彼的選擇。成為一個世界公民，不只是意味著作家要在廣闊的視野中去書寫，還意味著要承擔起文明、文化的闡釋者和溝通者的角色。作家要往返于不同的文明體系、文化體系，著力促進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溝通與理解，作家的書寫要成為跨文明、跨文化的橋梁。這不只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浪漫愿景，實際上，也是迫切的現實任務。回顧我們的過往歷史，戰爭或形形色色的沖突，是籠罩在我們頭上的巨大陰影。而在今天，種種形式的沖突在世界各地仍舊頻頻發生。只有在多元文明、多元文化共存的基礎上，實現多種文化、文明的互觀、互識、互補、互利、互滲、互融，不同的國家、區域和人群能夠真誠地理解和承認，做到求同存異，世界才有可能會變好。

其次，要有世界文學的自覺意識。作家有多種多樣的寫作資源和寫作方法，但是有一點是相通的：要在世界文學的坐標中寫作。這意味著寫作者既要以多元的、豐富的世界文學作為寫作資源，寫作時的技藝、眼界和問題意識也應該有世界性的維度。具有世界文學屬性的作品，往往具有跨文化的性質，而且具備跨越地方、區域和國界的能力。好的文學作品，離不開對地方的凝視和表達。可是，在強調地方的意義時，也要避免畫地為牢。我們需要有地方之外的視野，才能更好地理解地方。不管是寫什么題材，世界都是我們重要的認識框架。我們需要一種寫作的辯證法，或是關于寫作的辯證認識：從地方出發的寫作，最終要走向世界；以世界為視野的寫作，最終也需要落實到地方，借此獲得寫作所需要的具體性與獨異性。我們既要有寫作和生活的近處，也要有遠方；走向遠方后，也還需要回到近處，不忘記出發之地。

具有全球視野和世界文學視野的寫作，是接下來中國當代文學變革的方向之一，是更新中國文學的一種路徑。我們已經能夠看到變革的趨勢，而如何把中國放在世界中去認識，如何在全球史的、全球化的、世界文學的視野中去進行寫作，還有廣闊的探索空間。

二

新媒體的興起，讓視聽文明已成為時代的主要表達形式，讀文學作品的人日漸減少。面對這種變化，作家的寫作應該分眾化。作家應根據自身的個性、目標等去尋找、選取屬于自己的寫作路徑

今天的青年寫作，還應該考慮到文學所可能面對的危機，并為克服危機尋找相應的解決辦法。

在當下，文學其實存在著一定的危機。危機和媒介的變化有很大的關系。新媒體的興起，讓視聽文明已成為時代的主要表達形式。電影、電視和短視頻，吸納了這個時代大多數人的注意力。相應地，讀文學作品的人日漸減少。面對這種變化，作家的寫作應該分眾化。作家應根據自身的個性、目標等去尋找、選取屬于自己的寫作路徑。在當前時代，我們其實需要有各種各樣的寫作。

要重視帶有先鋒探索性質的、小眾的寫作。這一類寫作，對文學自身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是文學實現內部革新的重要動力。比如上個世紀80年代興起的，以余華、蘇童等作家作品為代表的先鋒文學。昔日先鋒文學的敘事成果已經為今天大多數的青年作家所繼承、所掌握。青年作家借此迅速完成了詩學或敘事藝術的基本積累，繼而開始進行個人化寫作風格的建構。先鋒文學依舊是今天大多數青年作家寫作的“起點”，具有先鋒性的、革新性的寫作抱負，仍舊必不可少。

亦要重視嘗試在新媒體的語境中融通雅俗寫作。有不少作家開始介入新媒體，借助新媒體來擴大作品的傳播面。也有的作家嘗試從寫作本身出發進行突圍，比如蔡崇達（《皮囊》《命運》《草民》）、李停（《在小山和小山之間》），還有很多在“ONE·一個”“豆瓣”等平臺發表作品的作家。蔡崇達、李停等作家有鮮明的讀者意識，會注重降低作品的閱讀門檻，試圖用簡約的文字來呈現豐厚的生活。表面來看，他們的寫作放棄了過于繁復的表達技巧，只是漫不經心地講故事。而實際上，他們會很認真地經營筆下的每一個細節，慎重地對待每一個詞語，以便讓自己的所思所想能讓讀者充分感知、理解，讓不同層次的讀者在閱讀時都有所收獲。這類寫作，雖然看起來不是那么高雅、純粹，但是有其獨特意義。我們確實需要把失去的讀者重新贏回來，需要讓這個時代更多的人熱愛文學。

三

對于大多數的寫作者而言，把最好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到寫作中，仍舊是保證寫作水準并穩步提升的基本前提。對寫作保持熱誠，有耐心，全力以赴，仍舊是寫出好作品、贏得讀者最有效的路徑

對于新語境的變化，作家除了順應，也應有所警惕，有所取舍。

隨著文學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整個文學機制的變化，作家開始更多地介入到文學的生產與傳播、甚至是評價等環節當中。敏銳地應對問題無可厚非，可是在應對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同樣值得重視。比如說，隨著介入的文學環節增加，作家能夠真正用在寫作上的時間就大幅度減少了，作品質量也隨之急劇下降。讀近年出版的文學作品，我時常覺得，所讀的并不是文學作品，而只是文學作品的草稿。在歷史題材小說中，問題尤其嚴重。很多的歷史題材小說在文學性和可讀性上甚至比不上一些歷史學著作，文學作品的草稿化趨勢和作家作品宣傳力度的加大，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增加曝光率對讀者的吸引是有用的，但這種有用性也是非常短暫的。如果寫作時只是草草了事，那么后續的任何努力都是可疑的。

作品質量和寫作時間之間，并無必然聯系，天才作家在短時間內也能寫出高水準的作品。可是，天才總是少之又少，有天才幻覺者卻總是很多。對于大多數的寫作者而言，把最好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到寫作中，仍舊是保證寫作水準并穩步提升的基本前提。對寫作保持熱誠，有耐心，全力以赴，仍舊是寫出好作品、贏得讀者最有效的路徑。致力于寫出體面的作品，依然應是作家的重點所在，也是責任所在。

新的時代語境，需要有新的作家主體的誕生。在更新中國當代文學的道路上，青年的身影不可或缺。

（作者系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