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二年（1069年）的一天，眾宰相和執政官員到政事堂商議新法。新提拔的參知政事王安石是個為人極其強硬的“吵架王”，會議才開始不久，王安石就和眾人起了爭執。只見王安石站起來怒視旁人，說出了一句狠話：“君輩，坐不讀書耳！”直接藐視全場。意思就是，說了這么半天，結果你們是學識少，根本聽不懂。

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舌戰群臣，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怵。監察御史里行張戩是大儒張載之弟，身負矯正錯誤、監察百官的職責，他上政事堂找王安石理論。二人爭論中，張戩引經據典為自己立論。王安石則是譏笑地說：“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這句話里，沒有一句粗話，而且還稱張戩為“賢”，但話里話外全是譏諷之意。

王安石是真心覺得新法是未來之法，是有遠見有益處的，是能展現圣人之道的，這些迂腐的反對派根本不懂，他們就是不學無術還食古不化。為此，他還專門告誡皇帝，“流俗之人，罕能學問，故多不識利害之情”，聽都聽不懂，還理睬他們干什么。

“不讀書”“沒見識”“沒學問”，在北宋這樣崇尚文治的社會，對于那些經過科舉考上來自詡博學的士大夫而言殺傷力極大。因為這些譏諷而導致的情緒失控，又會讓士大夫們處于應激反應中，顯得狂躁不雅有失風度，更加陷入信任危機中。

《宋史》說王安石“強辯背理”“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朱熹說他“直是強辯，邈視一世”，北宋名臣趙抃說：“安石強辯自用。”雖然王安石在歷史上口碑不一，但喜歡“強辯”似乎是大家對他較為一致的評價。這個評價既是一種行為描述，又是一種負面評價，這與王安石本人的個性關聯至深，這也是他能在朝廷中獲得權力的關鍵。這種古老的智識差別問題，在北宋時期決定著是否擁有政治優勢。

王安石面對新法變革，無論是初期還是中后期一直都處在輿論的中心，大大小小無數爭論都聚焦在王安石的身上，留下了無數史料和對話名篇。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周思成，將研究視角聚焦在了素有“強辯”之名的王安石及其“變法”之上。用《王安石“強辯”考：十一世紀中國政治的常識與詭辯》這本書重審史料中對王安石眾口一詞的評價——“強辯”，考察這場新法大辯論中兩方政治人物的個性和思想，觀其匯聚，觀其沉淀，觀其激蕩，觀其向后變化之端倪，由此勾勒出一個有血肉、有生氣的熙寧政治的獨特面貌。也從“語言”和“辯”的角度重新描繪王安石的人物畫像。

司馬光曾評價王安石：“介甫固大賢，其失在于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王安石的自信正是他對自己智識的肯定以及堅信已掌握終極的真理。他深信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是唯一正確的。王安石自覺身處最高層，那些習以為常的庸人和流俗的學問他自然瞧不上。作者評價王安石是個強勢理性主義者，還很有哲學家的氣質。

王安石即使面對宋神宗，很多關鍵點也是寸步不讓，甚至出言不遜。宋神宗懷疑免役法導致地方盜賊增多，王安石嘲諷：“不知陛下推行得如何政事，便要百姓皆不為盜賊也！”宋神宗懷疑市易法草案中打擊兼并商人的條文沒必要，王安石就抗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為。……豈有天下主亦為孫家所為也？”大臣陳瓘罵他竟然將皇帝比喻成紙鋪孫家，簡直就是侮辱君父。王安石向宋神宗解釋道，他有時不顧上下冒犯皇帝，這都是有感于幫助皇帝的責任。好在宋神宗寬容大度，朱熹就稱“荊公之得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王安石之所以能這樣瀟灑也仰賴于宋神宗對他的信任和寬容。

當然，宋神宗還有一點心理需求也被作者點了出來。

宋神宗可以說是兩宋君主中最聰明的一個人，也是唯一以才辯自矜的人。朝堂上很多大臣經常被宋神宗的深入追問搞得大汗淋漓，給他講儒家經典的侍從也經常被問得汗流浹背，宋神宗對于邏輯、事實、修辭等細節格外挑剔。對于那些話都說不清楚，沒有想法，水平低的臣下，他則是毫無耐心，當場痛斥不留情面。他對那些頭腦敏捷、口齒伶俐、辦事干練的官員有著本能的好感，這類人的代表就是王安石，而這類人往往是新法派的官員。司馬光曾為宋神宗講述《資治通鑒》，提到蘇秦靠三寸不爛之舌，游說韓魏齊楚。宋神宗不禁贊嘆：“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此乎！”司馬光見起了反效果，后來又連補了幾個口舌之人誤事的典故。

這樣一位君主，能在王安石的爭辯中獲得難以言喻的快意和滿足感，這種智識上的鏖戰，讓他感到陣陣亢奮。因此，他對言詞冒犯的容忍度極高，作者就說好比一個尋常喜好罵戰的人，遇到幾句潑辣的冒犯，大概不會動輒揮拳或拔刀相向的。一個與群臣說話總感覺雞同鴨講的君主遇到王安石這樣自信又能說的人，也讓他的精神感到振奮。

王安石的“強辯”，“強”塑造出了王安石“拗相公”的形象，但是他的強來自宋神宗的默許，之所以會默許，是宋神宗能在“辯”中體驗智識的樂趣，在所謂的常識之外，領略到另一種邏輯的快樂。所以，王安石的“強辯”特質，也是由宋神宗和北宋政治環境共同塑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