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是文學大國，波蘭文學作為中東歐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強大的文學魅力和獨特的民族個性。中國文學擁有數千年的歷史，從四書五經到諸子百家，從唐詩、宋詞、元曲到明清小說以及現當代文學，形式多樣、內容豐富。中、波雖分屬亞、歐兩個大陸，相隔萬里但交往與互信的歷史卻源遠流長。中波文學交流，也在兩國溝通與合作的數百年中取得了豐碩成果。

《絲綢與琥珀的相遇——中波文學關系研究》李怡楠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全球化時代，文學交流是各國文化交往、交流與互鑒的基石。筆者所著的《絲綢與琥珀的相遇：中波文學關系研究》一書，是以譯家譯作為橫軸、以譯介時間為縱軸，對中國和波蘭的文學交流情況所作的一次全面梳理，以期能為中國讀者更好地了解波蘭文學提供一些參考。現將筆者研究、梳理得出的主要結論陳述如下。

中波兩國文化及文學交流是在東西方互動的宏大歷史背景下產生的。13世紀，蒙古帝國西征至當時波蘭的首都克拉科夫城，客觀上促進了中波文明交融。15世紀，波蘭史學家即將中國科技訴諸筆端。從17世紀開始，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在傳教布道的同時將西方包括波蘭的知識帶到了中國。與此同時，他們所著的游記、傳記和文學作品，也將關于中國的知識帶回了歐洲，為波蘭人繪制了一幅中國風貌的速寫。晚清時期“西學東漸”，中國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著書立說，向國人積極介紹波蘭等“弱小國家”，其命運成為中國近代社會革新的鏡鑒。中國、波蘭兩個國家間的相互認知，成為雙方近現代文化及文學交流的基礎。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波兩國被激蕩的世界風云裹挾，彼此間的聯系逐漸增加，文學互譯則成為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支持的精神紐帶。這一時期，波蘭對中國的關注相當大程度上集中于中國的政治、歷史和社會研究領域，而中國知識分子則在魯迅的引領下走上了有意識、成規模譯介波蘭文學的道路。之后的百余年，中波兩國譯介對方文學的步調基本一致，千余部（篇）譯介成果在不同歷史時期出現。21世紀以來，兩國文學譯介的重心轉向了具有現代性的當代文學作品。

在中波文學互譯的過程中，雙方對文學經典的譯介熱情一以貫之。中國諸子、唐詩宋詞、四大名著從未離開過波蘭譯者視線，而波蘭文學從浪漫主義時代起，幾乎所有名家、名作在中國各歷史時期均被翻譯過。從中波文學互譯的疆域中可以看到，中國人對波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及其作品高度關注。詩人米沃什、辛波斯卡和小說家托卡爾丘克，在中國讀者中“圈粉無數”。在波蘭，不僅莫言小說的譯本風靡一時，時至今日依然是波蘭漢學界、文學界熱議的內容，而且波蘭譯者對中國其他作家如余華、蘇童、賈平凹等人的譯介熱情，幾乎也與此不相上下。

值得一提的是，中波文學互譯的版圖是由300余位中波兩國翻譯者共同繪制的。他們中有詩人、作家，有記者、編輯，有教授、學者，也有外交官和文學愛好者。這個多元化的群體是中波文學交流的主要推動者，是中波兩國文學譯本的共同締造者。沒有他們焚膏繼晷、孜孜不倦的耕耘，沒有他們薪火相傳的執著，就沒有中波文學在對方國家獲得的巨大成功，亦不會有兩國人民借助文學互譯“高山流水遇知音，彩云追月得知己”。

文學交流旨在通過“講故事”促進民心相通。中波文學在特定的國際關系中轉型、發生和發展，構建起兩國在彼此文化場域中的文學、文化和民族形象。

文學譯本所介紹的國家與民族形象，首先取決于文學作品所處的時代，其次還受到文學接受者“期待視野”的影響。20世紀初，波蘭在遭遇別國侵略之際，波蘭讀者通過《道德經》《論語》等，看到的是一個底蘊深厚、溫文爾雅的中國。彼時在中國，受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影響的進步青年遇到密茨凱維奇、顯克維奇的詩歌、小說時，心中涌起的是對“被侮辱與被損害”民族的惺惺相惜，以及對他們反抗精神的由衷敬佩。在波蘭人民共和國時期，波蘭讀者通過閱讀趙樹理、丁玲等作家的作品，看到了中國正在進行翻天覆地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21世紀，新時代中國人在讀托卡爾丘克的《怪誕故事集》時，想起的大概不是受苦受難的波蘭民族形象，而是傳說、童話、科幻、宗教等元素背后，形形色色但關注萬物蒼生的波蘭人。

總體而言，無論從中波兩國所選擇譯本的主題特征，還是從兩國批評家和普通讀者接受解讀的角度來看，中波文學在彼此接受過程中所呈現的形象都是正面、積極且多元的。對波蘭而言，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地大物博、風光秀美的廣袤國家，在經歷過混亂戰爭、民生凋敝的苦難歲月后，走上了一條偉大復興之路。對中國而言，波蘭更是一個飽經滄桑、幾度凋零卻從不放棄的國家，波蘭人民深愛祖國、眷戀故土，渴望國家獨立和民族自由，與侵略者開展了長達數百年的不屈不撓的斗爭并最終獲得獨立和解放。當代波蘭的社會生活，波蘭人的家庭、情感、個體經歷和自我感知亦在21世紀的波蘭文學中得到了展現。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中波文學的交流與互鑒，在人類文明交往的長河中，正更加繁榮，煥發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