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科舉，興于隋唐，盛于明清。晚明笑話中大量出現的“科舉梗”，即以此為時代背景展開。這些文字借由碎片化的文本形態，描繪了一幅以明代科舉考試、教育為中心的社會生活長卷。其中尤以科舉名物、教材、文體“造梗”者，最能體現此類笑話的生成語境與欣賞屏障。

晚明笑話中，以科舉名物為謔的篇目不少。這類篇章因與科舉時代中國讀書人的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緊密相通，格調又多以俚俗淺近為追求，因此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上都具有較強的生命力。較為經典的如：“一仆隨主人應試，巾箱偶墜，呼曰：‘頭巾落地矣。’主人曰：‘落地非佳話，宜呼為及第[地]。’仆頷之。既拴好，因復曰：‘今后再不及地了。’”（《笑府·頭巾》）此篇后易題《及第》，收入《廣笑府》，又見于清人《笑林廣記》，文字雖略有出入，但“笑點”卻一脈相承。頭巾，是明代生員以上有功名者才可穿戴的服色。與今之“校服”不同，它不僅有助于增加科名身份的儀式感與歸屬感，更是朝廷給予生員階層各類優待或特權的象征。以《笑府》為例，其中《富翁帶巾》《喜郎》《頭巾》《破網巾》《短方巾》等篇，皆以“頭巾”為謔，或直嘲或反諷，如：“財主命牧童曬巾，童曬之牛角上。牛臨水照視，驚而走逸。童問人曰：‘見一只戴巾牛否？’此牛自知分量，勝卻主翁多許。”（《富翁帶巾》）財主雖在經濟上富足，仍不免艷羨“頭巾”所象征的科舉功名，是以被歸入“言從古所艷羨”（《笑府·古艷部》卷首語）的“古艷部”。更有甚者，竟以孔廟、孔圣“玩梗”：“有以財入泮者，拜謁孔廟。孔子下席答之，士曰：‘今日是夫子弟子，理應坐受。’孔子曰：‘你是我孔方兄的弟子，不敢受拜。’”（《笑府·謁孔廟》）在對科舉名物之莊嚴與崇高的消解中，時人對捐納的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這類以科舉名物為謔的笑話雖是雅俗共賞，但科場中人讀來，只怕又是另一番滋味：“儒學碑亭新完，一士攜妓往視。見負重，戲謂妓曰：‘汝父在此，何不拜？’妓即下拜，云：‘我的爺，看你這等蹭蹬，何時能出學門？’”（《笑府·儒學碑》）在肅穆的儒學圣地，儒生以“烏龜”相戲，娼女以功名“蹭蹬”反嘲，譏人痛處，蛇打七寸，何其精準！這樣的段子，旁觀者至多拊掌大笑，而局中人讀來，怕是啼笑皆非、百味雜陳。

科舉考試主導下的儒家經典研習活動，使以“四書五經”等科舉教材“玩梗”的笑話具有了批量生產、傳播的可能。讀書人經由科舉考試與官私學校教育共同形塑的知識結構尤其是經學素養，構成創作、欣賞這類笑話的知識門檻。明洪武十七年（1384）頒行《科舉成式》，對鄉、會試內容與形式作了明確限定，確定了“四書五經”為中心的儒家經典在科舉考試、教育體系中的地位。與之相應，晚明笑話中涉及經史典籍的篇目，大多取材于“四書五經”，僅以《笑府》《廣笑府》《古今笑》三集為計，也近六十篇之多。其中以“四書”居多，《論語》尤眾，但以“五經”為謔的也不罕見，如《廣笑府》之《周公詩禮》、《古今笑》之《三光日月星》《五經語》等。內中自然不乏淺顯的玩笑，如“師喜晝寢，弟子曰：‘“宰予晝寢”四字如何解？’師曰：‘宰者，殺也；予者，我也；晝者，日中也；寢者，眠一覺也。’又問：‘如何貫串？’曰：‘便殺我也說不得，到日中定要眠一覺。’”(《笑府·晝寢》),又如“一徒問‘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師曰：‘讀作落字便了。’師問京客云：‘都下有何新聞？’客曰：‘吾出京時，只見晉文公被戳一槍，衛靈公被紅巾圍住。’師曰：‘不知部下軍士如何？’客笑曰：‘落山的落山，落水的落水。’”（《廣笑府·落山落水》）諸如此類，凡略讀過幾句《論語》者，自不免會心而笑。然而有些篇目則未必，如《古今笑·待湯》說李東陽設宴款待入京會試的同鄉舉子：“酒數行，諸君告起，欲赴他席。公曰：‘且住，有一題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二句，諸君亦知所以然乎？’眾默然，公笑曰：‘無他意，只是待湯。’”李氏以“東面而征西夷怨”（《孟子·滕文公下》）出題，眾人皆被唬住，默然苦思于如何論證商湯之征“天下歸心”，孰料他只為引一句“待湯”來留客。這類段子好笑與否，與笑料是否充分、讀者笑點高低基本無涉，主要取決于讀者的教育背景與知識結構。

八股文與策論，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主要文體。科場中人經年研習科舉文體的備考經驗，是這類“科舉梗”得以出現的催化劑，也是把握其“笑點”的入場券。策論主要包括策、論、表、判、詔、誥等政治性論文和公文。明代科舉鄉、會試第三場皆考時務策，殿試則僅考時務策一道，意在以融經史、時務于一體的文字，觀士子“經世之學”。較之“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來說，策論與現實的關聯度相對較高，因此也更易催生一些平易近人的段子，如：宋英宗治平年間“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有進士策對以“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古今笑·射策誤》），讀之令人噴飯，思來尤覺有味。與策論不同，以八股文為謔的“科舉梗”欣賞門檻相對略高，如：“有某學先生者，人饋之肉，乃瘟豬也。先生嘲之曰：‘秀才送禮，言之可羞，瘦肉一方，堯舜其猶。’又有以銅銀為贄者，又嘲之曰：‘薄俗送禮，不過五分，啟封視之，堯舜與人。’或作破云：‘時官之責門人也，言必稱堯舜焉。’”（《古今笑·廣文嘲語》）不知“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堯舜與人同”（《孟子·離婁下》）者，實難理解堯舜圣賢與瘟病之豬、摻銅之銀有何干系；不熟悉八股章法者，亦難領會好事者以“破題”相謔的趣味何在。再如《古今笑·時藝》篇，述陳獻章會試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考官以陳氏破題“物各有其等，圣人等其等”為謔，戲批“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又言“一士作《二女果》題，文中二股立柱云：‘堯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之奉瞽瞍也’”。對《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的熟悉，是把握其“笑點”的知識門檻；而對“八股小題”因題生文、“分股立柱”等作法的爛熟于胸，則是理解篇末“聞者”何以“絕倒”、眾人何以“哄笑”的技術門檻。當然，對馮夢龍這類自謂“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策，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麟經指月〉發凡》），具有豐富的儒家經典研讀體會與科舉文體寫作經驗的笑話編纂者來說，這種阻隔是不存在的。但這道無形的屏障，確實能實現對讀者的篩選：惟有經年研習“四書五經”、八股策論之輩，才是它們真正的知音。

科舉人群獨特的情感體驗、知識結構與技能素養，既構成了晚明笑話中“科舉梗”的基本生成語境，也筑起了一道無形的欣賞屏障。不是說局外人就一定讀不懂、笑不出，而是說有些認知、情感與判斷，只有困于局中者才更易獲得深切的體會。科舉停廢已逾百年，此類笑話的殺傷力雖因“時過境遷”而大打折扣，但其“存史”“補史”的價值尤在。所謂“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世界”（墨憨齋主人《笑府序》），誠如是也。

（作者：江俊偉，系湖北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