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馬朗、塞澤爾、法農、葛里桑、孔戴、夏穆瓦佐等加勒比地區作家成了世界文學中一道亮麗的風景。從血緣和人種關系來看，所有這些作家都是黑奴的后裔。在他們的筆下，原始宗教、神話故事、巫術和祭典儀式常常把我們帶往一個神奇的世界。他們的作品有著一種特殊的文化考量，其中，“黑人特質”“安的列斯人特質”“克里奧爾化”“群島觀”等成為最常見的文學主題。“黑人特質”旨在喚起黑人同胞對于自身文化的認同；“安的列斯人特質”強調去非洲尋根并不現實，安的列斯才是家園；“克里奧爾化”則強調文化多元，主張西方文化和當地文化融合。

2024年4月1日，加勒比地區法屬瓜德羅普島女作家瑪麗斯·孔戴去世，享年90歲。1992年，她的小說《塞古：破碎的山河》（又譯《塞古：大地碎裂》）被譯成漢語。2023年，她的另一部作品《黑人女巫蒂圖巴》（又譯《薄如晨曦》）也與中文讀者見面。孔戴的小說《埃雷馬喀農》展現出獨特的魅力，反映了加勒比地區知識分子的文化訴求及其對世界文學的貢獻。

Ⅰ 聚焦殖民創傷

孔戴是一位多產女作家，豐富的學術生涯和多元的文化背景為她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在作品中，她探討種族、性別和文化問題，尤其關注非洲人和海外黑人，特別是加勒比海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她先后創作了《德西拉達》《塞古：破碎的山河》《越過紅樹林》《親愛的海地》《黑人女巫蒂圖巴》《卑劣人生》《里哈塔的季節》《生命之樹》等30多部作品。小說不同于游記或史書，為了讓一切更加明晰，史學家通常抹去模棱兩可的、似是而非的東西。而小說家則相反，孔戴揭開了禁欲主義的面紗，讓歷史的陰暗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為那些丑陋的東西仍然影響著個人命運和集體意識。孔戴小說中令讀者感興趣的，正是這種心靈之旅，也就是主體對自己靈魂的探尋。她希望通過寫作來激勵人們在當今人種混雜、傳統迷失的社會中立足于自我，找回“本真”。

1976年，孔戴發表小說處女作《埃雷馬喀農》，講述一位加勒比婦女在非洲的心路歷程。書名在西非馬林克語中的意思是“等待幸福”。小說的主人公維羅妮卡·梅西耶以女教授的身份到海外工作，9個月之后，抵達西非國家幾內亞。然而，非洲不再是一個張開雙臂熱情擁抱游子的母親，相反，非洲大陸有了另外一種性別，“慈母”變成了“嚴父”。因而，重返非洲對于加勒比人來說成了一個再也無法實現的夢。加勒比人對白人說不，而非洲人對加勒比人也說不。孔戴不得不面對這一殘酷的現實。起初，加勒比人還天真地以為可以回到故土，到非洲找尋精神慰藉。但是，三個世紀的跨度以及跨越大西洋的空間，使這些黑奴的后裔與非洲大陸不可逆轉地分開了。

1984年，《塞古：破碎的山河》問世后，孔戴在文壇脫穎而出。這部小說取材于真實的西非歷史，為我們講述了一個白人闖入塞古古城的故事。隨著白人的到來，古老而神秘的帝國世代相傳的舊觀念受到了巨大的挑戰，邦巴拉民族的生存遭遇了空前的危機。面對動蕩不安的局勢，君臣們不知所措，陷入迷惘。故事的時間橫跨兩個世紀：從18世紀的黑奴時代一直到19世紀末法國殖民者的到來。孔戴巧妙地將真實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與一個虛構的家族興衰融合在一起，同時還摻雜了18世紀非洲的重大歷史事件，并涉及歐洲、巴西和加勒比地區的社會形勢。1986年，她發表了另一部小說《黑人女巫蒂圖巴》。這部作品的主人公蒂圖巴是一個混血女奴，因具有與無形之物對話的能力成為家喻戶曉的“女巫”。1692年她因行巫被捕，刑滿釋放后，她回到巴巴多斯行醫并執著地追求愛與自由，并最終認清自身的價值。

《會哭會笑的心：童年的真實故事》是一部集寫實、消遣與教育為一體的作品。孔戴的記憶是碎片式的，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作品的每一個章節中。她曾毫不猶豫地問身邊的人：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毆打黑人？但是，沒有人回答她。這樣的沉默讓她覺得必須靠自己找尋答案。孔戴在一個相對寬裕的環境里長大，她的父母是被法國教育同化了的一代——他們把自己當成了地地道道的法國人，并由衷地崇敬法國本土的一切。但是，孔戴看到的則是殖民主義給加勒比黑人同胞所造成的精神創傷。在這部作品中，孔戴揭露了法國在前殖民地瓜德羅普（1946年成了“海外省”）撒下的謊言。

Ⅱ “白面具”背后的社會意義

孔戴的小說讓讀者感興趣的，是其內心旅程，是主體對自我身份的不斷追尋。這位女作家希望通過寫作來激勵黑人女性在人種混雜、傳統迷失的社會中立足于自我，追求“本真”。小說《埃雷馬喀農》的創作靈感來源于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故事發生在塞古·杜爾執政的幾內亞，女主人公維羅妮卡試圖在西非廣袤的土地上找尋過去，搜集與祖先有關的信息。但是，她看到的則是貧窮落后、專制腐敗的資本主義。她開始懷疑自己的感情，更對自己來到非洲這一決定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與《黑皮膚·白面具》作者的觀點不同，孔戴更加關注黑色面具而非白色面具。在《埃雷馬喀農》這部作品中，作者為我們描繪了與法農筆下相悖的另一種加勒比女人的形象。維羅妮卡出生在一個“黑人資產階級”的大家庭，她試圖通過優異的學習成績來實現父親對她的期待。她勤奮好學，想方設法得到父親的認可，以滿足黑人資產階級家庭對她的要求。后來，她對自己的自豪感產生了懷疑。這種內心的躁動來自她對黑色面具的偏執，來自青春期對白色皮膚的抗拒。父親把她打發到法國，不允許她重返瓜德羅普。為了平息內心的矛盾，維羅妮卡選擇逃離，去了非洲。她錯誤地認為，這趟非洲之行可以徹底解決黑白身份的互換問題。實際上，維羅妮卡成了黑人道德準則的受害者。

如果說維羅妮卡的父親代表的是加勒比黑人，那么，維羅妮卡試圖尋求擺脫的正是父親的影響。她寄希望于非洲，寄希望于殖民之前的那個過去，寄希望于一個從未受到奴隸制影響的黑人種族。維羅妮卡很快意識到，非洲并不是她想象中祖先所生活的地方，也不是她想象中殖民時代之前的那個過去，而是無法告別的后殖民時代。

Ⅲ 別具一格的敘事技巧

在“黑人特質”文化運動出現之前，加勒比法語文學處在一種真空狀態。但是，隨著這場運動以及后來的“克里奧爾特性”“安的列斯性”運動的發展，孔戴的文學創作遇到了諸多挑戰。首先，她必須要沖破“黑人特質”思想的范式。在一次訪談中，她開誠布公地告訴我們，開始創作時，她感到并不自由，她用了很多年擺脫塞澤爾的“黑人特質”思想對她產生的巨大影響。此外，她還要與黑人激進主義、非洲中心主義做斗爭。從《埃雷馬喀農》開始，孔戴就冒著巨大的風險，不遺余力地揭開重返非洲的神秘面紗。

孔戴的作品拒絕單一性，為讀者呈現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感：她拒絕加入任何文學流派，不斷探尋新的敘事形式來揭示我們與世界的關系中被忽視的問題。孔戴認為，她的作品要揭示一個復雜的社會現實，要讓讀者開動腦筋，擺脫作者的束縛并由他們自己做出判斷。在孔戴的小說中，我們發現她總是借助于虛構的人物或歷史名人來探討身份問題。

孔戴從黑人聚居區的文化中獲得了靈感，并在作品中融入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語言及風俗。同時，她還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表達手法：用身兼巫師、樂師及詩人的非洲黑人的口吻講述一種集體的歷史記憶，使得時代、個體與民族相互交融。她的語言清新明晰，而且總是令讀者眼睛一亮，她把克里奧爾語、非洲方言和西班牙語詞匯巧妙地點綴在法語作品中，總是能夠讓讀者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國度里盡情地神游，在閱讀過后進行深入的反思。

Ⅳ 從邊緣走向中心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法國博爾達斯出版社曾推出一部題為《1945年以來在法國的文學》的教材，里面設立“法語地區文學”單元，用以介紹非洲和加勒比地區法語作家。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非洲和加勒比地區法語作家被納入法國作家之列，但是仍然被排除在“法國文學”之外，被刻意安排在所謂“法語地區”欄目。1921年，《巴圖阿拉》摘得法國龔古爾獎桂冠，但是，馬朗并沒有被看成法國作家。1977年，在《文化引領——法語文明與文學》一書中，馬朗仍然被安排在法國的安的列斯和圭亞那作家之列。馬朗是個黑人，但是，他早就加入了法國籍。正是由于法國公民的身份，他才在法國殖民當局中謀取了一個管理崗位。顯然，馬朗被排除在法國文學之外跟種族主義脫離不了干系。在《定義與標簽之間：南方文學的分類問題》中，克澤維爾·卡尼艾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他認為，黑人文學、邊緣文學、后殖民文學、移民文學、新興文學甚至民族文學，所有這些分類或標簽都代表一定的偏見。

在西方為主導的話語體系中，黑人就是“他者”，處于歐洲白人的對立面。但是，在以孔戴為代表的加勒比法語作家心目中，加勒比地區混雜了非洲人、法國人、英國人、西班牙人、土著人以及來自東南亞地區的族群，那里的文化將不同源頭的族群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動態的、混雜型或融合型的文化景觀。克里奧爾人就是這種混雜文化景觀最為集中的體現，而“克里奧爾化”則是加勒比地區語言和文學的最顯著的標識。一百多年來，加勒比地區法語作家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幅生動的畫卷，尤其是黑人的民俗和民間傳說。每一個主題和意向都具有一種內在的關聯，都指向文化身份的認同與構建。如今，跟馬朗、塞澤爾、法農、葛里桑、夏穆瓦佐等人一樣，孔戴已成為世界文學中的熱門作家，我們能夠感受到她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歷史擔當。歷史在變遷，時代在進步，加勒比地區法語作家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有了更多的話語權，開始從邊緣走向中心。他們用“黑人特質”“安的列斯人特質”“克里奧爾化”“群島觀”等思想消解了西方中心的荒謬論調，為紛繁復雜的后殖民時代提供了一盞明燈。加勒比地區文學猶如一座富礦，具有開采不完的價值。這一特殊類別的文學堪稱世界文學中的一道亮麗風景。

（作者：劉成富，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