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對光亮感到一種強烈的渴望。”奧爾德斯·赫胥黎在晚年對《紐約先驅報》的記者如是說道。赫胥黎所要追尋的“光亮”不僅是作為一位飽受眼疾折磨的病人對“光亮”重現的渴望，更是作為一位作家在戰爭和政治動蕩下向人類本質的“光亮”探索的執著信念。

倘若提到20世紀上半葉活躍于文壇的英語作家，奧爾德斯·赫胥黎當然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1894年，奧爾德斯·赫胥黎出生在英國南部的名門望族中。彼時，人們或許還不曾想到，在這個被認為智力超群的家族中會又多出一位深刻影響世界文學史、思想史的大師。

命運多舛的早年時光

從出生以來，赫胥黎就浸潤在書香門第家庭影響中。他的祖父托馬斯·赫胥黎是英國著名的博物學家、生物學家、教育家，也是達爾文進化論的杰出代表，著有《天演論》等重要著作。優秀的長輩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小赫胥黎的負擔。赫胥黎家族后人回憶道，“有一位被稱為‘神祇’的祖父確實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這些孩子們在這樣一種氛圍中成長：‘要給爺爺爭氣——對！你一定要給爺爺爭氣。’”

從結果上來看，赫胥黎和他的哥哥朱利安·赫胥黎都做到了，后者也成為了英國著名的植物學家，后來就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任總干事。

1908年，赫胥黎被送進伊頓公學，成為那一級80名精英學生之一，在這里度過了五年時光。然而，赫胥黎的公學生涯遠非一帆風順，其羸弱的身體早在此時便受到重創。1911年，他的眼睛開始嚴重發炎，病情嚴峻。在接受了消炎等治療后，角膜上留下的渾濁斑嚴重影響了赫胥黎的視力。更為嚴重的是，赫胥黎在之后經歷了長達18個月的失明！

視力的損失對求知欲極強的赫胥黎無疑是個巨大打擊。赫胥黎晚年回顧這段失明歲月，不無感慨地說，這是他早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且唯一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這次失明讓赫胥黎無法再參加體育活動，切斷了他與同齡人交流的許多渠道，在某種意義上，也造成了他離群索居、沉思冥想的生活傾向。

1913年，赫胥黎進入了牛津大學。這段時光也正見證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紛飛，視力受損的赫胥黎避開了炮火連天的戰場，借助一柄放大鏡，每天在書海中學習八小時以上。他讀了那么多文學作品，孜孜以求在其中體會經典的意蘊，這也許解釋了為什么赫胥黎能夠在未來的寫作中旁征博引英國文學傳統中的經典部分。

戰事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牛津大學，赫胥黎的許多朋友們走上戰場，加入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感到“留下來的朋友這么少”的赫胥黎在波德萊爾的詩歌中尋得了慰藉，他也在《牛津詩歌》上發表了自己的詩作《小鎮思鄉》。在牛津生涯的最末幾個月，赫胥黎拋棄了尋找教職的想法，決定成為一名作家。

現代生活的深刻隱喻

隨著思想的逐漸成熟，赫胥黎開始從更廣泛的領域思考社會。在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后日漸緊張的歐洲局勢后，赫胥黎萌生了反戰思想，對未來世界持悲觀態度。在這一時期，赫胥黎完成了其最為著名的反烏托邦文學著作《美麗新世界》的撰寫。與喬治·奧威爾的《1984》和葉·扎米亞京的《我們》一道，《美麗新世界》成為了著名“反烏托邦文學三部曲”之一。

在《美麗新世界》中，赫胥黎描述了一個26世紀的烏托邦式國家——世界國，這里科技高度發達、物質極大豐富，人們可以獲得各種感官刺激，各種欲望都能夠得到滿足。為了保證社會穩定運行，這里的人們從出生開始，就必須沿著科技手段走向規劃好的人生。為了保證人類的批量生產，生育地點甚至由家庭轉向孵化中心，一個受精卵能夠孵化出數十個完全相同的胚胎嬰兒。為了建構與之匹配的社會結構，受精卵被劃分為阿爾法、貝塔、伽馬、德爾塔、伊普西隆（希臘字母中的前五個α、β、γ、δ、ε）五個類型，孕育出來的人將分別屬于五個社會階層。人們通過控制細胞呼吸氧氣濃度、強制教育等方式使得不同階層的胚胎最終都能夠發育成預期效果。比如對于伊普西隆（ε）的嬰兒，孵化中心降低空氣中的氧氣濃度，導致嬰兒腦部發育受損，失去思考的能力，只能終身進行高強度體力勞動。

在“世界國”中，人們不必面臨生活帶來的諸多不幸，或是困擾于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一切生理欲望在這里都可以得到滿足，人們可以在感官電影的刺激下達到亢奮的狀態，可以在心情憂郁的時候服用一粒嗦麻。嗦麻是一種神經性致幻劑，也是一種鎮靜劑，能給人塑造幸福感，釋放緊張和壓力。當然，“世界國”并不是地球的全部，一些印第安部落居住在蠻族保留區內，過著“原始生活”——即傳統生活，保留區的邊界上“電網連綿不斷”，象征著文明世界的邊界。居住在蠻族保留區內的野蠻人，在“世界國”的居民看來，好像是動物園中的動物。“世界國”居民時常到蠻族保留區內旅行。

阿爾法（α）階級的伯納德是一名生物學生，為了完成論文，與好友伊蓮娜一同到蠻族保留區參觀娛樂。伯納德發現了已經失蹤25年的“世界國”居民琳達和她的兒子約翰。要知道，在“世界國”的批量生育背景下，一個人有自己的孩子是可恥和奇怪的。琳達生下約翰后，只得適應保留區的環境，并想方設法將約翰養大。深受“世界國”影響的琳達在保留區內感到十分郁悶，痛苦地忍受野蠻人保留地的生活。伯納德邀請琳達和約翰回到“世界國”生活，兩人欣然應允。在保留區內生活時，知識是較為缺乏的，約翰在空閑時常常閱讀《莎士比亞全集》，莎劇中的種種情節塑造了約翰的性格和價值觀，《莎士比亞全集》所傳達的價值觀與“世界國”所認可的價值觀自然相當不同，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約翰在到達“世界國”后對那里的道德準則如此排斥。

到達“世界國”最大的城市——倫敦后，約翰被這里高度發達的科技所吸引，體驗了新世界的美妙生活。然而，由于約翰在蠻族保留區內長大，他無法認同“世界國”的價值觀念，認為“世界國”里的居民好色而沒有親和力、規矩但缺乏想象力，每天重復著機械的生活。反之，新世界里的居民看到約翰也仿佛見到異類，他們無法理解約翰的思想和價值觀。后來，由于母親琳達過量服用嗦麻病亡，約翰徹底對這個新世界感到厭惡，他離開了大城市，找到了一個小島，希望能夠平靜生活。然而，小島上的生活也并非順意，約翰仿佛是動物園里的籠中之物，被“世界國”里的游客取笑嘲諷。約翰最終不堪其擾，憤而自殺。

出版于1931年的《美麗新世界》毫無疑問是具有預見性的。與《1984》的政治高壓相比，赫胥黎所描繪的烏托邦世界與當時科技發展的現狀相符合。生殖醫學的發展在部分國家已經開始沖擊傳統家庭觀念，傳統的道德倫理開始日漸凋零。在《美麗新世界》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人們在心情郁悶時所服用的“嗦麻”，也是現代生活中深刻的隱喻。“嗦麻”并不僅僅只是一種精神類藥物，而是一種大眾娛樂和文化工業的手段，這是人們在寂寞空虛時別無他法而選擇的消遣模式。人們自然地認為，服用一粒“嗦麻”能夠帶來無盡的歡愉。

1949年，赫胥黎離開了客居十年的北美大陸，再一次回到歐洲。彼時的歐洲仍然處于戰后重建的階段，理當是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赫胥黎在這片土地上隱隱看到了自己在《美麗新世界》中的預言成真，他繼而完成了《重返美麗新世界》。赫胥黎解釋道，他曾認為《美麗新世界》中的噩夢還沒有開始的跡象，這樣的樂觀情緒在27年間減少了很多。

與前書不同，《重返美麗新世界》并不是小說，而是一部社會學著作。赫胥黎認為，在世界人口加速膨脹的未來，統治者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一個類似“美麗新世界”的社會將會出現。赫胥黎特別關注了大眾宣傳的誤導性和暗示性，認為彼時的大眾宣傳已經成為“謊言者的武器”。

赫胥黎預言了消費主義的盛行，人們將物質獲得與個人成功緊密相連，陷入了消費的窠巢，失去了自我實現的欲望。正如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所說的，大眾文化具有鮮明的同一性和欺騙性，以看似自由和多元的選擇構造了極度相似的文化產品和消費商品。赫胥黎進一步認為，未來社會將會成為“笨蛋社會”，人們不再深入思考社會現象，沉迷于無文字的圖像消費，使用愈發簡單幼稚的詞匯表達，墮落為自我滿足而愚蠢的“笨蛋”。

社會學思想的浸入

晚年的赫胥黎筆耕不輟，仍然致力于小說、散文的寫作。在這個時期里，赫胥黎的文風發生了重大的轉變。最后一部小說《島》依然是一部烏托邦式的作品，整體氛圍卻樂觀得多。赫胥黎寄希望在這部小說中，總結他對世界的看法、對人類潛能的看法和對生命意義的看法，從而達到與《美麗新世界》相互呼應的效果。

評論家常常將赫胥黎的小說歸類于“思想小說”，對其思想深度較為認可，這一點在他的晚期寫作上甚至進一步深化。在小說的創作過程中，赫胥黎常常會冒出新的想法并試圖將這些想法恰當地加入到以前的章節中去，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小說情節推動的艱難，赫胥黎的散文和哲學論文反而顯得更加易讀。

赫胥黎的最后一本書《文學與科學》，再次討論科學進步與人類本質的關系。其實早在百余年前，家族中如同“神祇”的托馬斯·亨利·赫胥黎就曾就此話題與馬修·阿諾德展開辯論。在某種意義上，雖然這部著作沒有祖父的那場辯論知名，但是角度更加貼近現代科技世界，赫胥黎終于完成了家族的期待。當然，這對他而言并非是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畢竟數十年前的他就已完成。

在赫胥黎的散文中，我們發現了一個作為社會學家的赫胥黎，不斷探索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癥結。在《歷史的旋律》中，赫胥黎從游覽耶路撒冷的名勝古跡出發，探尋人類歷史上的種種苦難，認為歷史的循環無非是破壞和重建。赫胥黎進一步將話題拓展到科技的發展與人類的關系，認為人口的急速增長所造成的壓力將給人類帶來一場前所未見而不容樂觀的災難，這將比歷史上苦難的總和還大得多。赫胥黎一方面認為破壞和重建的歷史旋律將再次重現，另一方面對人類的未來感到深深擔憂。

在《美麗新世界》中，約翰在離開大城市前抗爭道，“你需要的，是與淚水相伴的東西。這兒的東西都太廉價”“但是我不喜歡舒服。我要上帝，我要詩歌，我要真正的危險，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惡”。“世界國”總統穆斯塔法·蒙德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約翰的呼喚，“事實上，你在爭取苦難的權利。”

穆斯塔法·蒙德曾這樣評價新世界，“既然我們能夠從自古以來的種種胡鬧活動獲得盡情的享受，為什么還要追求那類娛樂的代用品呢？既然我們的身心都能在活動中不斷獲得愉悅，為什么還要休息呢？既然我們有嗦麻，為什么還需要安慰呢？既然我們已經獲得了社會秩序，為什么還需要追求永恒呢？”這不僅僅是“世界國”中蒙德的問題，更是赫胥黎對讀者的拷問。

在科技飛速進步的當下，快樂的獲取對我們而言愈發簡單。在工作學習的疲憊過后，我們自然地在短視頻中消磨時光，仿佛獲得了無窮的快樂。在夜深人靜之時，我們不免對周遭紛繁復雜的科技和娛樂感到困惑，像波茲曼一樣發出“娛樂至死”的驚呼，這也許就是作為大思想家、文學家的赫胥黎在對光亮的探尋中展現的先驗之處吧。在高度發達的科技時代，苦難作為一種人類的特質，已經成為人探尋生命意義的手段。我們呼喚著一個約翰，將人性根本的良善帶回人間，為我們爭取苦難的權利，永遠“對光亮感到一種強烈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