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緯書”，是指興起于西漢末、定型和尊崇于東漢的一類冠以“河圖”“洛書”及七經之名、偽托上天及圣人神化儒學的文獻，東漢人習稱“圖讖”。“緯”名的出現實際上遲至東漢晚期，是時人“緯以配經”觀念的一種反映。緯書的內容十分龐雜，既有數術占驗，又有儒學經義，一般認為是出于方士化的儒生之手，所以研究者仍將其歸入儒學范疇，這與東漢人的觀念是一致的。不過，這一觀念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過東漢初年的圖讖校定建構起來的。因此，緯書的成立過程就是其經典化的過程。東漢官定緯書分為河洛讖與七經讖兩個部分，七經讖中多有稱引河洛讖之處，而河洛讖中卻沒有引用過七經讖的內容。儒學經義僅存在于七經讖中，而河洛讖則在內容上與經義無涉。這是因為兩者的成立時間不同，內容、性質也有所差異。河洛讖的形成時間較早，出于方士之手，本身屬于數術之學。而七經讖則是東漢初年校定圖讖的成果，目的是牽合河洛讖與經義。

緯書的成立與經典化

先秦的河圖、洛書只是一種圣王瑞應的象征，并無實體。秦始皇時，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有“亡秦者胡也”之文，可以視為方士群體將河圖、洛書文本化的最初努力。西漢成帝以后，漢室衰微，有亡國之象。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宣揚“漢室再受命”的“赤精子讖”（《天官歷元包太平經》），意在改火德為土德，但歸于失敗。平帝元始年間，征召天下學士，整合諸家之說，其中就包括圖讖，河洛讖的主體內容就在此時基本定型（《漢書·王莽傳》《平帝紀》）。大概在王莽謀劃篡位的居攝年間，崔發又將宣揚王莽受命的內容添入其中。新莽末年，叛亂群起，當時的諸方勢力都熱衷征引圖讖，作為自己的受命證明。光武帝劉秀在建武初年與公孫述往復辯論讖記之義（《華陽國志·公孫述劉二牧志》《后漢書·公孫述傳》），說明兩人對引述的讖文，都承認其可信性，這是討論的基礎。只是基于不同的立場，對讖文的解釋有異。兩人引據的讖記，多數應是平帝時期整合過的文本。此外，兩漢之際還有大量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新讖記產生。對光武帝劉秀而言，最重要的自然是“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劉秀以此讖記之言即位，故而十分重視圖讖，甚至據讖文任命官員。

但此時的圖讖畢竟只是一種數術之學，尚不足以成為王朝統治的思想基礎。因此，在隗囂、公孫述等勢力尚未平定的建武初年，光武帝即命尹敏、薛漢等校定圖讖，目的有二：一是去除崔發為王莽增加的內容，加入以即位讖記為代表的、宣揚光武帝統治合法性的讖文。故而即位讖記之文見于編定后的《河圖赤伏符》。二是牽合圖讖與儒家經典，以抬高圖讖地位，使其經典化。因此，光武帝有意揀選“博通經記”的尹敏、薛漢等從事校定工作。此外，光武帝還組織人力在太學向博士弟子講論圖讖，顯然也是出于牽合經書與圖讖的目的。在這樣的大力提倡下，出于儒生之手、牽合經義與圖讖而成的“經讖”自然也就逐步形成了。具體做法是將某經的不同傳記加以拼合連綴，并加入河洛讖或其他宣揚劉氏天命的內容，從而形成新的文本。比如建武初年公孫述與劉秀討論過的《西狩獲麟讖》，其文字就見于新編造的《孝經援神契》中。再如東漢人引《易內傳》《易中孚傳》之文，多見于《易稽覽圖》中，錢大昕認為《易內傳》《易中孚傳》皆為《易稽覽圖》之別稱。然而，這種解釋實有難愜人意處。在郎顗的一篇奏對中，同時出現《易內傳》《易中孚傳》《易傳》三名，似難視為一書。且所引《易內傳》之文，有兩條不見于今本《易稽覽圖》。又，郎顗為順帝時人，奏對中引及《詩泛歷樞》《孝經鉤命決》兩篇緯書，若所引確為《易稽覽圖》，為何不徑稱篇名而用別稱？因此，更合理的推測是，《易內傳》《易中孚傳》均為東漢初編造《易稽覽圖》時曾利用的《易傳》文獻，故文字多有重合處。不過，這些用來編造經讖的傳記往往時代不同、系統有異，很難彌合其齟齬之處，整合多元文本來源的痕跡十分明顯。《周易乾鑿度》中有一段講求卦主歲術的文字，以七十六年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屬于四分歷術，紀、部之名與《淮南子·天文訓》相合，與東漢四分歷相反。但“今入天元”以下文字則顯然是以七十六年為一部，與上文恰恰相反，只能說明兩部分文字是由不同來源的文本拼合而成。

圖讖的校定歷時甚久，自建武初詔命校定至正式頒布，時間當在三十年左右。建武中元元年（56）宣布圖讖八十一篇于天下，標志著官定緯書文本的定型。其中河洛讖四十五篇，七經讖三十六篇，即張衡所說的“河洛五九，六藝四九”（《后漢書·張衡傳》注引《衡集》上事）。原本出于方士之手的河洛讖與整合于儒生之手的七經讖共同組成官定緯書。作為劉氏統治合法性的天命依據，緯書自然成為東漢的官方意識形態，取得了與經書同等的地位，甚至反過來對經學施加影響。明帝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隋書·經籍志》），又樊鯈“以讖記正五經異說”（《后漢書·樊鯈傳》）。章帝時于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同樣是援讖證經。更為重要的是，鄭玄整合今古文經學，其經學體系的建立亦與圖讖有密切關系。東漢人普遍認為緯書出于孔子，光和二年（179）劉洪上言，稱《考靈曜》等為“孔子緯”（《后漢書·律歷志》），鄭玄《起廢疾》云“孔子……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后王”（《禮記·王制》正義引），荀悅《申鑒》亦謂“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皆是其例。

緯書的去經典化與散佚

漢代以后，政治背景轉變，緯書失去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逐漸回到數術之學的范疇。河洛讖宣揚劉氏天命，魏晉以后無復其用，自然在政治上很快被拋棄，南北朝之人更熱衷于利用新出讖書，所以東漢河洛讖在南北朝亡佚過半。而在經學上，由于南北學術差異，學者對緯書（經讖）的看法不盡相同。南朝學者好尚魏晉新注，已不再將緯書視為經典。北朝學者固守東漢舊學，緯書仍為儒生究心研讀。北人李興業與南人朱異、梁武帝關于明堂圓方的問答，恰好反映了這種南北差異。隨著南北統一，學術融合，時人對緯書的認識也逐漸趨同，傾向于否定。唐代《五經正義》中，《尚書正義》《毛詩正義》《春秋正義》多有否定緯書之語。如《尚書·堯典》正義說：“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何其妄且俗也。”因此，《五經正義》征引緯書雖多，但主要是出于疏不破注的原則，為解釋前人注文，作為歷史文獻來引用，而非承認其經典地位。從西漢末到六朝隋唐，緯書的性質在時人觀念中大致經歷了“數術—儒學—數術”的變遷。

雖然在《隋書·經籍志》《群書四部錄》《古今書錄》《開元四庫書目》等唐代目錄及《唐六典》記載的官方藏書分類中，緯書仍居于經部，但這只能視為官修目錄類目的調整滯后于學術發展與時代風氣的表現。唐代中期以后，經學發生轉向，逐漸擺脫注疏學的范式，輕視舊注，而以己意說經，故對緯書更無興趣。既無需求，民間自少流傳，僅有孤本存于秘閣，戰亂一起，則原本蕩然無存。于是，被經學徹底拋棄的緯書只能作為一種文本資源，將只言片語保存在經注、史傳及類書之中。或是作為一種數術資源，部分保存在以天文星占、祥瑞災異為主要內容的《天文要錄》《天地瑞祥志》《開元占經》等書中。但歷代對這些涉及王朝興衰、災異預言的數術之書的管控都十分嚴格，此三書亦僅在存亡之間。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