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當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2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如果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時代化的集中體現，那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則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繼承和發展。

實踐充分證明：兩個講話一脈相承，是引領中國特色的人民文藝繁榮發展的理論指南和行動準則。當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之后，曾委派胡喬木征求過郭沫若等文藝大家的意見，郭沫若給予了“有經有權”的高度評價。毛澤東十分認可這個評價。所謂“有經”，就是指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聯系，就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時代、普及與提高等一系列重要問題，提出了經典性的科學論斷，這些論斷是永恒的真理，而永恒的真理是需要我們長期堅持的。所謂“有權”，是指在抗日戰爭的特殊的環境里，必須提出的一些具有歷史真理性的權宜之計的論斷。根據這個“有經有權”的科學判斷，我們重新學習兩個重要講話，感觸頗深，受益匪淺，倍增歷史自覺和文化自信。

一

先說文藝與人民的關系這經典論斷。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宗明義就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這就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奠定了人民文藝的堅實基礎。正是在這一經典論斷的指引下，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創作出了以《白毛女》《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逼上梁山》等一批為人民的優秀文藝作品。新中國成立后，更是創作出了《紅旗譜》《紅巖》《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山鄉巨變》《三家巷》等一大批廣受人民喜愛的化人養心力作。歷史進入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繼承這一經典論斷，提出“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江澤民強調“在人民的歷史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造就藝術的進步”。胡錦濤強調“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遠同人民在一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藝術之樹才能常青”。一根紅線，緊抓不放，貫穿始終。

歷史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與時俱進地把人民文藝必須以人民為中心提到了新的高度。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他還強調：“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他諄諄告誡文藝工作者要始終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樂傾注在筆端，謳歌奮斗人生，刻畫最美人物，堅定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他號召作家藝術家評論家，“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對人民，要愛得真摯、愛得徹底、愛得持久”“要深深懂得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道理，深入群眾、深入生活，誠心誠意做人民的小學生”。重溫這些金句名言，多么中肯、多么深刻！

二

再說文藝與生活的關系的經典論斷。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反映論精辟指出：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創作的唯一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這是永恒的真理，一直引領著人民藝術家堅持在深入生活中沿著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正道上辛勤耕耘。新時期以來，黨的主要領導都自覺堅守這一經典論斷，繼續倡導作家藝術家深入人民群眾的實踐生活中，創作要“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鄧小平語），“深入生活是繁榮文藝的重要途徑”（江澤民語），優秀作品“都必須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領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須在人民的偉大中獲得藝術的偉大”（胡錦濤語）。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毛澤東關于文藝與生活的關系的經典論斷，再次進行了精深的闡釋：“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他針對創作中出現的脫離生活、脫離人民的種種不良傾向如“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的問題、“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的問題、“還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的問題……進行了語重心長的尖銳批評，并開出了根治的良方：“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令人欣喜的是，十年來，正是在習近平總書記這些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上述種種脫離生活、脫離人民的不良創作傾向已得到頗有成效的改觀。

三

三說文藝與時代的關系的經典論斷。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已經全面自覺地把人民文藝事業納入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早在1921年建黨前后，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領導人就對文藝與時代、與革命之關系發表過重要見解，但真正全面、深刻、精準地闡述黨的事業與人民文藝事業、文藝與時代與革命的關系，還是始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求解放、謀幸福的宗旨，決定了黨的事業與人民文藝的整體與局部的血肉關系。在抗日戰爭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提出，文藝應當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這是時代所需、民族解放大業所需。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鄧小平強調“文藝創作必須充分表現我們人民的優秀品質，贊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在同各種敵人和各種困難的斗爭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我們的文藝，應當在描寫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豐碩的成果。”江澤民在中國文聯七大、中國作協六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古今中外的文藝巨匠，他們的傳世名作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呼喚和要求，或者為社會變革而吶喊，為時代進步而歡呼，或者為敢于取勝的英雄人民而贊美，為知難而進的頑強勇士而頌揚，或者對先進事物加以熱忱的支持，對腐朽事物進行無情的鞭撻，或者給人們以美好的愉悅，給人們以理性的啟示，等等。”胡錦濤在中國文聯八大、中國作協七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也指出：“一切有成就的文藝家，都注重在時代進步的偉大實踐中汲取創作靈感，都注重反映和引導人民創造歷史的壯闊活動。只有與時代同步伐，踏準時代前進的鼓點，回應時代風云的激蕩，領會時代精神的本質，文藝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產生巨大的感召力。”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更是鏗鏘有力地強調：“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這兩個“重要”，令廣大文藝工作者深感重任在肩，使命光榮。十年來，學習、領悟、踐行習近平文化思想，作家藝術家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可貴的歷史自覺，用各種藝術形式為偉大時代畫像、立傳、明德，碩果累累，成就斐然。

四

四說普及與提高關系的經典論斷。

當年在延安，就有從國統區來的作家對秧歌舞和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等普及大眾的文藝作品發出責難，呼吁要多排多演著意于提高的中外經典文藝作品。據此，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辯證分析了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明確提出：“人民要求普及，跟著也就要求提高”，“這種提高，不是從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同時普及也應是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實踐反復證明：這又是一條正確處理好滿足人民群眾普遍需求與提高人民群眾審美鑒賞能力和精神素質的辯證關系的永恒真理和經典論斷。

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正確處理好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文藝創作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適應市場需求與提高民族精神素質的關系，越來越顯得突出和重要。為此，針對文藝界出現的那股低俗化、媚俗化、庸俗化之風，針對唯票房、唯收視率、唯點擊量的錯誤傾向，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人類文藝發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粗制濫造，不僅是對文藝的一種傷害，也是對社會精神生活的一種傷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他再三囑咐文藝工作者務必正確處理好適應市場受眾需求與堅持以文化人、提高全民族精神素質的關系，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然而，同社會效益相比，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他勉勵文藝工作者“處理好義利關系，認真嚴肅地考慮作品的社會效果，講品位，重藝德，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他堅持以“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的科學標準澄清了對“觀賞性”的不科學的盲目追求，倡導優秀的文藝作品應當自覺追求“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與時俱進地堅持繼承發展毛澤東關于普及與提高關系的經典論斷的又一重要貢獻。

五

當然，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經典論斷的繼承發展絕不止于上述主要的四條。同樣令人敬佩的是，他賡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對在當時抗日戰爭背景下有著歷史合理性、必要性的帶有“權宜”意味的論斷，也與時俱進地加以繼承發展。這方面，最重要的是關于認識和處理文藝與政治關系上的調整。當年，在抗日戰爭歷史環境中，由于抵御外侮嚴峻情勢和歷史需要，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并進而提出了“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的論斷。這一論斷，雖然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但為后來新中國和平建設的實踐反復證明并不具有永恒性。因此，新時期鄧小平代表黨中央，用“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即“二為”方向取代了“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并深刻總結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實踐證明后者“害多利少”。他同時辯證闡明：“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能脫離政治的。”據此，江澤民強調文藝應“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胡錦濤強調文藝工作者“要增強社會責任感，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提倡文以載道、以文化人，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更好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開篇就把文藝“放在我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中來審視”，指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文藝和文藝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他聯系創作實踐，深刻批判了“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和“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的脫離政治的錯誤傾向，強調“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不僅要在文藝創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養上追求卓越，更應身體力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努力做到言為士則、行為世范”。這就要求文藝工作者自身要把政治思維、政治素養與藝術思維、美學修養和諧統一、互補生輝，辯證處理好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還從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的高度，落實好辯證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他說：“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根本保證。”“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要把握住兩條：一是要緊緊依靠廣大文藝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藝規律。”這兩條，確實抓住了黨領導文藝工作中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的關鍵。

六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總書記，黨的領袖都十分重視繼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毛澤東與習近平總書記，就都曾用同一成語“博大精深”來贊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都曾用同一個介詞結構“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來闡述我們應敬畏和禮敬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與時俱進地把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了新的高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關于如何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出了系統而完整的科學思路。首先，在指導思想上，他提出要堅持“兩有”：“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其次，在實踐路徑上，要堅持“兩相”：“同當代中國文化相適應、同現代社會相協調”；最終，在宗旨目標上，努力實現“兩創”：“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眾所周知，毛澤東遍覽群書、博古通今，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他在戰爭環境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歲月里，對傳統文化強調“批判繼承”，而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卻更貼切地強調“揚棄繼承”，“揚棄”乃哲學術語，有揚有棄，亦即毛澤東所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也。“兩有”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的方法論，“兩相”是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實踐論，而“兩創”則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結出的碩果。從“兩有”到“兩相”再到“兩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守正創新前程似錦！習近平總書記還在毛澤東當年提出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之后明確加上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并把這“第二個結合”稱為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足見其意義之重大和深遠。

關于如何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了系統而精辟的學術見解。大家知道，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是第一個明確大講并力倡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的。他指出“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的是中華美學精神在審美創造的運作思維上的優勢和特征；“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的是中華美學精神在審美結構思維上的優勢和特征；“形神兼備、意境深遠”，講的是中華美學精神在審美宗旨上的優勢和特征；而“知、情、意、行相統一”，于西方美學也講求的“知、情、意”之外，加上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中的“行”，凸顯了中華美學精神特具的實踐品格。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中央美術學院的老教授的復信中，又進一步發出了在傳承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的同時傳承弘揚中華美育精神的號召。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兩位領袖，兩篇宏文，一脈相承，光照千秋！學習踐行，深切地領悟到：這正是“繼承基礎上的創新才是最好的創新”的光輝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