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兒童小說主題創作的政治性、文學性、兒童性有機融為一體，如何讓兒童文學“小丫扛大旗”，避免追題材、趕時間、編故事、塞風俗的倉促、擁擠和同質，提升文學性、兒童性，這是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面臨的重要課題。

毫無疑問，兒童小說主題創作涉及到重大題材、重要節點。世界、祖國、戰爭、和平，均為大詞，兒童小說更在乎的是“小”，小孩子、小細節。正如法國作家圣-埃克蘇佩里把《小王子》“獻給還是孩子時的這個大人”，因為“所有的大人起先都是孩子（可是他們中間不大有人記得這一點）”。在主題創作中，作家的童年記憶發揮什么作用？作品中的兒童會有什么獨特行動？其實，也就是作家怎么處理小與大、輕與重的關系。

2015年，我應浙江省對口援疆指揮部之邀，前往塔克拉瑪干邊緣的那片綠洲，采訪援疆教師。西部開發、絲綢之路都是熱點，那是當之無愧的“大”，但我在其中領略了“小”。一位援疆女教師說起她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兒子怎么形成“祖國”的概念。此前，他只熱愛家鄉的這座小縣城，但他自覺地關注“中國地圖”，定位母親援疆的“綠洲”，跨越時空，這對母子聯系在了一起，那小男孩還養了蠶寶寶，那是絲綢之路的小生靈。

由此，我聯想到我童年的地球儀。4歲到23歲，我沒走出過“郵票大”的那片綠洲農場，小時候，以為那就是整個“世界”。當上海支邊青年教師拿著地球儀進教室，我第一次見識還有那么大的“世界”存在，我尋找我生活的農場。老師解釋，因為地球儀小，標不出“我們的農場”，我當即否定：連我們農場也不在上邊，那算什么“地球”！

我讀陸梅的兒童小說《萬花筒》和薛濤《樺皮船》，就想到蠶寶寶和地球儀，小中容大，以小示大。我看出兩位兒童小說作家的童年記憶，某種意義上說，借由萬花筒、樺皮船這童年象征性的小物件，喚醒了作家心里住著的童年。《萬花筒》的故事情節相當簡單：一個叫麥小節的9歲小女孩，從鄉下來到上海奶奶家，結識了閣樓上叫白雪的11歲的又聾又啞的小女孩。通過麥小節在遠洋輪上工作的父親送的萬花筒和望遠鏡，兩個小女孩不足一個月，結成了深厚的友情。萬花筒將家鄉、上海、世界連接起來，構成了一個意象系統，承載了兩個小女孩的發現、發明的歡喜。萬花筒作為友情的媒介、信物、禮物，妥帖地呈現了大與小的關聯。而且，在小說結構上，也以小博大，每一次旋轉為一章，八次旋轉，像打開一扇扇升華之門。傳統小說與當代小說的重要區別是不僅講一個故事，也要有審美意味的形而上的運用。陸梅通過兩個小女孩的視角，扎實地寫了形而下：日常生活飽含著人間煙火，人情溫暖，那是陸梅在上海生活幾十年的經驗呈現，更是她通過萬花筒喚醒了自己的童年。我出生在《萬花筒》所寫的石庫門，能感受小說中的氣氛、氣息，有靈性有詩意的萬花筒也是小說的主角。每個成人都有童年的萬花筒，所以我看到當下的小孩好奇地旋轉萬花筒，就仿佛邂逅了童年的自己。

陸梅讓童年的萬花筒浮出久藏的記憶，轉入當下的主題創作，那是“拔出蘿卜帶出泥”。一些主題創作的作品，可以看出，作家將來自網絡的搜索和歷史資料的轉化存在著的痕跡，往往貼和塞，是洗凈的題材之蘿卜不帶生活之泥，像超市的包裝。我在乎的是“泥”，那是作家血液里流淌的東西，創作前已積存，只不過，這種記憶的土壤承接了主題創作的種子。

薛濤認為，主題創作大多以“命題作文”的形式出現。不過，要具有文學性、兒童性，起支撐作用的還必須有童年的經驗。童年經驗與主題創作由某個有意味的細節來激活。薛濤創作《樺皮船》前，曾當過三年的駐村干部，后數次進入興安嶺，那里葬著他的祖輩，藏著他的童年記憶。讀《樺皮船》，能感到樺皮船劃出童年的記憶的同時，又行至他的成年，童年記憶與主題創作——記憶的小船劃入現實的河流，一次文學的邂逅和融合，創作順流而下。

戰爭與和平是永恒的主題。《萬花筒》《樺皮船》是和平年代的故事。小時候，在沙漠邊緣的綠洲，小男孩特別喜歡玩“打仗”的游戲、看“打仗”的書，我們的父輩都是戰火硝煙過來的老兵。至今，我還是喜歡看“戰爭片”，在沉重的戰爭環境里，兒童做什么和怎么做？《雞毛信》《小兵張嘎》應當屬于現今所說的主題創作。我小時候看過連環畫、電影和原著，記得小孩的行動方式：趕羊群送雞毛信，抱麥草點炮樓。信和草之輕肩起戰爭之重，戰爭中的小孩是以輕博重。

英國作家麥克·莫波格在兒童小說《第94只風箏》里以兒童的方式處理了戰爭與和平。巴以之間筑起了一座高墻，巴勒斯坦男孩塞德接替在放風箏時慘遭射殺的哥哥，繼續放風箏。風箏飛過高墻，終于被以色列女孩接收。沉重的戰爭、高墻、死亡，由承載著和平、希望、生命的風箏所超越。這就是兩個小孩對待戰爭與和平的兒童的獨有方式，以輕抵重。一輕一重的風箏、高墻就有了象征意味，從而升華了兒童小說的審美品質。

小孩本能地會選擇小物件：萬花筒、樺皮船、雞毛信、風箏……小孩總會在輕逸的小物件里投放或寄托靈性和向往。由此，兒童小說在審美意義上和主題傳達上獲得了新意和升華。

（作者系作家、評論家，浙江省作協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