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祇室匾額與大殿

方澤壇的建筑多，以方壇和皇祇室最為重要

京兆公園即北京的地壇公園，地壇公園原名方澤壇，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孫承澤的《春明夢余錄·地壇》記載了建筑原由：當時朝中商議祭祀之事，禮臣夏言上奏說應當分祭天地，此乃古制。當時王汝梅、霍韜等強烈反對夏言的建議，皇帝很生氣，嚴加斥責兩人，再次強調自己的禮制說，于是就在安定門外建起了方澤壇。

為了建方澤壇，朝廷可謂大興土木。皇帝要求用紅黃玉來做祭天用的玉爵，戶部到處尋覓，卻找不到這樣的玉材，只好拿了一些紅瑪瑙等石給皇帝看。皇帝說可以暫時代替使用，但最后還是要找到真的紅黃玉。大臣向皇帝解釋說，國內所有的玉石大多出自西域以及藩屬國進貢，但都沒有紅黃兩色，不過可以想辦法到邊疆等地高價尋訪。

嘉靖皇帝對這件事很執著，至嘉靖十五年（1536），他命戶部去通知吐魯番入供，但當地也未能找到。原任回回館通事撒文秀上奏說：“二玉產在阿丹，去吐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為雌雄，有時自鳴。請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臣赍重貨往購之，二玉將必可得。”（《明世宗實錄》）皇帝命撒文秀前往邊地訪求。

為了豐富方澤壇內的景致，皇帝派人到浙江移栽了一些特殊品種的竹子。經過一年多的建設，方澤壇于嘉靖十年（1531）四月建成。對于其細節及配房，從《續文獻通考·郊社五》記載來看，方澤壇的建筑雖多，但以方壇和皇祇室最為重要。皇祇室是供奉太祖朱元璋牌位的地方，每年到舉辦祭祀活動時，禮部等官員都會從皇祇室內請出太祖牌位，安放在方澤壇上，祭祀完畢后再奉回皇祇室。

嘉靖十三年（1534），皇帝下令將圜丘定名為天壇，方澤壇定名為地壇。此時夏言已升為禮部尚書，他說圜丘和方澤本是法象定名，最好不要輕易更名，但為了省事，平時可稱為天壇、地壇，正式祭天的文書仍稱圜丘和方澤壇。自此之后，直至今日，人們一直稱方澤壇為地壇。

地壇一帶地理隨朝代更替而變化

地壇建成后，這一帶成為皇家禁地，凡是對此地有所損壞者，都會被定罪。《大明會典·律例六》載：“凡大祀丘壇而毀損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壝門減二等。若棄毀大祀神御之物者，杖一百，徒三年。遺失及誤毀者，各減三等。天地壇內，縱放牲畜作踐，及私種藉田外余地，并奪取藉田禾把者，俱問罪。牲畜入官，犯人枷號一個月發落。”

滿人入關占領北京后，依然到這里祭祀，《大清會典事例》載：“順治元年奏準：圜丘九奏、方澤八奏、太廟六奏、社稷七奏，歷代帝王、先師、太歲各六奏，均用平字為樂章佳名。”此處所指是祭祀時奏樂的規格，地壇僅次于天壇，為八奏，顯然高于社稷壇的七奏和太廟的六奏。此處所說的以平字為樂章名，《大清祭典事例》中有如下解釋：“郊廟樂章，累朝各取嘉名，以明一代之制。除漢魏曲名不可枚舉外，梁用雅，北齊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寧，元宗廟用寧、郊社用成，前明用和。本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改用平字。”

清朝在地壇演奏的平字樂章既有音樂也有歌詞，《清朝文獻通考》載有多段康熙十六年定的歌詞，分為中平之章、廣平之章、咸平之章、壽平之章等八段，此后還有皇帝還宮導迎樂奏祐平之章，想來這是尾聲。其中平之章的詞為：“吉蠲兮，玉宇開；薰風兮，自南來。鳳馭紛兮，后先；岳瀆藹兮，徘徊。肅展禮兮，報功；沛靈澤兮，九垓。”

當然，清朝的祭祀已經與明朝有較大區別，最大的改變是皇祇室內供奉的牌位不同了。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載：“地壇在安定門外北郊。按《春明夢余錄》，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本朝因之，重加繕治，乾隆十六年又修。每年夏至大祀地于方澤，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高宗純皇帝、仁宗睿皇帝以配。”

到了晚清民國時期，祭天地的隆重儀式已不復存，地壇一帶漸漸荒蕪起來，成為妓女集中之地。《北平風俗類征》所載《京都竹枝詞》注中稱：“妓之至賤者如金魚池、青廠、四里園東、地壇夾道等處，皆曰跑窯子。”

民國時為發展國民德智體改建為京兆公園

民國十四年（1925），京兆尹薛篤弼將地壇改建為京兆公園，對于改建的原因，《京兆公園紀實》一文談到緣起時稱：“世界文明各國，入其都市，凡交通衛生市政種種設備，無不應有盡有；關于養成國民德育智育體育之事，尤再三致意焉。而公園亦其一端也。”

想要發展國民的德智體，從國外的經驗看，公園是一種教育方式，為此，他們想到了已經廢棄的地壇：“安定門外地壇，在昔實為方澤，地勢寬廣，樹木叢深，天然之公園也。爰請于內務部，辟作公園。”

對于籌備過程，《紀實》一文寫道：“民國十四乙丑年春解梁薛公來尹京兆，因京兆素稱首善之區，而文明設備機關，尚未發達，是故有京兆公園之設。惟此設置地點及經費，均為先決問題，適安定門外地壇舊址，近年廢置，久經荒圮，爰請于內務部，將該地撥歸京兆，辟為公園，并由財交兩部及其他各機關捐助款項；一面委許君廷杰、王君樹槐等為籌備主任，另由主任聘籌備員若干人助理，著手籌備。”

這里明確點到薛篤弼做北京市長時，看到地壇荒棄已久，于是向內務部請示撥給北京市管轄，同時組成籌備組來專門張羅此事。那時的地壇占地面積很大，若全面開工整修花費太大，于是他們分為四期進行開發：“惟是園地面寬廣，其中建筑修理之處過多，約分四期進行。平墊馬路，栽植柏墻，建筑公共體育場，為第一期；畫地為圖，布成世界園，為第二期；建筑共和亭，成立通俗圖書館，為第三期；添設各處亭臺，開辟道路，裝置電燈，涂粉墻壁，為第四期。時經三月之久，費款壹萬六千余元之巨，煞費經營，始具規模。”

該計劃的第三期中，已經打算在地壇內開設通俗圖書館。如果新起一座建筑花費太大，為此，地壇公園借用舊室作為通俗圖書館開辦地。《紀實》一文談到了用哪座建筑來做圖書館：“通俗圖書館，即皇祇室之舊址。近年廢置久經荒圮，薛公惜之，爰欲化無用為有用，乃興工庀材，葺而新之，改設為圖書館。”

原本供奉帝王牌位的皇祇室變成了圖書館

皇祇室原本供奉著清代帝王的牌位，而今變成了圖書館，為了烘托氛圍：“館中四壁，滿張通俗教育畫、地圖、節儉圖、衛生圖，使游人得知教育之有利益，衛生之宜講求。旁設木閣，裝庋通俗教育叢書，中設桌椅，為閱報處，再利用原有之石桌，為閱書處，游人可隨便披閱，以增知識；館外墻壁上有‘勤健治家，孝弟立身’八字，內面墻壁亦有‘為善最樂，讀書便佳’八字。”

圖書館除了占用皇祇室外，他們還利用祭壇來做講演場地：“因時有講演，利用原有之壇址，在圖書館外面，改為露天講演臺。上有高竿，懸國旗，周圍設聽者座位，可容數百人，并備有留聲機，任各界名流隨時講演，以灌輸平民知識。”

這座圖書館開辦得很正式，因為他們還制定了《通俗圖書館規程》：

本館為增進市民普通知識起見，特設通俗圖書館，俾市民隨便閱覽。

館內專派工役一人，管理各種圖書，閱覽人欲閱何種圖書，可向其取閱，但不得同時并取；閱覽人將所取圖書閱畢，須仍放原處，不得任意拋置；閱覽人不得將圖書隨意攜出，致他人不得取閱；閱覽時間不得吸煙，及談笑喧嘩；閱覽人不得隨意吐痰；閱覽時間：每日自早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即使進行簡單的改造，也需要不少費用，薛篤弼在給內務總長的呈函中附上改造京兆公園及開辦通俗圖書館的費用明細，其前幾條為：

一、收京漢鐵路管理局楊局長慕時捐助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開辦費，洋二千元；二、收財政部兩次撥發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補助費，共洋一萬八千元；三、收交通部助撥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開辦費，洋一萬二千元；四、收由張殿愷私藏軍火一案捐助款內撥給京兆公園及通俗教育館開辦費，洋六千元。

這些加起來總共收到了三萬八千大洋，仍然不夠用，薛篤弼繼續想辦法。此后京漢鐵路管理局楊慕時捐款一千二百大洋，財政部兩次撥來補助款三千大洋，張殿愷捐助三千大洋，這些錢款指定用來建造通俗教育館。該教育館包括一些體育設施，同時也包括通俗圖書館。

建造通俗教育館的費用都是薛篤弼私人拉來的捐助，《京兆公園司事給工務局的呈函》中寫道：“民國十三年，薛公子良來長京兆，為保存古跡，振興文化計，乃呈準前內務部，將該壇借歸京兆。一面以私人名義募款一萬三千余元，斬荊辟荒，創作公園。經營八月之久，始告厥成。內部之設置，如世界地圖園、五族共和亭、公共體育場、知樂園、講演臺、圖書館、有秋亭、教稼亭，并古今中外偉人圖說讜語格言，滿目琳瑯，莫不于教育文化有關，尤能發起人民愛國自強觀念，各界人士交口稱頌。”

社會動蕩時，市民公園荒廢，成為部隊駐扎之地

京兆公園建成后，對民眾發售門票，當時普通門票每張售價銅元6枚，每年所收門票費用不足以抵維護費用，好在當時的財政廳按月撥發費用，使該園得以正常開辦。到了軍閥占據時期，公園成為駐軍之地，里面的一些固定資產被毀壞，撥放費用來源驟減：“迨前歲，近畿戰起，直魯軍暨奉軍往來竟以本園為駐屯之所。全部建設暨家具、文件悉被摧殘。戰事平定之后，尹署因庫帑奇絀，不惟不能籌款修理，且將原定經費每月減為一百二十元，臨時費則予刪除。減費之后仍未能按時發放，平均計算每月只能領得三成左右，合洋不及四十元。而往來軍隊常川駐扎，兩年以來，蹂躪殆盡，現在駐園者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后方醫院。”

公園被部隊占用后，因無人維修，包括皇祇室在內的建筑，均出現了破損，《北平市壇廟調查報告》在談到地壇時的狀況說：“地壇在安定門外。壇內打牲亭、神庫及皇祇室三處皆為第二師干部教導隊占用；打牲亭及皇祇室瓦頂已壞，木料糟朽。河北省第四農事試驗場占用其余房舍及大部土地，專為種植美棉之用。壇內中部為本府創辦之市民公園，外壇西南部為本府之育苗場所。壇為方形，壇北面之石溝岸塌陷，壇內外荒草蔓生。”

按照《舊都文物略》所載：“民國十三年，改為京兆公園。于外壇辟農事試驗場，劃歸河北省府管理。公園劃歸北平市政府，改名市民公園。嗣后因時局不靖，公園日就頹廢。原有世界園、草亭等，以常駐兵于內，不加愛護，公園僅存其名。廿二年，市府力圖整頓，擬收回河北省有之農場，歸市管轄，并擬加以擴充整理，點綴風物，以其造成完美之市民公園。卒以河北省府不允變更管轄，駐軍遷移亦感棘手，以致遷延未辦。現在所謂市民公園，僅存其名而已。”

看來京兆公園后來改名為市民公園，后因社會動蕩，市民公園荒廢，成為部隊駐扎之地。民國二十二年（1933），市政府想從部隊那里收回此園，重新打造成市民公園，但那時的北京已經成為河北省下轄的一個市，相應安排需要得到省府的同意，同時想讓駐軍移走也非易事。

常逛書市，卻不知有皇祇室

1957年4月，北京市政府對地壇進行了全面整修，將其改為地壇公園。

十幾年前，這里開始舉辦地壇書市，每屆書市長達十幾天，于是這里成為愛書人的聚集之地，而我幾乎每屆書市都趕來湊熱鬧。書市的舉辦方式，是由各家出版社及圖書公司在公園的空地內搭起大棚，為了避免影響古樹，這些大棚搭得曲折蜿蜒，若想把每個攤位都轉到，沒有深厚的腳力根本無法做到。

書市吸引人的原因，在于那時沒有發達的網購，信息也不通暢。一些出版社的庫存書在壓了很多年后都被翻出來擺到書市上。這些書往往較為專業冷僻，愛書人也不知道從哪里買到它們，書市給買賣雙方都提供了機會。

我記得在某屆書市上，在一個攤位上看到了葉昌熾《語石》匯校本，此書發行量極少，而我找了多年。當時攤位上擺著多本，于是頗為興奮地選了一本品相上佳者，工作人員卻告訴我說，這批書已經賣出去了，買主正在挑其他的書，所以沒拿走。一樣的書買多本，真是豈有此理。我跟工作人員說自己只買一本，工作人員正在為難間，我的身后響起了一句“是韋先生，可以賣一本”。回頭一看，原來是愛書人胡同先生。他笑著說，這本書市場上多人在找，未承想這里有一摞，于是他就包圓了。

諸如此類的奇遇，在地壇書市還發生過許多，故這里成為愛書人的雅聚之地。今天想起來，應當是延續了當年京兆圖書館的書香。后來地壇書市停辦數年，去年重啟，是令人欣喜之事。

遺憾的是，那個時段我并不知道皇祇室是通俗圖書館的開辦地，況且每次的注意力都盯著攤位上的書，我甚至連皇祇室都沒去過。

腦海中想象到當年書架的排列方式

2022年4月9日，我曾特意打車前往該地。因為那里一向難以停車，我提前做了功課，知道皇祇室距南門不遠。

地壇公園門票2元，這是我所知道的北京最便宜的公園。進入南門，迎面就是一堵紅墻，從示意圖中得知，其實這里就是皇祇室的院落，只是院門沒有開在這個方向。我沿著逆時針轉到了該院落的北門，此門正對著壇院，兩者之間相隔不到五米，我打算拉遠點距離盡量拍全門口，剛退到壇院門前，就聽到旁邊一個小屋子里面傳出聲音：“門票5元。”原來登上地壇要另外買票。我跟工作人員解釋說等我拍完皇祇室再來買票。

也許是為了與祭壇相對，皇祇大殿跟其他的正殿坐落方式正好相反：坐南面北。該院落呈正方形，只是在南側有一幢大殿。大殿的門雖然開著，但門口設有鐵柵欄，上面掛著銘牌說，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殿堂暫停開放。無奈，只好在門前端著相機向里面的三面拍照。里面擺放著一些展品架，已經看不到圖書，但我的腦海中卻顯現出了當年的情形，我甚至可以感覺到當年書架的排列方式，這真是一種神奇的存在。

轉到院落的后方探看，沒有看到其他建筑。院中擺放著皇祇室的介紹牌，上面談到了這里曾經開辦通俗圖書館之事。看到這句介紹頗感溫暖。

而后走出院門，花5元錢進入壇院。按照記載，這里曾經是圖書館搞活動和講演的地方。壇院有兩層門，可以直登壇頂，但上面只擺放著一個仿古的大鼎，余外空無一物。地面上有成對的凹槽，不清楚當年的用途。

我從壇院北側門走出，在這里看到一些歡樂的人群，但未能看到當年嘉靖皇帝從南方移來的特殊品種的竹子。想來竹子生命頑強，不知道它們隱藏到了哪個角落。我在公園兜了半圈，未能找到其他舊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