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將人強制并置在同一空間中：大學室友是同住四年的陌路人；旁邊乘客是噪音機器；同事是煩人精。人們身處同一空間，卻拒絕交互的可能性，保持著“得體”的邊界感。而小說《現在開始失去》則進一步從公共空間延伸至更親密的家庭空間，以一種非寫實的手法，將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不斷“失去”具象化。

小說一開始便呈現出一種張力：等我等到很晚的她和嬉皮笑臉噴著酒氣的“我”。小說中的她，雖沒有內面描寫，但她身上懷有對生活嚴肅而認真的品質，而“我”雖然有更多的內外的描寫，卻難尋“我”對生活投注的認真。“我”跟老板談完關于未來的發展之后，決定要失去她。這本該是一場關于“我們未來生活”的談話，“我”卻以玩笑的態度跳過了，而且嬉笑地說出判決：要“一點一點地失去”她。因為“我”認為，“那是舒適得體的失去，是配得上我們的一種。”

小說以具象化的描寫，講述“失去”是如何一點點地進行的。一開始，處理掉承載著情感和記憶的舊物；接著是一張“要一起做一次的事”清單，“我”大刀闊斧地擴寬“做過”的含義，消除了這段關系中可能會留下的遺憾；然后“我”跟我們的共同朋友鬧翻，也不再來往。失去租房的一段頗有深意，房東想把房子賣給我們，如果用了積蓄本能夠買下，可“我”因租房離未來公司分部較遠而拒絕了。“我”和她因為這事吵了架，她拿出一張裝修設計圖，原來這幾年房子局部的裝修都是她關于未來總體設計的一部分。她以一種認真的方式去構想日常生活，涉及到具體而細微的遠景，更重要的是她的設想有關“我們”的共同生活，而非如“我”一般，用“前途”建構起的空洞無物的未來和許諾。當然，結果便是“我”為她的設想感到震驚，覺得她瘋了。后來搬到新居，新居減少了關于她的氣息，這是柔和的一步。“我”告訴她可以按她的設想來打扮房子了，她已經沒有了興致。

她為挽回“我們”的關系做了最后的努力：她提議應該養成一起散步的習慣。而這不過進一步促使了“失去”。因為“我”已經失去了她的眼睛，“我們四目相對的同時，我的視線就會被某種斥力撥開少許，可以落到她的眉額、顴骨或者鼻翼等地方，就是無法直取那一對眼瞳。”而一起散步可以并肩而行，或步調不一致，走成一前一后的樣子。本該是修復兩人關系的契機，因為主體間期許的錯位，又促使“失去”流溢出來。“一點點地失去”是一針緩釋的鎮痛劑，它總能找到某種巧妙的方式消解失去的痛苦，讓“失去”變得可以忍受。毫無疑問，從眼睛開始，“失去”逐漸蔓延到她的形體、聲音、直到“我”再不能再感受到她存在，只是軀體在痛苦著，“腦子里已經很難捕捉到苦痛的因由”了。最后，她所占據的符號“她”（她從沒出現過名字）也被另一名“清晰的女人”所占據。“她”成為了符號性的存在，正如人稱代詞一般，流動而易逝，象征著生命中不斷從“我”視閾中抽身而去的事物。

不過，牛健哲沒有在這里就停下追問，他逼迫主人公去經歷真正的殘忍——“失去”已經完成，只剩下“無”之后，還能失去嗎？牛健哲在這里巧妙地用“損耗”取代了“失去”一詞，“損耗還在繼續這種感覺久久盤桓，身子像在流失分量，有些器官疑是漏點；心也像被拽光絲線的線軸，受慣了一絲一縷的抽扯，如今只要不被握緊就會空空地打轉，把余下的氣力一直消耗下去。”“失去”所造成的是生命中某一部分永久的空缺，“無”永恒地損耗著生命——故事在這里已經走完了它的全部意涵，接下來的發展似乎只是印證生命對于損耗的難以承受。

“我”因為前途和事業而選擇失去她，最后的結果便是“事業和前程都變成輕賤的東西，不值得顧念，只有那種選擇的后果在低劑量但無休止地報復我”。在面對“清晰的女人”時，她身上生命的熱力已然不可能浸染失去所造成的“無”。而當“失去”的選擇再一次浮現臉前，“突然地”或“一點一點地”失去再次逼迫“我”作出選擇，“我”赫然發現自己已經沒有了選擇“不失去”的權力。現代社會預設了一系列二元對立的神話：事業或家庭？茍且或遠方？個人或集體？在這些選擇里，總是暗示以“失去”某一方，才可能達成另一方。最終生命在一個個選擇中不斷被抽空，留下一個個黑暗而冰冷的“漏點”。

牛建哲以哲思性的語言對現代社會悖論處境進行了追問，小說盡可能抽空了具體情境，只留下幾條微弱的線索，呈現出對現代生活的寓言式描寫。如小說開頭所說，“并非漂亮的路線一定會匹配美好的生活”。主人公用現代關于“個人”、“前途”和“生活”的神話，建構起一個失去“她”的未來，而又在生命中感受到痛感的時刻，選擇浮掠而過，最后竟發現“美好的生活”不再具備任何認真性和嚴肅性，而只剩下噴著酒氣的嬉皮笑臉。換而言之，現代社會所許諾的“美好的生活”竟是不值得活的。這里回蕩著昆德拉關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追問。悖論在于，如果我們的生活不再涉及他人，一旦以“失去”的方式作出抉擇，那“失去”的一方所造成的空缺將不停損耗我們的生命，直到生命變成某種不可承受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