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莊于廣明元年（880）在京城長安應舉遇黃巢軍而困于長安，逃出長安后，于中和三年（883）由洛陽前往浙西投奔鎮海軍節度使周寶幕府。光啟三年（887），周寶為亂軍所逐，韋莊南下越州，輾轉江西、湖湘，景福元年（892）再入京應舉，此間整整十年在江南漂泊流寓。這十年是韋莊重要的人生經歷，他目睹唐王朝在戰亂中逐步沉落，以其靈心秀手記錄了這段苦難歷史，創作了眾多作品，這些作品內涵豐富，而充溢字里行間的一個鮮明主題，便是綿綿的鄉愁。

流落異地的落差

韋莊投奔周寶前是充滿憧憬的。《秦婦吟》曰：“見說江南風景異。自從大寇犯中原，戎馬不曾生四鄙。誅鋤竊盜若神功，惠愛生靈如赤子。城壕固護敩金湯，賦稅如云送軍壘。奈何四海盡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避難徒為闕下人，懷安卻羨江南鬼。愿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詩中“相公”即周寶，中和元年十一月，僖宗“加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資治通鑒》卷二五四）。《秦婦吟》可謂韋莊獻于周寶的見面禮，詩中對周寶及江南極力頌美，周寶不僅“誅鋤竊盜”且“惠愛生靈”，在中原板蕩、四海“滔滔”之際，江南則“湛然一境平如砥”，令“懷安”的詩人即便作“鬼”也欲前往。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周寶并非明相，江南亦非樂土。

從883年至887年，韋莊在周寶幕府4年，物質生活應有保障，從886年奉命前往陳倉迎駕（未果）和常常陪宴畋遊來看，政治上也得信任，但終未被重用。從現有史料看不出韋莊在幕府擔任何職，應是一個秘書。由他的《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和《觀浙西府相畋遊》兩詩可見：周寶生活極為奢華，耽溺聲色犬馬。據《新唐書》卷一八六《周寶傳》載：黃巢軍入長安，“僖宗入蜀，寶益募兵，號‘后樓都’……（中和）四年，寶子玙統‘后樓都’，孱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色，不恤事”。詩中所寫“滿耳笙歌滿眼花，滿樓珠翠勝吳娃”；“十里旌旗十萬兵，等閑游獵出軍城”，“歸來一路笙歌滿，更有仙娥載酒迎”，與此完全切合。這與韋莊到江南前的想象大相徑庭，所以韋莊對這位府主也不再恭敬，筆中暗含諷喻，其客寓流落感亦油然而生。他在光啟元年作《謁蔣帝廟》詩曰：“金陵客路方流落，空祝回鑾奠酒卮。”《江南送李明府入關》詩曰：“雨花煙柳傍江村，流落天涯酒一樽。”

無論如何，周寶在，韋莊總還有棲息之所，周寶既為其部下所逐，韋莊寄人籬下猶不可得，只能輾轉流徙江南各地。“鄉愁是圍繞著扎根和拔根而展開的。當拔根造成返家無望時，中心形象便轉變為漂泊者形象。”（[法]芭芭拉·卡森著、唐珍譯《鄉愁》）“夕陽灘上立徘徊，紅蓼風前雪翅開。應為不知棲宿處，幾回飛去又飛來。”（《獨鶴》）這只獨鶴在“夕陽灘上”“紅蓼風前”，時而“佇立”，時而“徘徊”，時而“飛去又飛來”，其“不知棲宿處”托身失所的彷徨迷茫，正是詩人的寫照。后世蘇東坡被貶黃州時所作《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詞中“縹緲”“孤鴻”的情境與此仿佛。

詩作中的鄉愁

異鄉流落，孤苦無依之感，在韋莊流寓江南的詩作中隨處可見。“送君江上日西斜，泣向江邊滿樹花。若見青云舊相識，為言流落在天涯。”（《送人歸上國》）“寂寞階前見此君，繞欄吟罷卻沾巾。異鄉流落誰相識，唯有叢篁似主人。”（《新栽竹》）“杖策無言獨倚關，如癡如醉又如閑。孤吟盡日何人會，依約前山似故山。”（《倚柴關》）上引三首應均作于越中。

《送人歸上國》是一首送別詩，“上國”即長安，既是京都也是詩人故園，歸“上國”者應是詩人之朋友。江邊泣別，詩人囑托友人：回京若見朝中舊友，告訴他們我而今“流落在天涯”。這其中，也許有希望舊友同情而提攜援引之意，但確實道出了詩人的現實生存處境。韋莊曾在浙江蘭芷居住一年有余，《新栽竹》《倚柴關》皆寫蘭芷村居。《新栽竹》寫見院內新栽的竹子，詩人繞欄吟罷而潸然淚下，流落異域他鄉無人相識，新栽的竹子成了主人。淡淡的語調中蘊含著感傷和凄涼。《倚柴關》寫詩人拄著竹杖獨倚柴門，整日孤吟無人理解，突然出現了幻覺：前方的山巒好像是故鄉的山巒。海德格爾說：“接近故鄉就是接近萬樂之源（接近極樂）。故鄉最玄奧、最美麗之處恰恰在于這種對本源的接近”，“那些被迫舍棄與本源的接近而離開故鄉的人，總是感到那么惆悵悔恨”。（《人，詩意地安居》）詩人之所以出現“依約前山似故山”的幻覺，就是“故山”乃詩人“最玄奧、最美麗”的“本源”，詩中彌漫著的那種天涯流落的惆悵和孤獨，則是由于詩人“被迫舍棄與本源的接近”，對“本源”即故鄉的疏離和異化。簡言之，對目前所生存的環境而言，他不是主人而是“客”。

由于流寓地的疏離和異化，流寓主體總是對“本源”——故土充滿眷念，渴望回歸。“詩人的天職是還鄉。”（《人，詩意地安居》）“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王維的詩道出了流寓異鄉游子的共同心聲。韋莊寓居婺州遇重陽節，作詩《婺州水館重陽日作》：“異國逢佳節，憑高獨苦吟。一杯今日酒，萬里故園心。”清明是祭奠先人的節日，更易觸發對故鄉的思念。詩人的童年是在長安故園度過的，記憶猶深，《洪州送西明寺省上人游福建》：“記得初騎竹馬年，送師來往御溝邊。”《鷓鴣》一詩托物寓懷直抒歸鄉之情：“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對故園深深的眷戀，使詩人在時局稍一平靜便擬北歸。景福元年秋天，“鄉情獨浩然”（《建昌渡暝吟》）的詩人踏上北歸的路程，景福二年在長安參加科舉考試，由此結束了江南十年的流寓生涯。

王粲與韋莊異同

在韋莊江南的流寓書寫中，一個前代詩人王粲的名字屢屢出現，如《早秋夜作》：“不須更作悲秋賦，王粲辭家鬢已凋。”《婺州和陸諫議將赴闕懷陽羨山居》：“東陽雖勝地，王粲奈思歸。”《婺州屏居蒙右省王拾遺車枉降訪病中延候不得因成寄謝》：“三年流落臥漳濱，王粲思家拭淚頻。”為什么王粲屢屢出現在韋莊詩中？因為二人的人生經歷頗為相似。

王粲在中原軍閥混戰“西京亂無象”之際前往依附劉表，流寓荊州達15年，這與韋莊流寓江南10年驚人相似。如果將韋莊與王粲人生經歷的時空向后延展，二人則具有更多相似之處。韋莊進士及第后，流寓西蜀，“潛依王建”，深得王建信任，做了開國宰相；王粲在劉表死后，勸劉琮歸降曹操，頗得曹操信任，官至侍中，二人皆可謂人生晚達。但是，王粲依附曹操之后的作品總體呈現一種昂揚向上、積極樂觀的風格，少有戀鄉思歸之情。王粲后期作品之所以呈現這樣一種風貌，一則王粲得到知遇和重用；二則曹操一代梟雄，文韜武略，且有“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胸懷氣度；三則王粲也有天下一統之宏愿：“愿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公燕詩》）韋莊晚年雖也得王建重用，但王建充其量是一個草莽英雄，既無心也無力恢復大唐江山，只能偏安西南一隅，加之感情受挫，韋莊在蜀中并不愜意，始終不忘故都和故園。

王粲的流寓鄉愁主要集中在依附荊州劉表期間。《雜詩四首》其四：“鷙鳥化為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云會，托身鸞鳳間。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以鳥為喻，表現了王粲在荊州的生存境況。他故而感嘆：“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以“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七哀詩三首》其二）表達懷歸之情。“王粲長于辭賦”（曹丕《典論·論文》），寫于荊州的《登樓賦》是抒情小賦，也是流寓賦的代表作。這篇賦除了直抒鄉愁“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之外，其突出貢獻在于以孔子、鐘儀和莊舄之典，表達具有普遍意義的流寓者的鄉愁意蘊：“人情同于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這一經典概括突破了個人的鄉愁局限，韋莊的鄉愁書寫則很難達到這一高度。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古代流寓文學理論研究”（21AZD13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廣州理工學院人文與教育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