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三次南行，作家艾蕪一生僅有的三次回鄉，多少顯得有點冷寂。

大約“南行”成就了“一代流浪文豪”，具有強烈的公共屬性和研究價值；而回鄉是艾蕪個人精神私域，人們便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但只要我們將那些“南行”文字里流露出來的濃烈的“回鄉”情愫反復咀嚼后，就會發現，艾蕪一生的三次“南行”和他的三次回鄉存在著互為首尾、又互為呼應的關系，因此也同樣有著公共屬性和研究價值。

在艾蕪誕辰120周年之際，我第一次懷著莊重和敬仰的心情，走進艾蕪故居，走進這個文學前輩的精神世界。

在艾蕪故居，我追隨艾蕪的生命和文學交織的南行足跡，反溯他回鄉的蛛絲馬跡。我往前走出十步，然后又回頭十步，生怕那些展陳的罅隙里，漏掉了我想要的信息。我如此執著于追問艾蕪的回鄉履跡，是希望探尋作家如何借助于故鄉的原生資源，完成打開邁向外部世界的經驗和勇氣的積累。我期待在他的行走和返回之間，了解到是哪些人、哪些經歷、哪些情感，給予了他最關鍵和重要的滋養。

在展陳接近尾聲的時候，我終于在一個不大的展板里，捕捉到了艾蕪的回鄉信息。1965年11月底，按照中國作協“在京駐會作家大都要返回故里，或者全部都要半工半作、半農半作才好”的要求，已經以“中國作家協會駐會作家”身份在北京生活了13年的艾蕪，不得不克服遷居帶來的種種困難，從北京返回故鄉。

和第一次南行的重要性一樣，這是一次在艾蕪生命里具有重要意義的回鄉。作家告別養尊處優的生活，重新啟動了貼近大地的文學“南行”——由北京回到成都，正是地理位置上的由北往西南行。

艾蕪于1949年加入中國作協，1952年即成為中國作協駐會作家，生活在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和他一起成為駐會作家的，有周立波、張天翼、艾青、冰心、白朗、羅烽、趙樹理等20多人。從京城重新回到清流半農半作，習慣了流浪并在流浪中品嘗過生活艱辛、在艱辛里體悟出創作真諦的作家艾蕪，將這一次回鄉視作他再一次回到大地、回到人民中間的難得的機會。因此，他對這樣的安排坦然接受，對回到清流、回到成都也充滿期待。

這是艾蕪一生中的第二次回鄉。

1955年6月，他和妻子王蕾嘉，在闊別故鄉34年后首次回鄉。據艾蕪侄子吳再洪在《艾蕪的內親外戚》一文中所述，艾蕪此次回鄉，是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回當時的新繁縣調研。他調研的第一站是當時的重慶第三區金剛坡鄉，調研的課題是互助合作以及關于糧食統購統銷的民主評議工作。到故鄉清流時，已經是6月8日了。艾蕪雖然被安排住在縣政府大堂的縣長室，但卻心系故鄉清流。他先是接待了一個以歌唱家鄉水利工程為業的遠房瞎子兄弟。母親的早逝使他把對母親的眷戀寄托在母親的姊妹中，因此，這次回鄉，調研之余，就是委托當地的干部和朋友幫忙尋找他記憶中的四姨夫吳實秋、四孃劉華芝。在挨家挨戶詢問了幾十家人后，當地干部終于在新繁米市壩一條巷子里的一個小院落，找到了劉華芝，而他崇敬的四姨夫吳實秋早在1940年就離開人世了。親故凋零，家山巨變，但好在清流依舊，他放下世俗觀念里功成名就者的矜持和穩重，用鄉音、舊俗和對故鄉人事博大而深沉的愛，彌補他離開這34年里失掉的養分。

艾蕪幺房堂叔的兒媳劉漢萍還記錄了艾蕪此次回鄉的一個細節：生活儉樸的艾蕪顯得異常“闊氣”，他大概是提前做了功課，回到清流的時候，一個孩子給一個硬幣，湯姓的孩子個個都有份兒。這樣的“豪氣”與其說是他對虧欠故鄉的補償，不如說是他對故鄉發自內心的感恩。更為重要的是，這次回鄉為他再一次南行以及往后澎湃汪洋的文學創作積蓄了強大的能量。1961年9月，當他啟動第二次南行的時候，故鄉是給予他原初動力的源頭。

這一次回鄉，也給艾蕪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營養。他在故鄉寫完了一萬三千字的短篇小說《夏天》。關于這次回鄉的收獲，按龔明德在《艾蕪年譜》中所記，艾蕪在《關于三十年文藝的一些感想》一文中，對這一次公私兼顧的調研有如此記錄：“我寫的是糧食統購統銷的初期，有人反對，并鬧糧荒，生產隊干部便進入富農家里清查，查出糧荒是假的，由此制止了鬧糧荒的風潮，這是根據現實社會中的真事寫的。”

現實社會中的真事，便是此次回鄉提供的文學營養。他從故鄉的調研經歷、感受、體驗中展開思考。類似《夏天》這樣的短篇，以及更早前的《春天》，都深深地烙上了故鄉的生活原色。

第二次回鄉的艾蕪已經過了花甲之年，但他認為自己還有余勇可賈，尚有高峰未攀。從上世紀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晚期十多年的文學成就回看，他鄉路上的收獲其實一直在以根底故鄉的形式呈現——和那些通過表達出發、到達與守望等主題的作品中體現出來的精神回鄉不同，艾蕪這一次肉體和精神的雙重回鄉，其體感、觸感和情感無疑都要豐富和深刻得多，也因此，通過這樣的回鄉來審視一個作家的內心世界，也更準確得多：他把他生命經歷和文學成就的雙重智慧，凝聚成對故鄉晚輩后學的關愛和提攜。這次回鄉和此后在成都的長居，他用心用力最勤處，皆在發現、輔導和培養故鄉的文學后備人才。

從京城坦然回到清流，從一個享譽文壇的大作家，安然融進故鄉，融進故鄉那些文學后輩文學創作的日常，艾蕪第二次回鄉對文壇的啟發，尤其是對文壇予以清正源流的激蕩，其價值可比肩乃至超越于他的第一次南行。

但這一次回鄉所遇到的困難，外界卻極難深悉。他在日記和寫給王西彥的信中如此記錄：“打算把家遷回到四川。”“為了搬家，整理十來年的書籍，寫作資料和朋友、讀者的信件，就夠忙了，沒有心情寫作。”職業作家沒有心情寫作，這無疑是一種精神折磨。內中還有一個原因，是大女兒湯珍妮生病住院，他和妻子需要家里醫院兩頭照顧，這一時期，他自己也生了病，原定好的啟程日期不得不一拖再拖。同一批接到通知的駐會作家，好多都已離開北京，比如周立波，已在這一年的8月15日前舉家搬回長沙。沙汀從四川省文聯機關和私人兩方面，對艾蕪的回鄉施以援手。原定的回清流鄉下居住，后來因為在成都解決了住房問題，便決定定居成都。大約到這一年的11月8日，全家終于從北京遷回成都，住在新南門附近、錦江邊的十七街三號院，與戈壁舟、安旗夫婦為鄰。在8月12日寫給王西彥的信中，他說：“我已搬回成都幾天了，現在新南門外十七街三號，離市中心鬧熱區域遠點，但還安靜，可以讀書寫作。”湯珍妮的病，治了一年，回到成都的第二年冬，終于不治，得壽僅30歲。這大約是艾蕪從北京遷回四川后，第一樁讓他傷心的事。飽經離亂，又經歷了白發送黑發的痛楚，艾蕪對故鄉、對親情更為看重，他愈來愈清楚他的使命，就是要通過文學寫盡家族移民的苦難史、艱辛的創業史、家族的盛衰史，讓川西壩子、岷沱流域秀麗的自然風光、古樸的鄉風民俗、童年生活趣事，尤其是那些和他深深淺淺以親情、鄉情和文字情而共同生活過以及相互了解、彼此祝福的可愛的人，通過文字留下來。

1985年8月，艾蕪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回鄉，艾蕪陪同國外艾蕪研究者回到位于清流鎮的故居。看到故居破敗的房屋，艾蕪有些傷感。當晚，他在日記中對這次回鄉做了細致的記錄。或許他已經預感到這是他最后一次回鄉，又或者，他清醒地意識到，他已經沒有能力開始他文學生命里的第四次南行了。那么，能否幫助他完成精神世界的第四次南行嗎？

這是艾蕪的執念，也是他那一代作家精神世界里故鄉和他鄉纏繞與互綁的執念。

（作者系成都時代出版社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