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知識改變命運”。中國自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為莘莘學子“逆天改命”提供機遇，也為皇權社會下的官僚體系選拔必要的人才。不過，科舉競爭異常激烈，不亞于當下父母“雞娃”，培養孩子考上一流大學。可無論古人還是今人，仿佛都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考取功名后，讀書人的生活便一帆風順嗎，抑或只是漫長人生的一個節點？歷史學者王瑞來的《士人走向民間：宋元變革與社會轉型》一書站在歷史研究的角度上，給予我們頗多啟示。

讀書人的“兩道門”

從北宋到南宋，科考人數增加，錄取名額卻沒有激增，于是南宋科舉變得更加“內卷”。比如吉州（今江西吉安），北宋末年應試人數4000人，錄取名額45人，而南宋錄取人數增長至68人，可應試人數已經超過萬人；更殘酷如福州，北宋末至南宋初，應試人數3400人，錄取名額68人，到孝宗開禧年間，應試人數暴增至18000人，而錄取名額竟然降至54人。可見，哪怕學習水平不變，生在不同時代，結局恐怕也將大不相同。

古代士人讀書的首要目標，自然是做官，可即便進士出身，也要經歷漫長的爬升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說，科舉難，仕途更難。中考進士一般會被授予低級別的幕州縣官，當時習慣稱之為“選人”，中考者要經歷選人、京官、升朝等步驟，直到散執政，否則整個仕途都可能在各個地方任上蹉跎。

選人之內的升遷，非常困難，時人喚作“選海”。以選人七階內迪功郎為例，有進士出身者經歷三考，無進士出身者要求四考，也就是擔任差遣三年或四年，所謂“考”就是對官員一任的考核與遷調；如果沒有舉主推薦，還要經歷五考。可以看出，進士出身只是做官的“敲門磚”，只是一定程度有所加成，并非起決定性作用。

要脫離“選海”成為京官，最重要的是上司推薦。《朝野類要》記載：

承直郎以下選人，在任須俟得本路帥撫、監司、郡守舉主保奏堪與改官狀五紙，即趍（同“趨”）赴春班改官……選人得初舉狀，謂之破白。末后一紙湊足，謂之合尖，如造塔上頂之意。

也就是說，五封推薦信，才是仕途更進一步的關鍵。然而，不難想象，“推薦”制度中人的因素干系甚大，無門路者想要拿到足夠分量或數量的推薦信，可謂難上加難。南宋洪咨夔就曾評價為“矧墮七選之坑，欲結五剡之塔。”

由此，王瑞來深刻地總結道：宋朝的政治家為普通平民百姓敞開了一扇充滿光明的通向仕途之門……穿過這第二道門，才是士人多年寒窗苦讀的真正目的。然而這第二道門卻是不易穿過。穿過第一道科舉之門，盡管千里拔一競爭激烈，但畢竟主要憑自己的努力，頂多是加上家族的財力支持。如果成績不成，神仙也幫不上忙。然而，穿過第二道入官之門時，卻基本上失去自己把握命運的能力，前途掌控在他人手中。選人本人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做出政績這樣的“硬作為”，以及廣結人脈、鉆營于權門這樣的“軟作為”。對于這第二道入官之門，多數選人是“小扣柴扉久不開”，甚至對有些選人而言，門是永遠關閉著的。

楊萬里也難免俗

南宋四大家之一、著名詩人楊萬里，在詩歌上的成就自不必多言。然而，他的仕途絕非一帆風順。

楊萬里于紹興二十四年（1154）中舉，獲得選人身份，授官贛州司戶參軍，又因為員多闕少，楊萬里在家待闕兩年后，才正式入職。直到37歲，楊萬里還在零陵縣丞的職位上，看上去前途晦暗。

他命運的轉機來自于結識張浚、張栻父子，當時朝廷重臣張浚和他的兒子、理學家張栻，貶謫于永州，楊萬里有機會師事張浚。此后，孝宗即位，主戰派張浚出任宰相，楊萬里隨即改秩左宣教郎，任命為臨安府府學教授，得以脫出選海。

楊萬里無疑是幸運的，可他的生活也是貧瘠的。他在39歲丁父憂居家時，以《憫旱》描述了生活的貧困：“書生所向便四壁，賣漿逢寒步逢棘。還家浪作飽飯謀，買田三歲兩無秋。”楊萬里后來官至吏部員外郎，他一生最榮耀之時，應當是孝宗親自將其升為東宮侍讀，太子趙惇，也就是后來的光宗，親題“誠齋”二字贈給他。

作為一名詩人，楊萬里生性放曠，注重聲名。他自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即便如此，楊萬里的文集中，卻充滿了為親友子孫求取推薦的信箋，約占比三分之一。這也側面說明，在既定規則下，一代文豪也不得不遵循人情世故。最終，在楊萬里的不懈斡旋之下，長子楊長孺終于在幾年內連續升遷，脫離選海，踏上光明的仕途。

俗諺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被提點并改變命運的楊萬里，當然深知游走于體制的不易，如果不能跳脫規則，任何人都只是這部官僚機器的“齒輪”。

讀書人如何靈活就業

南宋科舉競爭激烈，而到元代更是停廢科舉。由宋至元，很多舉子無法在仕途精進，于是自謀生路。那么，這些讀書人可以做什么呢？不妨從他們掌握的技能一探究竟。

《儒林外史》里有個馬二先生，熱衷科考，他并非成體系地學習，而是利用范文、例文來應付考試，屬于極為功利的學習。然而，這種情況在宋代業已出現。辛棄疾年輕時從金國境內的山東，回歸南宋域內。辛棄疾對當時的科舉不以為然，認為花上三百銅錢購置時文教科書便可考中。隨后，他果真中舉，孝宗還不無打趣地說辛棄疾的官爵是三百個銅錢買來的。還有一例，陜西人姚岳流落四川，得到一冊舉業時文，才發現自己之前學的東西很“落后”，于是加倍吸收，最終也得以中舉。

以上事例并非否定科舉的價值，只要是考試，必定有規則，也必然可以提升效率。程式化的事物不可避免，人們無非是在規則中占據先機。

對于時文、公文的熟稔，促成了元代“以官為吏”的現象。唐、宋兩代中，舉子可做縣里的一把手或二把手，而真正執行政策的群體是胥吏，官、吏雖然并稱，地位卻不可同日而語：官可升遷，吏只是“打工”，所謂“流水的縣官，鐵打的衙役”，二者屬于兩個階層。

元代以蒙古人、色目人作為領導階層，漢人、南人只能負責基礎治理，鮮有上升階梯。但廢除科舉后，行政治理依然需要文士，于是便出現王鶚等人在至元四年（1267）的一段評價：

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

具備文化知識的士人，轉職為胥吏，可以說只有心理障礙要突破，本身的能力已經具備，相當于以大材作小用。然而，世道如此，讀書人也別無選擇。除胥吏外，幕士、訟師、商販、術士、鄉先生都成為謀生選擇。

元代還根據耶律楚材的提議，設有“儒戶”，所謂“戶”就是職業和身份相融合的戶籍制度。將士人與販夫走卒并列齊名，當然在“士農工商”的觀念中充滿抵牾，可是，客觀上儒戶免除賦稅，又讓他們充滿優越感。

所以，“士人作為世襲的文化貴族，不憑借祖上的血緣門第，在元代終于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認。比較社會的其他階層，擁有不納稅、免除大部分差役特權的儒戶，成為社會中以文化為標志的精神貴族群體”。吊詭的是，正是廢除科舉，將士人身份變為戶口標識的元代，加強了士紳階層的形成，將這一宋元改革延續至明清，并產生了深遠影響。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過往觀點容易夸大廢除科舉的影響，其實，元代有自己獨特的解決方案。廢科舉、變儒戶、做胥吏，無疑說明那些看似堅固無比的“身份”，很可能變動不居。

黃公望另辟蹊徑

《富春山居圖》的作者、大畫家黃公望，生活于元初，一生坎坷頗多，從事職業甚眾。黃公望自幼讀書，“經史二氏九流之學無不通曉”，在繼父去世后，黃公望順應潮流，“舍方冊而從刀筆”，加入胥吏大軍。

在《錄鬼簿》一書中，描述黃公望“浙西憲吏性廉直，經理錢糧獲罪歸”。黃公望因工作而獲罪，推測他得罪了地方權貴或頂頭上司，導致為吏生涯草草收場。后來他加入全真教，《姑蘇志》記載：“黃冠野服，往來三吳，開三教堂于蘇之文德橋。三教中人，多執弟子禮。”著名的《富春山居圖》，其實是黃公望為教友無用師而作。

此外，黃公望“以卜術閑居”，說明打卦算命也是他的謀生手段之一。《大清一統志》記載說松江“其地有精《九章算術》者，蓋得其傳也”。打卦算命，需要精通算學，后世還有以他為名號的傳人。

由此看來，黃公望的職業履歷非常豐富，屬于典型的靈活就業，自謀生路。相較于胥吏、宗教人士、卦師，作畫亦可視作他從事的眾多行當之一。

據黃公望兩次從吏時間看，第一次在20至30歲之間，第二次則接近50歲。30至40歲的年齡段是黃公望履歷中的空白。或許在“經理錢糧獲罪歸”之后，他便開始學畫，自己因“廉直”而仕途受挫，是時開始自號大癡，亦屬合情合理。

黃公望位列“元四家”之首，在歷史畫壇地位甚高，然而，黃公望的繪畫，多少有半路出家的意味，至少從他的生命軌跡看，并非自幼就有追逐藝術的理想。

難得的是，黃公望晚年不斷創新，作畫不輟，讓繪畫成為自己一生中真正的追求。恰如王瑞來所言：“滴水映日，寫意傳神，透過黃公望個案，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喜怒哀樂，還是一個時代的云涌風動，是裹挾著無數浪花的大河奔流。”在任何時代，人的命運由自己抉擇，但也絕對離不開所處時代給予他的影響。拿起、放下、權衡、變更……這些或許正是動蕩時代中不可避免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