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寶，字令升，東晉史學家、文學家。干寶自幼博覽群書，出仕后曾擔任佐著作郎。東晉政權剛剛建立，干寶就由王導舉薦出任史官，并受命撰修《晉紀》。《晉紀》取法《春秋》，采用編年體，記載了西晉宣帝至愍帝間一百余年之事。《晉紀》一書文字簡約、記事審慎、議論得當，得到了歷代史家的交口稱贊，有“良史”的美譽。《晉紀總論》是附于《晉紀》全書之末的一篇歷史評論，干寶以慷慨之情總論西晉一朝的歷史，剖析司馬氏為政的得失，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

《晉紀總論》回顧了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與司馬炎祖孫三代四人創業立國的歷程，突顯了司馬氏起于亂世而致太平的宏偉事業。繼而采用對比的方式，敘述惠帝一朝的混亂現狀，揭露選舉失當、是非不明的混亂現狀，哀悼天子失位、王室操戈的悲劇。西晉一朝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引發了干寶的思索，促使他將目光轉入到對治世之道的探討上。干寶將禮義道德視為“治道”的基石，認為禮義道德關乎國家安危，并輔以周朝崛起興盛的史實加以印證，最后總結西晉為政的過失，探討亡國的深層原因，在篇末以“曲終奏雅”的方式寄寓自己對現實的期待與展望。縱觀《晉紀總論》一文，駢散兼行而又文法井然，議論精警、切中時弊，確為魏晉文章的典范。

在辭章之外，這篇史論常為人稱道之處在于《晉紀總論》延續了“春秋筆法”。歷代史家常常以“直”來評價干寶，正是緣于他秉筆直書的史家精神。“春秋筆法”精神在于實錄，陳壽、陸機、王隱、虞預等人編纂晉史，對高貴鄉公曹髦被弒一事都避而不言，只有干寶《晉紀》據實記載，這得到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的高度贊揚。在《晉紀總論》中，干寶一以貫之地秉持了實錄的精神，毫不避諱地直陳西晉朝政的過失。在論述西晉短祚而亡的深層原因時，干寶尖銳指出世風敗壞的根源就是司馬氏“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統治者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導向，以至于道德沉淪、禮法崩壞，士人不再像漢代那樣篤守名教禮法，出現名不副實、重利輕義的不良風氣，整個社會陷入“恥尚失所”的價值缺失之中。作為東晉的史官，干寶并沒有對司馬氏統治的西晉現實加以回護，而是秉筆直書，真實地記錄了現實，加以嚴厲批判，堅持了史家的立場。

當然，如果僅僅憑借實錄的精神，《晉紀總論》還不足以為歷代史家所推崇。《晉紀總論》的價值更在于干寶對人事盛衰的關切，對治世之道的思考。自《春秋》以來，直至司馬遷《史記》，史家都在關注“天人之際”，思考天道與人事的關系。干寶也不例外，我們看到他在討論人事盛衰時也受到了“天人感應”學說的影響，例如他言及西晉創業時以“天符人事”解釋司馬氏滅蜀，又將周代興盛視為“天命昭顯”。但干寶在天人關系上并非完全遵循漢儒舊說，而是呈現出自己獨特的思考。他十分重視人的主動性，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晉紀總論》中“以德配天”的觀念窺探一二。干寶雖然承認了帝王之興是天命所定，但他更加強調君主不可妄為，應當保養道德內涵，順應大義。西晉亡國并非天命，而是君主不修仁德，故而干寶總結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由此我們可以判定干寶所言天人關系，其著眼點仍舊是人事興衰。

人事興衰系乎治世之道，干寶要從西晉治亂之中尋繹“治道”。司馬氏三代積累，最終亡魏而成晉。在干寶看來，司馬懿知人善任，有容人之量，司馬師、司馬昭承繼父業，外平邊患內撫紛亂，司馬炎代魏稱帝，完成了統一事業。至此，百姓安居樂業，西晉太康之世也可稱為一時盛世。然而到了惠帝時期，王朝急遽衰落。干寶在剖析興衰轉折的原因時，將目光聚焦于選舉用人。西晉選舉實行九品官人法，以德行、才能與家世為標準，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漸漸產生了重家世而輕德行才學的傾向，這在社會中造成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選舉重家世，貴族子弟不拘資歷才能越級擢升，以致朝野上下競相奔走求官；選舉輕德行，導致為官之人只關注利益，而缺少道德情懷；選舉不論才能，致使當選者缺乏識人辨才的能力，以致奸邪之徒趁勢而起。干寶的觀察敏銳而深刻，西晉朝政之誤導源于用人之失，這一判斷得到了千載之后王夫之的認同。王夫之認為，王朝用人最為關鍵，西晉雖然不存在曹魏苛政嚴法的弊端，然而朝廷取士不當以致佞人當道，任用佞人以致朋黨相爭，最終速亡。干寶討論用人之失，涉及到了道德標準缺失的弊病，這自然將觀察視角導向了朝廷對道德禮義的態度上。

朝廷拔擢人才不論道德，選才大多為邪佞之徒，士人也缺少謙讓廉恥之心，導致腐敗盛行，干寶不由悲嘆道“禮法刑政，于此大壞”。朝廷選舉不僅是選拔國家官僚，更是宣揚國家價值體系的途徑，還是施行“王化”的重要手段。借由選舉，中央王朝將統治意識形態宣之于民眾，引導民眾以道德禮義規范自身，從而達到教化的目的。漢代鹽鐵會議中，文學之士十分看重朝廷的價值導向：“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如果朝廷以道德引導人民，則民風厚樸；如若朝廷顯示出重利的態度，則民風澆薄。西晉選舉的不良傾向造成士人樂得投機而不屑堅守正道，崇尚空談而譏笑勤勉。由此，傳統價值體系開始崩潰，儒家所標舉的仁義禮智信等品德都被拋棄，引發的種種亂象動搖了國家的根本，晉室統治難以長久就是歷史的必然了。所以干寶認為晉末動亂表面看來是賈后干政、韓午擅權所致，實則是道德價值崩潰的結果。

西晉衰亡緣于用人之失，用人之失緣于選舉不當，選舉不當緣于王朝不尊禮義道德。有鑒于此，干寶將“治道”之本系于道德價值，提出了一個深邃的命題：“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百姓篤守禮義，不為邪僻之事，能夠為國死難而不求生害義，更談不上作亂。干寶進而以前代歷史為參照，從中得到了一個結論：“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雖然上古以來典章制度不同，但治世有恒一不變的法則，這就是“賴道德典刑”。以道德禮義治國，這是儒家一貫的說法，孔子言“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也主張行仁政。干寶的觀點雖看似傳統，卻有其獨到的認識。干寶認為百姓愛憎相異、利害不同，所以互相爭奪，這是恒常的規律。治世要以“大道”，不能與百姓相爭，不居功自傲，不侵占百姓之利，讓百姓體察到君主的好生之德，從而心悅誠服。如此，國家根本牢固，才可以長治久安。干寶以周代為例，歷數周室先王忠厚之德，褒獎其仁政之舉，以此論證治世以德的合理性。

《春秋》之旨在于“懲惡而勸善”，史家之責不僅在于忠實記錄歷史，更應對歷史作出評判。干寶《晉紀總論》所論的“治道”繼承了儒家傳統的政治思想，又融入了自己的見解，有助于矯正世風，樹立正確的價值體系。蕭統《文選》收錄此文，其標準乃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于《晉紀總論》而言，此評甚為精當，其中之“治道”正是干寶沉思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