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好詩很多，我最愛《豳風·東山》。愛它情思與藝術雙美，愛它溫柔又熱烈，愛它蘇醒讀者搖蕩讀者，就像春天打開花朵。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鸛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倉庚于飛，熠耀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對這首詩，《毛詩》小序保存了一種古老而嚴肅的解釋：“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我徂東山”“于今三年”的詩句，的確吻合周公三年東征的背景。但若說是大夫頌美，一言不及周公，只寫歸途的思念，卻也奇怪。不少清代學者因此推測作者乃周公麾下戰士，所寫只是一己的歸思，似乎合理多了。

讓我們先聽聽這位戰士的歌唱：我遠征東山，已經好久好久。我從東方歸來，蒙蒙細雨落在路上。從東方來的我，望著西歸的路途，心里泛起悲哀。終于可以縫一縫日常的衣服，不用再時刻準備作戰了。那些正在蜎蜎蠕動的，是桑葉上的青蟲吧。啊，是采集野蠶的時節了。妻子是不是也跟我一樣，此刻孤孤單單蜷縮著身子，睡在車下呢？我遠征東山，已經好久好久。我從東方歸來，蒙蒙細雨落在路上。我的家園，現在是什么樣子呢？栝樓的藤蔓一定爬上了屋檐，開始結果了吧？墻角陰暗處的蛜蝛小蟲，現在是不是在久不開門的房間中亂爬？而喜蛛子，把網結到了門上吧？家的周圍，一定野草瘋長，早已成了群鹿撒歡的地方，夜里，無數螢火蟲忽閃忽閃發著光。它荒涼可怕嗎？不，它只是讓我懷想。我遠征東山，已經好久好久。我從東方歸來，蒙蒙細雨落在路上。喜雨的鸛鳥正在小土丘上歡歌吧？而我的妻子，她會發出思念的嘆息。她應該已經聽到勝利的消息，收拾好了房間，堵上老鼠的洞穴，等待我的凱旋。圓圓的苦瓜，長在柴禾堆上。那是怎樣的苦？自從我離去，已經整整三年。我遠征東山，已經好久好久。我從東方歸來，蒙蒙細雨落在路上。想起我們結婚的那天，那天的陽光如此明亮，黃鶯飛過，熠熠生光。那天我騎著、帶著黃白相間、紅白相間的馬去迎親。我和我的馬也光芒四射。我看到你媽媽一邊給你系結佩巾，一邊嘮嘮叨叨叮嚀告誡，我看到了你的眼淚。那些新婚的時日那么美好！重逢日子，該是什么樣的呢？

《東山》的藝術手法高明極了，在整部《詩經》中實屬翹楚。戰爭勝利，劫后余生，終于可以回家與妻子團聚，這種喜悅何其巨大。而詩歌不直接寫勝利的歡呼，不寫重逢時的四目相對，而是以憂寫喜。“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四句回旋在四章的開頭，構造了一個永恒春雨的場景，將詩人阻滯在泥濘難行的歸途之上。家園明明遙遙在望，卻又欲歸不得，只能把千般思念打疊在萬種想象中。此刻思念有多深濃，那未來重逢的喜悅就有多巨大。詩歌的四章，首寫彼此的孤獨，次寫家園的荒涼，再次想象妻子的思念，最后通過回憶新婚而設想重逢。思緒流轉變化，前面如溪流江河，涓涓汩汩，歸向大海，最后卒章顯志，將期待中喜悅海洋的帷幕揭開，卻又立即戛然而止，給讀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間。這種藝術上的敏銳感、節制力和操控力實在是驚人。

王夫之曾經稱贊《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另外《小雅·出車》“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也是同樣的筆法。其實《采薇》與《出車》只是四句，遠不如《東山》盡通篇之力帶給人的震撼感。《東山》的細膩生動，可以為《詩經》之壓卷，堪稱第一流大手筆。雖然全是想象，但寫來歷歷如繪。反過來，這種細膩的筆致正反映了思念的濃摯。

詩歌的第三章的構思也特別巧妙，從前兩章直接寫自己想念妻子和家園，轉深一層，寫想象中妻子如何思念自己。這種寫法自然隱含著夫妻感情深厚的意思，這樣才能遞進到第四章寫重逢的期待。在想象所愛之人思念自己這一點上，《魏風·陟岵》采用了同一手法：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可惜《陟岵》筆法單調，論藝術性，遠遠不能比肩《東山》。而這一寫法，為后來詩歌開了無數法門。大家熟悉的杜甫《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構思顯然與《東山》同一機杼。當然，偉大的杜甫從來不會機械模仿，他設置了不知“憶長安”的小兒女作為陪襯，便為詩思增加了一層曲折，不能不讓人贊嘆。

日本有一位了不起的漢學家吉川幸次郎，他談中國文學，既宏大高明，又精微深刻，時時予人啟發。但在談到《詩經》時，卻說其“語言表現方面尚未成熟”（《中國文學史》第三章），這就令人不敢茍同了。至少《東山》詩是一篇在構思、結構、情景設置、語言表現力等各個方面都堪稱杰出的作品。哪怕僅此一篇，我們也不能說《詩經》“不成熟”“原始”，何況《詩經》的佳作遠非此一篇呢？

《東山》的好，不但在它藝術上高明，更在于它的感情樸素、真摯又熱烈。詩歌所寫，純然一片想象。想象中妻子辛勞而孤獨，她在苦苦思念丈夫，而丈夫也在回想新婚的歡愉，向往重逢的喜悅。夫妻之間，特別是丈夫對妻子，原來可以有如此深情，而這番深情的表達又坦蕩而自然，這些在后來的中國文學中都是很少見到的。

廢名先生在1949年夏天寫過一份《詩經講稿》，里面分析《東山》，說得特別好：“《東山》詩寫得那么好，一點沒有后來士大夫的惡劣氣息。”又說：“從漢以來詩里的空氣已不復有民間的樸素，而民間也沾染了士大夫的思想了。”什么是惡劣氣息，什么是士大夫思想？他舉了個《列女傳》中秋胡妻的故事為例。魯國人秋胡，娶妻五日即赴陳國為官。五年后返鄉，途中見一采桑美婦人，調戲之，遭婦人怒罵。返家后，發現所戲之女即自己的妻子。妻子羞憤難當，怒斥秋胡：“子束發修身，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裝，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并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于是投河而死。后代詩人傅玄、顏延之等紛紛以此故事為題材創作《秋胡行》。傅玄挺可愛，詩歌最后說：“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既贊頌秋胡妻，又覺得她死得不值。后來顏延之卻說：“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這就是在攛掇秋胡妻們：丈夫那么混蛋，你們趕緊死啊！所以廢名先生說：“我們試把這個故事同《東山》詩的詩情一比，便可知道什么是封建思想。封建思想是不要人有健康的生活，女子動不動是要‘死’的。那么平日所過的勤苦的生活不知為了什么了，真是可憐。”男性不講道德要受譴責，譴責的方式卻是讓女性自殺。這既是嚴苛的道德主義，潛意識里又是把女性視為男性的最貴重的所屬物，所以才以毀滅所屬物的方式來懲罰該男性。

顏延之在寫《秋胡行》的當下，大概會覺得自己持論甚正，已經無可非議了。他想象不到的是，偽道德主義者的底線是可以無限拔高，高到超過賢人烈女的上限的。明清之際有個賀貽孫，作為詩評家，一向被后世學者稱贊為有個性，一旦他議論起秋胡妻來，才讓我們明白，原來對己有個性與對人無人性是可以密合無間的。在詩話《詩筏》中，賀貽孫說：“秋胡妻至以妒死，可謂妒而愚矣。且其臨死數語，不責夫以薄倖，乃責以忘母不孝，遂成秋胡千古惡名，則而妒悍且狡矣。”這番話體現出我們文化中一貫的強者對弱者的道德主義。強者可以失德，可以恣意凌辱弱者，弱者哪怕毫無過錯，但只要譴責了強者，那就要采用誅心的方式，虛構出弱者內心的“惡”，進而將其打入無間地獄。所以賀貽孫最后總結說：“秋胡婦原不應入《列女傳》。”在他看來，有反抗傾向的女性，哪怕是自毀式的反抗，也需要被譴責。

越到后世，這種不健康的道德主義就越向民間滲透。京劇中有一出有名的《武家坡》，薛平貴投軍十八年之后，終于想起來回家找尋妻子王寶釧，他也算有情之人吧。但是薛平貴是什么心理，他有一段念白：“哎呀，且住。想我平貴離家一十八載，不知她節操如何，不免調戲她一番。她若貞潔，與她相會。她若失節，將她一刀兩斷，回轉西涼，也好見我那代戰公主也。”認與不認，唯在貞與不貞。明明是自己拋棄妻子十八年，在西涼國還有了一個“備胎”公主，卻依舊要求妻子是道德完人。這就是一百年前普通中國人的想法，也就是五四諸先生要極力批判的東西。

與這些腐朽的思想比，《東山》中的愛與思念是如何干凈，其表達又是如何自然，而毫無遮遮掩掩。再想一想后世詩歌，詩人們喜歡在妻子去世以后寫悼亡詩來塑造自己深情款款的形象，可是他們卻總是吝嗇向身邊的妻子吐露愛意，是限于禮法，還是本來無情？詩人們還喜歡寫思婦、怨婦的題材來表達對君王的忠愛，詩作中代女性感傷，往往只是自憐與自戀的投射。“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寫得真美，但巫山神女、清溪小姑，她們的人生除了等待男性，就再無別的價值與樂趣了嗎？讀熟《東山》這樣情感健康的作品，才有可能辨別和祛除后代文學中的毒素。

當然，人格比較健全的后代詩人還是有的，雖然不那么多。所以，偶爾我們也能看到思念妻子、贊美妻子的好詩。除了前面提到的杜甫《月夜》，再比如潘岳的《內顧詩》二首。其二寫得最好：

獨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

綿邈寄絕域，眷戀想平素。

爾情既來追，我心亦還顧。

形體隔不達，精爽交中路。

不見山上松，隆冬不易故。

不見陵澗柏，歲寒守一度。

無謂希見疏，在遠分彌固。

詩人寫自己夢見妻子，是妻子也在思念自己，于是精魂追來入夢的結果。這也是對《東山》詩的繼承和發展。這里還想舉另外一個例子，它寫的不是思念，而是相濡以沫的日常生活的辛酸與苦樂，似乎比潘岳、杜甫還要動人許多，它就是清初詩人吳嘉紀的《內人生日》：

潦倒丘園二十秋，

親炊葵藿慰余愁。

絕無暇日臨青鏡，

頻過兇年到白頭。

海氣荒涼門有燕，

溪光搖蕩屋如舟。

不能沽酒持相祝，

依舊歸來向爾謀。

陶侃的媽媽、蘇軾的妻子，變戲法一般為困窘的兒子、丈夫準備好酒食，是中國文學中有名的典故。吳嘉紀于此更進一層，要為妻子過生日了，“不能沽酒持相祝，依舊歸來向爾謀”，是對妻子的贊美，是帶著愧疚地自我嘲弄。這在整個古典文學中，都是不多見的。

至于在光天白日之下坦坦蕩蕩歌唱愛與恨的交織，歌唱對愛情消逝的不舍，那就只能到現代作品中找尋了。比如戴望舒《過舊居》，比如周云蓬《不會說話的愛情》，我想，他們是《東山》的現代遺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