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在地安門內的雁翅樓搞北京中軸線和“舊書新知”的講座，鄰近的幾條胡同也就順帶著多走了幾趟：油漆作胡同、米糧庫胡同、慈慧殿胡同、黃化門胡同……從黃化門胡同進西口往東行，不禁想起了約三十年前，隨大個子鄭爾康（鄭振鐸公子）串胡同聽他講的事。上世紀50年代文化部的宿舍就在胡同中間路北，他記得最清楚的是爸爸的書房，老木頭的書架子高近屋頂，書架前一小梯供登上取書。文物局的幾位老人如謝辰生、羅哲文等都在這院。鄭振鐸的大書架，前些年已送往他家鄉福建長樂的紀念館了，讓北京愛書人少了一點兒念想。

我們再往東走，東板橋、酒醋局，再往前就臨近東黃城根了，知道康熙時的大文士朱彝尊的賜居就在這一區域的，但一時竟尋不到，地面上似乎也沒有什么標示。黃化門（當年叫黃瓦門，從地安門東、西的皇城墻護衛著地安門內大街，往南直抵景山后街一線，曾筑有紅墻黃瓦的皇城墻，墻上開豁口通胡同，則曰黃瓦門）地段北邊是地安門往東、西延出的舊皇城之北墻，東邊是舊皇城的東墻，玉河南流的水道都攬在東皇城墻內，即嵩祝寺、騎河樓、東安門這一拉溜。得賜居（皇上安排的住所）黃瓦門內，這絕不簡單。康熙二十年（1681年）前后，朱彝尊任《明史》纂修官，記皇上起居注，入直乾清門里的南書房……那是他仕途上的高光時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遷居至宣武門外香爐營頭條至五條南側的海波寺（后稱海北寺、海柏寺，諧音耳）靜心著書，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刻書《日下舊聞》出版。

海波寺的住處叫“古藤書屋”，朱彝尊在自作詩《騰笑集》的序中稱這里“庭有藤二本，檉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是讀書人最愜意的樣子。他在書屋的后面建一涼亭，因為后來他在家鄉建的“曝書亭”聞名于世，官家和民間也往往移名于古藤書屋，干脆也把這涼亭統稱曝書亭。

在黃化門找不到朱彝尊的舊跡，我后來也曾到宣武門外香爐營一帶去尋找。香爐營頭條還在，但它南邊的二條……五條沒有了；香爐營東巷還在，但它的西巷（那里曾有毛澤東的老師和朋友黎錦熙的家）沒有了。香爐營地段南邊曾有著名的永光寺（民國聞人夏仁虎居所，他是大家都知道的林海音的岳父）僅剩下一個永光東街的地名了。從香爐營頭條到永光東街這一大塊地域內，巍巍然匍匐著一個巨大的樓盤，康熙時期的什么海波寺啊，古藤書屋啊，都被環繞在這個樓盤的心臟部位，外有森嚴的保安阻擋，內有紅色的建筑圍擋隔絕，你是斷斷到不得其近稍稍一睹的！我不禁動念，如果打算借著古藤書屋的舊址，開一個全國性的朱彝尊研討會，大房產商能夠“網開一面”嗎？

他經手編的書為《日下舊聞》：日下，即日頭之下、天子腳下，是京師之地域；舊聞，往昔之聞見，見之于歷史記錄、舊書典籍。朱彝尊是具有這個條件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家下旨在各地征求版本、始編《四庫全書》時，乾隆就點名說“昆山徐氏之傳是樓，常熟錢氏之述古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寧波范氏之天一閣”，皆天下藏書最富之家。有人記錄古藤書屋時期朱氏藏書三萬余冊，等他歸鄉曝書亭則坐擁書城八萬冊。如此豐贍的藏儲，是他輯錄“舊聞”的信息基礎、物質條件。還需要人的氣質類型、智力條件。與朱彝尊同在翰墨院任職的大學者高士奇為《日下舊聞》寫序，稱贊道：“竹垞博極群書，晝則歷郊野，摩碑碣，問父老……夕則篝燈散佚，馳騁古今……故其書大無不該，細無不析”，留下這么高的評價。

有研究北京古籍的學者稱：高士奇倒是有編著《日下舊聞》這類綜合性大書的雄心與能力，但是他整日價隨侍皇帝左右，無數次地轎過金鰲玉蝀橋，他寫《金鰲退食筆記》詳記宮廷建筑、苑中景物足堪良任，但讓他寫郊坰、京畿，他是無論如何不能了。同時代人顧炎武，學問也相當了得，他拒不受康熙之招撫，不仕新朝，所以難得入禁宮一窺真貌，他寫出了《昌平山水記》和《京東考古錄》是他一步步踏訪所得彌足珍貴，然而他也不能成就《日下舊聞》這樣的綜合巨構。歷史就是這樣，朱彝尊學問上有能力，資料上有儲備，又具有窮根究底、艱難考察的頑韌，所以《日下舊聞》只能由他出，而不是別個之手。

《日下舊聞》大體上是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刊成面世的。書成之后，在讀書人中形成了相當規模的漣漪效應，從皇帝佬兒到眾臣百官，遇須查詢即在《日下舊聞》中尋找比勘，幾成讀書人的時尚。這種情況豈能想當然漫說？請看我舉一例。

故事是在《日下舊聞》面世的三百多年之后——2014年12月，北京的保利國際拍賣公司拍出了一件驚世巨跡，清弘歷帝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御書《北海白塔山記》：應該是計有《白塔山總記》《塔山東面記》《塔山南面記》《塔山西面記》《塔山北面記》五卷的，原存北海白塔山永安寺內，在后來的變亂中散入社會。時光流逝了二百多年，2001年中國嘉德一次拍賣會上，某藏家購得了《塔山西面記》，2004年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他又購入《白塔山總記》，之后又在歐洲、日本買《南面記》、《北面記》（五卷手跡中尚缺《東面記》），結果這次在保利拍出1.1億元的天價！

難道拍《北海白塔山記》與《日下舊聞》有關系嗎？

有！

請看：

在《北海白塔山總記》中，乾隆說：“山四面皆有景”，“昔《春明夢馀錄》《日下舊聞》所載”。

《塔山東面記》中寫，“四面之景始畢成”，“視《春明夢馀錄》《日下舊聞》所載有過之無不及矣”。

《南面記》中則留下了“考《日下舊聞》，山頂為廣寒殿”的記錄。

說明了什么？

《日下舊聞》印出在1688年，乾隆寫《白塔山記》在1773年。即使書出在自己爺爺的輩兒上，即使準確算起來那已是85年前的出版物了，然而我們可以想見，《日下舊聞》仍是宮廷架幾上的必置書，皇上每每尋索、查校的必讀書。有人翻檢過乾隆的詩集，說他寫詩作注時，提起《日下舊聞》來是常見事。

但是，也可以這么說：當乾隆一再拿《日下舊聞》引用的時候，他心里也正糾結著呢。為什么？他1736年登基，二三十年后趁著國力強盛在京城內外到處大興土木，豎碣立碑刻詩題詞，他只憾自己的文采不得錄入史籍啊。于是1773年——也即是他寫《北海白塔山記》那一年，下諭開設《四庫全書》修纂，對《日下舊聞》加了一個“考”字的“欽定”工程，由于敏中、英廉、劉墉、和珅等一眾高官領銜宣布開工。大約十年辛苦經營，乾隆五十年（1785年）《日下舊聞考》印成，這一回乾隆自己的詩文盡得登入啦。

1981年10月，《日下舊聞考》以“五色斑斕”的點讀本（見5月17日）排校出版，堪稱是這部書面世二百年來一大蝶變。后來各種印本次第推出，一種說法逐漸為普遍接受：《日下舊聞》四十二卷，《日下舊聞考》一百六十卷，后是前的近四倍，后者自是大而全，“前浪”不屑看了。是這樣的嗎？在北京，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都有《日下舊聞》的康熙本，借起來讀，終歸不方便。2015年上海博古齋拍賣公司的秋拍上，“上海市圖書館”一部作“交換”用的“註銷本”上拍，我把它買了回來，次年春，我拿著這部書去見當年主持《日下舊聞考》出版的原北京古籍出版社的總編輯趙洛先生。“說《日下舊聞考》出，《日下舊聞》則不值得出，未細究，想當然耳。”“咱社的資源庫中，有乾隆版的《考》，無康熙版的《日下舊聞》啊。”“即使有《日下舊聞》一下子找瞿兌之、左笑鴻、于杰那樣的標點者，也不容易！”這是趙老交談的主要意思，他主張：《北京古籍叢書》是個大筐，其內的收儲，不厭其多，只恐其少。有機會把《日下舊聞》也付之新印是件大好事情。趙老已經逝世五年了。我們期待著這一愿望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