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問答是漢賦結構全文的主要方式，其中主人與客人的名字又往往帶有明顯的虛擬意味，比如司馬相如《子虛賦》中的主客雙方就是子虛先生、烏有先生和亡是公。文學作品中的人物采用化名是極為常見的現象，而化名中往往包含了隱喻，寄托了作者的創作思想。羅敷是漢樂府《陌上桑》中的人物，《漢語大詞典》對“羅敷”的解釋是“古代美女名”。其實羅敷和子虛、烏有一樣，也是一個虛擬的化名。而且羅敷這個名字所蘊含的隱喻意味，作者在羅敷這個名字上所寄托的創作思想，對于理解《陌上桑》的主題至為重要。

關于《陌上桑》的主題，傳統的說法是《陌上桑》敘述了一個使君調戲采桑女子而遭到嚴詞拒絕的故事，《陌上桑》贊美了女主人公的堅貞和智慧，暴露了使君的丑惡和愚蠢。其實使君對羅敷并沒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他所做的不過是“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將使君的行為和行人、少年、耕者、鋤者相比，頂多算是五十步笑百步。“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有人將這兩句解釋為耕者、鋤者歸來彼此抱怨，因為觀看羅敷而耽誤了勞作。但清代的陳祚明在《采菽堂古詩選》中卻說：“緣觀羅敷，故怨怒妻妾之陋。”“來歸相怨怒”說的不止耕者和鋤者，也包括“下擔捋髭須”的行人和“脫帽著帩頭”的少年。非禮勿視，現實生活中盯著女人觀看已屬無禮行為，回家后再“怨怒妻妾之陋”不更惡劣更無恥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嗎？

《陌上桑》有很多失實之處，比如羅敷的身份，她既然是一個采桑女，為什么衣著打扮如此華貴無比？按照羅敷的自述，她的丈夫“四十專城居”，夫君身份如此顯赫，怎么會一個人跑到野外采桑呢？夫君身份如此顯赫，自己一個人跑到野外采桑，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讓人不可思議了，可偏偏又遇到了一個使君對她說了那么多瘋話，現實生活中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嗎？對于《陌上桑》的失實之處，談遷的《北游錄·紀詠上》之《陌上桑》序中說得比較具體詳細，他說：“‘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夫采桑，何飾也？‘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夫自明，何冶也？‘東方千余騎，夫婿居上頭’，又‘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貴寵若是，何采桑也？‘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余’，以耦夫婿，年相倍矣。”

《陌上桑》產生于大賦風行的漢代，如果將其放在漢大賦里面，詩中的不實之處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釋了。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云：“古人賦多假設之詞，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后之作者實祖此意……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幸者，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漢賦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韻散間雜外，詭異之辭、譎怪之談是賦中常見筆法。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一謂：“蒙叟《逍遙》，屈子《遠游》，曠蕩虛無，絕去筆墨畦徑，百代詩賦源流，實兆端此。”劉熙載《藝概·賦概》也說：“相如一切文，皆善于駕虛行危。其賦既會造出奇怪，又會撇入窅冥，所謂‘似不從人間來者’，此也。至范山模水，猶其末事。”總而言之，夸張失實，乃賦家本色，不必一一落到實處。

《陌上桑》的主旨是鋪陳羅敷的美貌。羅敷雖然是一個采桑女，作者卻讓她穿戴華貴無比。“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羅敷的采桑工具也不實用。詩寫行者、耕者、鋤者、少年等等見到羅敷的反應，是從側面烘托羅敷之美。為了夸大羅敷的美貌，詩中甚至說“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也到了不顧生活實際的程度。和行者、耕者、鋤者、少年所起的作用一樣，使君調戲羅敷也不過是從側面進一步烘托羅敷的美麗。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羅敷這樣衣著鮮明的采桑女，作為采桑女的羅敷也斷不會有一個“四十專城居”的丈夫，很顯然羅敷的丈夫只是一個子虛烏有的人物。但正是這個子虛烏有的丈夫從側面再次烘托，才將羅敷的美麗進一步推向了一個無以復加的高度。

漢大賦的特色是鋪張，追求一浪高過一浪的效果。《子虛賦》以子虛先生鋪排和夸耀楚國的云夢開始，烏有先生則通過夸飾齊國的渤澥、孟諸，在氣勢上壓倒了楚國。亡是公又后來居上，以天子上林的巨麗，天子狩獵的壯觀，在氣勢上壓倒了齊楚。《陌上桑》采取了類似的手法。《陌上桑》三段，每一段都圍繞羅敷之美進行夸飾，而且一段比一段夸張，一段比一段恢廓，夸飾的手法真可謂花樣百出，不斷翻新，愈翻愈奇。漢大賦普遍采用主客問答的方式，問答體長期被視作賦體作品特有的結構形式。《陌上桑》也采取了問答形式，“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故事情節就在一問一答中展開了。漢賦憑虛，除了在內容上夸大其詞，在人物的命名上也多假托。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假托子虛、烏有和亡是公，張衡的《二京賦》托名憑虛公子和安處先生，班固的《兩都賦》虛擬了東都主人和西都賓，《陌上桑》則假托羅敷、使君問答。羅敷這個名字寄托和傳達了作者的創作思想。羅，列也；敷，布也。漢代人劉熙在其《釋名·釋典藝》中謂“敷布其義謂之賦”。可見，羅敷這個名字不但和子虛、烏有一樣，也是一個虛擬的化名，而且蘊含著隱喻的意味。

作者通過羅敷這個名字巧妙地告訴我們，《陌上桑》雖然有著詩的外表，實則是一篇賦。馬積高在《賦史》中提出了“詩體賦”這一概念，他舉了屈原的《天問》、荀況《賦篇》中的《佹詩》、《戰國策·楚策四》記載的《遺春申君賦》等為例。《西京雜記》卷四：“梁孝王游于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為賦。”其中著錄了枚乘的《柳賦》、公孫乘的《月賦》、路喬如的《鶴賦》、羊勝的《屏風賦》、公孫詭的《文鹿賦》、鄒陽的《酒賦》《幾賦》等等，這些作品多采用《詩經》的四言句式。屈原的作品，有韻文，也有散文，《漢書·藝文志》概稱之為“屈原賦二十五篇”。屈原的《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這些作品，我們現在稱之為“詩”的，漢代人卻稱它們為“賦”。《離騷》《九歌》《天問》《九章》是詩體賦，忘憂館游士七賦也是詩體賦。《陌上桑》不但是詩體賦，而且是用詩的形式寫成的漢大賦。

褚斌杰先生將漢賦分為騷體賦、散體大賦和抒情言志小賦三種形式，散體大賦即漢大賦。在流行的古代文學史中，散體賦一般被描述為一種韻散結合的形式，一種含有詩、騷、散文等文體因素的綜合性文體。然而顧名思義，散體賦應該是用散文的句式寫成的賦。漢大賦韻散結合，嚴格來說既不是散體賦，也不是詩體賦。賦是一種表現手法，通常以鋪彩摛文、體物寫志為主要特征。鋪彩摛文、體物寫志既可以用韻文，也可以用散文。只是就創作實際而言，歷代賦家更喜歡韻散結合的寫法，并且相沿成習，成了傳統。但也由此造成了一種假象，讓人誤以為“賦之為體，非詩非文，亦詩亦文”。

《漢書·藝文志》將漢樂府民歌的特點概括為“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受此影響，《陌上桑》往往被視作是活生生的現實。但既然是活生生的現實，就不應該有那么多的不實之處。其實作者已經通過羅敷這個名字告訴我們《陌上桑》是一篇賦，而且它的寫法和結構也表明《陌上桑》是用詩的形式寫成的漢大賦。漢大賦專事鋪張，竭力鋪陳，過分排場，因難見巧，逞才斗奇，漢大賦的這種書寫方式極具娛樂色彩。《陌上桑》圍繞羅敷的美麗鋪彩摛文，展現了作者夸飾的本領。《陌上桑》屬于俳諧之文，不宜將其納入美刺詩學系統進行過度闡釋。

（作者：周葦風，系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