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在唐詩學大家陳伯海先生指導下，上海師范大學唐詩學研究中心諸學人完成《唐詩學書系》八種十七卷。此后，該中心又將唐詩學研究拓展到環漢語文化圈的日本、朝鮮半島和越南。該中心主任、東亞唐詩學研究會會長查清華教授為代表的學術團隊，遂全力投身于東亞唐詩學文獻的譯校整理，并于去年在大象出版社刊行《東亞唐詩選本叢刊》（第一輯）十冊。

該叢刊收入日本江戶和明治時期儒學者與詩人評釋的唐詩選本十二種，計有《三體詩備考大成》《唐詩集注》《唐詩解頤》《唐詩選夷考》《唐詩兒訓》《唐詩絕句解》《唐詩通解》《通俗唐詩解》《唐詩句解》《唐詩選講釋》《三體詩評釋》《唐詩正聲箋注》，除六種是對我國宋、明兩代選學家周弼、高棅、李攀龍等原作解讀外，其余均為日本學者對唐詩的選注批點，從內容來看多為唐詩的普及類讀物。

這些選本的編選內容與解釋方法，對傳統“漢學(かんがく)”（一般指中國古代學問，有時專指儒學）的治學方式有所借鑒，又具備日式詩學研究的特性：對所選各家作品揀汰，盡量將名作錄入；正文有夾注、眉批、尾注，字號分大小，還有分隔符；正文一般以漢語注解，有時則在漢文旁加日文訓解，或引用日文俳句、短歌與所評之詩互證；在解釋漢文官職、風俗、名物等專有詞語時，盡量尋求與日本相近者予以類比。從其編寫體例來看，于我國傳統詩歌評點有所采納，尤其對明末清初評點家金圣嘆的《選批唐才子詩》《杜詩解》闡釋方式多有借鏡，甚至葛西因是在《通俗唐詩解》中還沿襲了金氏的部分評語。

上述選本對唐詩美學寓意的釋讀，與日本江戶和明治時期的政治文化情狀、詩歌創作環境和對外來文化的接納態勢相關。從歷史分期而言，江戶與明治時期雖然相連，但前者屬于日本史的“近世(きんせい)”，而后者屬于“近代(きんだい)”，政治狀況與學術背景迥異：江戶時期承續前代的幕藩體制，實行軍人統治，禁教閉關鎖國，曾釀成“元和大殉教”慘案，其初期固守“漢學”（朱子學、陽明學與古學），其中以林羅山為代表的朱子學為顯學，在元祿、天保年間呈全盛之勢，其實此前已有“蘭學(らんがく)”（亦即廣義西學）涌入，社會的思想開放已不可遏止；明治時期經過王政復古大號令及戊辰戰爭，擁戴朝廷的諸藩成立新政府，派人到西歐考察，引入其各種制度，廢藩置縣，創辦“私學(しがく)”，設立議會，制定憲法，培植產業，從而加速日本近代化步伐，其中福澤諭吉倡導西學的思想啟蒙影響至深，而本居宣長基于對和歌與《源氏物語》的分析，提出“物の哀れ(もののあわれ)”論，以主情唯美抗衡儒家的道德唯善，開啟了近代日本文論的新途。由此可見，從江戶時期到明治時期，日本國內的思想已從恪守傳統漸次到接納異聲，從對“漢學”的執迷轉而倡導“國學(こ くがく)”（指日本本土學術），而對唐詩的誦讀接受、詮釋解析就在這一背景下得以推進，同時與中國同一時期文學觀念的遞嬗相呼應。

日本江戶和明治時期，對應中國的明后期至清末。這一時期的中國，性靈詩學勃興，這與明中期以來陽明心學對程朱理學的反動、對人性的高揚相關，因此詩學中力倡才性，盡顯情趣，對前后七子以格調為基準、一味仿古、師心自用拒斥，更好地適應了其時市民求俗求新的心理。當然七子們以格調論詩的同時，亦不輕忽才情之重要，只不過或以抑才生格相召，或以借情生格標榜，對情格的畸輕畸重，導致其內部詩學觀分野，也刺激詩學探討的深入。即使進入清代，雖然相繼產生四大詩派，其他詩論林立，但對格情的處理仍未統一，因為征圣宗經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文學揮之不去的情結。就唐詩選學而言，這一時期發展勢頭亦猛：大型詩選《唐詩品匯》遍及士林，強固了七子“盛唐為法”的觀念；適應不同目的的唐詩選本迭興不歇，揭示了唐詩的多維價值；《全唐詩》的編撰出版，為各類選本的產生提供了便利；《唐詩三百首》的發行，促成民間讀寫唐詩的熱情。凡此種種，自然影響到周邊國家特別是日本對唐詩的甄選及解讀。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比鄰而居，很早就有政治經濟文化往來。即以文字文學而言，日本早期有語言而無文字，漢字傳入后借以為記音符號，其古代經典《古事記》《風土記》《日本書紀》《懷風藻》等或和漢文混用，或用古漢語，或用變體漢文。假名通行之后，漢字仍未退出日文文字體系，且多表示實質概念，假名則多用于附屬詞或起句法功能。由于中日文字文化長久的血通肉連，故中國文學的形態、觀念和方法，自然為日本人所用，像日本的和歌（變體為“狂歌”）、俳句（雜俳“川柳”）、物語（后為私小說）、日記、隨筆和浮世草子等，都帶有中國類似文體的胎痕。而自中國傳入的禪學思想，則體現在日本人的坐臥行立之中，并貫通其清寂隱逸文學之中，這在松尾芭蕉、與謝蕪村、小林一茶等人的俳句中得到集中體現。這一切，都會對《東亞唐詩選本叢刊》（第一輯）所收部分文獻有潛在影響。

本刊所輯選本，序跋、凡例、注釋、圈點、批注一應俱全，這是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的慣例，自不待言，而到了江戶與明治時期，人們對唐詩的接受，已從奈良與平安時期以白居易為中心、鐮倉與室町時代以杜甫為中心，轉向多元化視角，注意將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詩人納入，同時受到同時期中國前七子“詩必盛唐”觀念影響，故對高棅、李攀龍所編詩選較為注目，由此可見中國詩學思想對日本唐詩學的影響。姑且以《東亞唐詩選本叢刊》（第一輯）所收錄的南宋周弼選編、熊谷立閑集注《三體詩備考大成》為例，以見江戶時期日本學者的唐詩闡釋方法。

《三體詩》依體裁分類編排，只選七絕、七律和五律，在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注本有元釋圓至注、清高士奇補注，從現存已知的六百種唐詩選本來看，不算最知名者。但是，這一選本向來為日本人所重，在室町時代就被禪僧們反復講讀、注釋，形成一個龐大的“抄物”文獻體系，最著名者如五山禪僧月舟壽桂（號幻云）曾對此書的絕句部分集注，編成《三體詩幻云抄》，后來引發大量研習者，其中熊谷立閑《三體詩備考大成》、森川許六《和訓三體詩》與野口寧齋《三體詩評釋》等，均為日本著名注本。為何這一選本備受日本學者重視？ 揆其根源，恐怕與其所錄詩體有關：從唐詩創作體量來看，七絕、七律和五律為數最多，佳作亦最多；從中日唐詩接受史來看，后人對唐詩體的習作也以這三種為眾。因此，以之為對象反復釋讀，最便于初學者，也可以此為基，觸類旁通其他詩體。《三體詩備考大成》的解釋者，除在“備考”中對正文詳細注釋外，還對元釋圓至注、裴庾增注詳細注解，并廣泛征引中日學者的不同見解。所有這些內容，形成一個多維交織的闡釋網絡，促使讀者達到對原作的真切理解。由此可見日本學人的治學風格：執著于事物具體細部，善于從其特殊性入手，一點點聚攏包抄，最后達到對整體的理解，這與中國古人對文學作品，從大處著眼，重于整體把握，憑借感受宏觀描述不同。當然，日本人治學深受“漢學”注經方法影響，有時難免細瑣繁冗、重事忘義，給人以只見樹木、難窺森林之憾。

總之，《東亞唐詩選本叢刊》（第一輯）將日本江戶、明治時期部分有代表性的唐詩選本校點發行，既讓我們感受日本學者精細嚴謹的考釋作風，又能從中汲取其“既照隅隙，又觀衢路”的詩學方法，這對中國唐詩學的發展自然有啟迪作用。當然，中國大陸目前對東亞唐詩學的研究，尚處于清理龐大家底的初級階段，往后隨著史料的不斷發掘歸納、專題研究的逐漸深入，終將整合出思想自洽的東亞唐詩學理論體系，這不僅可為我們提供獨特的異域理論視角，也能促成中國與周邊國家詩學思想的雙向滲透，從而讓我們民族詩學理論參與世界詩學理論建設。

《詩經》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眾多唐詩選本數百年前跨越茫茫海洋，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心田，積淀了豐厚的異域文化內涵。而今中國學者細拂歷史的積塵，恢復其當初的明艷多采，這怎能不令國人忻悅稱快？

（作者單位：湖北師范大學）